鄧小平訪美經歷了多少曲折

導語：

回顧歷史，鄧小平對美國9天時間的訪問，不僅令中美關係走進了一個全新的時期，也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鄧小平訪美期間，中美雙方賓主盡歡，輕鬆愉悅，但在背後，兩國曾為建交走過了一段漫長而荊棘叢生的道路。這段往事，使得鄧小平走上美利堅國土的那九天，顯得更加來之不易。

1978年秋天，出訪朝鮮回來的路上，鄧小平來到東北三省視察工作。當聽取了遼寧省委和本溪市委的領導彙報後，鄧小平說：「我知道，你們還是比較好的。在國內你們不錯，在國外與發達國家比，你們還是落後的。」

鄧小平之所以這樣說，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要承認落後」

1978年初，剛剛走出極左思潮的中國將汲取外國經驗列入了議事日程，這年2月，國務院提出「有計劃地組織幹部到國外去考察」的要求。很快，三個中央級的考察團被派往西歐、東歐和港澳。

趕赴西歐的代表團由谷牧率領，他們分別前往法國、西德、瑞士、比利時、丹麥五國。在那裡，他們受到的衝擊可以用「震撼」來形容：

聯邦德國萊茵威斯特伐利亞電力公司的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職工。而在國內，產同樣多的煤需要8萬人。

瑞士伯爾尼公司的一個水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12人。江西江口水電站裝機2.6萬千瓦，要用298人。

法國馬賽的索爾梅爾鋼鐵廠年產350萬噸，有7000職工。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有6.7萬名職工。

回國後，谷牧向中央彙報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作，對社會矛盾的處理手段，「已不是我們從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上獲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鄧小平對中國的落後顯然心裡有數，早在1977年，鄧小平在會見來京參加國慶活動的代表時指出：「我們要承認落後，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國人談話都是講這些話，有些外國朋友覺得驚奇，這有什麼驚奇？承認落後就有希望，道理很簡單，起碼有個好的願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針、政策和辦法來干。」

1978年10月鄧小平說：「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麼面貌。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還說：「現在使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

鄧小平主張客觀地認識那些過去曾被長期否定的東西。1978年，遼寧省一本為兒童編寫的英語教科書中，描寫了「一個住在倫敦的可憐的英國女孩」的生活，把現在的英國依舊描寫成像狄更斯時代那樣貧窮。鄧小平得知後立刻批示說：「此類材料，在英國會成為笑話。這是編者和出版社對外國無知的反映。請教育部調查一下，採取辦法加以改正。」

當然，最好的了解外界的辦法，莫過於親自去走一走。1978年12月14日，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奉命緊急會見鄧小平，代表美方向中國提出了兩個建議：一個是約定雙方於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晚9時同時宣布建交公報；另一個是建議鄧小平於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開始訪問美國。鄧小平表示贊成，並且選擇了美方提供的方案中最早的那個時間：1979年1月29日。

其實早前的11月29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客人時已經表示，「我現在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到華盛頓去，不曉得能否實現。美國人總是說，你為什麼不到華盛頓去？那裡有台灣的大使館，我怎麼能去呢？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了，中國領導人就可以去了。」

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坐標系中意味著什麼？

1979年1月24日，鄧小平在訪美前夕會見美國客人時，曾闡明中美關係正常化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他說：「我們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點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利的。」

曾陪同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李慎之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鄧小平如此重視美國是因為他認為，要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沒有用。」

未竟之路

事實上，中美建交，也許本該更早完成。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並與中國簽署了中美上海公報，這意味著中美兩國結束了22年隔絕的狀態。

對蘇聯威脅的抵禦，是兩國走到一起的原因。不過，儘管開了一個不錯的頭，中美關係後來的道路又不太平坦。一開始，中美兩國一度將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美建交的時間表，鎖定在尼克松總統競選連任以後，但是1974年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下台，繼任的福特在再一次加強了美台關係，但卻加劇了中美的爭執——台灣問題，一向是兩國分歧的焦點所在。

1975年5月6日，福特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再次保證，他將信守對「盟國」承擔的義務，並特意提到台灣。他說:「對台灣的義務———包括規定美國有義務保衛這個島嶼的安全條約———是有利於維護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這番表態令台灣當局深感欣慰。

1975年12月1日，美國總統福特來到北京，鄧小平與他進行了三次會談。鄧小平堅持美方對台灣「斷交、撤軍、廢約」三個原則，但福特只是期待中國承諾不用武力解決問題，強調：「我們期待著你們政府和台灣之間的問題的任何解決將會通過和平方式。」

儘管分歧很大，鄧小平依然認為中美高層接觸是必要的，他對福特說：「我們兩國社會制度不同，理所當然地有許多分歧，但這不排除尋求共同點，不排除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尋求發展兩國關係的途徑。雙方可深入地交換意見。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沒有關係。」

不難發現，雖然此時的鄧小平沒有說出口，但他處理問題的邏輯，已經很明確地排除了「意識形態」這個因素，正如1981年初，鄧小平就對來訪的美國人所說的：「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