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相錄：《元氏長慶集》版本源流考

《元氏長慶集》版本源流考

周相錄

本文原載《文獻》2008年第1期

內容摘要：元稹《元氏長慶集》一百卷，至宋已淹沒不傳。建安劉麟父子收拾於散佚之餘，輯成六十卷，於宣和甲辰鏤版行世。此後元集分為兩大系統：浙本系統與蜀本系統。現存殘宋蜀本、盧抱經所見宋刻全本，構成蜀本系統；現存殘宋浙本、明楊循吉影鈔本正德華堅活字本、嘉靖董氏刻本、萬曆馬元調刻本等構成浙本系統。浙本系統的本子現有完本存世，蜀本系統的本子僅存二十四卷余。今人所謂二十四卷余殘宋本為北宋建安劉麟本之南宋重刊本的判斷，實際上應是一種較嚴重的誤判。理清元集的版本傳承，糾正在這一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認識，對元集的整理與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元氏長慶集》；版本；蜀本系統；浙本系統

白居易作元稹墓誌，稱元氏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新唐書·藝文志》又載元氏《小集》十卷。二書原本俱闕而不傳，《小集》是否從大集錄出，亦不得而知。唐人別集，唐時俱無刻本問世，元集之最早刊刻本，是北宋宣和甲辰（1124）建安劉麟（應禮）募工刊行的，其序云：「元微之有盛名於元和、長慶間……其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亦不顯，唯嗜書者時時傳錄，不亦甚可惜乎？仆之先子尤愛其文，嘗手自抄寫，曉夕玩味，稱嘆不已，蓋惜其文之工而傳之不久且遠也。乃者因閱手澤，悲不自勝，謹募工刊行，庶幾元氏之文因先子復傳於世……宣和甲辰仲夏晦日序。」[1]可見宋時所傳元集是由劉麟之父輯錄而由劉麟募工刊行的。

北宋宣和六年（甲辰）梓行之建安劉氏本，世稱閩本或建本，為後世所有元集之祖本，南宋時之蜀本、浙本俱從中出。宋蜀本宋代之後似無翻雕者，比較罕見，且至遲至清末已不見全本存世。傅沅叔《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元集殘本，十卷，慈溪李氏所藏，存卷五十一至六十，凡十卷。憶戊申、己酉間，述古堂書賈於瑞臣得唐人集數種于山，東詭秘不以示人。余多方詗尋，乃得一見……《元微之集》十六卷，自一至六，又末十卷，即此冊也。」此蜀本元集又有二十四卷殘本。傅沅叔《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云：「《元微之文集》六十卷（唐元稹撰，存卷一至十四、五十一至六十，計二十四卷），宋蜀中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欄，板心題『微之幾』或『元之』，或『元幾』不一。首有宣和甲辰建安劉麟應禮序，鈐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大朱印，又『劉體仁印』、『公恿』、『潁川鎦考功藏書印』三印。」傅氏明謂殘二十四卷本為「宋蜀中刊本」，但不知何故，張元濟謂傅氏所見為「殘宋建本」。《四部叢刊》影印明董氏本《元氏長慶集》附張元濟跋云：「戊午之秋，江安傅沅叔同年得見殘宋建本《元微之文集》卷一之十四、卷五十一之六十，凡二十四卷，劉序、目錄並存。知全書六十卷，與是本合，惟編次微異（卷五之八並為樂府詩，即是本二十三之二十六四卷，是本卷五之二十二則遞後為卷九之二十六），目錄亦詳略互見，已出宋人改編，非微之十體原第。此多集外文章，源出越本，更在建本後矣。原書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翰林國史院長方朱記，蓋元代官書也。」宋蜀本前十四卷，王國維亦曾寓目，並斷之為北宋劉氏建本之南宋重刊本：「宋刊本避諱至『惇』字止，乃光宗後刊本，而此序『先子』諸字上皆空二格，蓋即重刊劉應禮本也。觀其字體，亦建安書肆所刊。……建本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惜僅存前十四卷耳。」（一九一九年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茭門別墅刻本，手跋於卷末）張氏所謂「殘宋建本」，傅氏既已斷為宋蜀本，且與今存殘蜀本行款格式、作品編次、藏書印等無一不符，其為宋蜀本無疑。實際上，宋蜀本很可能是陳振孫所謂蜀刻《唐六十家集》之一種[2]。近見王鈺先生《〈元氏長慶集〉版本辨析》一文，以傅沅叔斷所見十卷為蜀本為誤，而以張元濟、王國維斷所見為「殘宋建本」或「建本之南宋重刊本」為是，是以正為誤，以誤為正，誤上復誤矣[3]。

宋蜀本系統的元集，盧抱經與其友人鮑以文曾見其全本[4]，其《群書拾補》卷三五《元微之文集》云：「近鮑君以文復見宋刻全本，以相參校，真元氏元本也。首題《新刊元微之文集》……。」盧氏所謂「真元氏元本也」自是明顯至甚之誤，不足細辨。該本不僅書名全同今存殘宋蜀本，而且卷次亦與殘宋蜀本絲毫不差（參下文），其為宋蜀本系統的本子無疑。藉助盧氏校記，比核盧氏所見「宋刻全本」與今存殘宋蜀本，又可發現凡與明馬元調刻本相異之處，盧氏所見「宋刻全本」與今存殘宋蜀本存在非常多的相同之處。如明馬元調刻本《解秋十首》第二首與第六首，宋蜀本、盧見「宋刻全本」兩首詩位置互易，且第六首俱以首二句作末二句。又如卷五八《唐左千牛韋佩母段氏墓志銘》，宋蜀本、盧見「宋刻全本」亦體現出與明楊循吉影鈔本、馬元調刻本明顯不同的淵源。

這些證據均表明，盧氏所見「宋刻全本」非如傅氏所言為「浙本」，而應屬宋蜀本系統的本子。雖然如此，但並不能由此斷定盧氏所見「宋刻全本」與今存殘宋蜀本為同一種刻本。因為二本文字不僅小有歧異之處，而且今存殘宋蜀本無集外文章與洪景伯跋，而盧氏所見宋刻全本則俱有之。

今存二十四卷余殘宋蜀本，現藏國家圖書館。關於宋蜀本之刊刻時間，趙萬里先生在其主編《中國版刻圖錄》中說：「傳世蜀本唐人集有兩個系統。一為十一行本，約刻於南北宋之際，今存《駱賓王》、《李太白》、《王摩詰》三集。一為十二行本，約刻於南宋中葉。除上舉《孟浩然》、《李長吉》、《鄭守愚》三全本，《孟東野》、《元微之》二殘本外，尚有《歐陽行周》、《皇甫持正》、《許用晦》、《張承吉》、《孫可之》、《司空一鳴》六全本，與《劉文房》、《陸宣公》、《權載之》、《韓昌黎》、《張文昌》、《劉夢得》、《姚少監》七殘本，總得十八種。此十八種唐人集，元時為翰林國史院官書，清初均為潁川劉體仁藏書，其時聞尚存三十種。」趙萬里先生斷十二行本蜀刻文集刻印之時間為南宋中葉，《新刊元微之文集》作為其中的一種，當然也刊行於這一時期。這一結論還可以得到元集文字內證的支持。如殘宋蜀本元集卷十四《代曲江老人百韻》「尚齒惇耆艾」之「惇」，末筆缺以避南宋光宗（1190—1194）之名諱，即是一個比較有力的證明。據洪氏跋，在洪氏浙刻本之前，即有「閩、蜀刻本，為六十卷」（見下文）。這就是說，在洪氏浙刻本刊行之前，即乾道四年（1168）之前大約南北宋之際，蜀地即有一個六十卷的刻本。也許，傅增湘就是基於洪氏之跋，再加上字體等方面的考慮，把《新刊元微之文集》定為北宋刻本的。其《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元集殘本，十卷……獨此蜀本傳世殊稀，惟洪景伯跋中曾一及之，歷來藏書家未見著錄……字體古勁，與余所藏之《冊府元龜》、《二百家名賢文粹》字體、刻工絕相類。且『桓』、『構』字皆不避，當為北宋刻本，其中『敦』字，間有缺筆者，則後印時所刊落也。」這樣就出現了一個難解的問題：十二行本蜀刻文集之一《新刊元微之文集》與洪氏跋中所提及的「蜀刻本」，究竟是同一種還是兩種不同的本子？如果說是同一種刻本，均刊行於乾道四年之前，那麼，不僅《新刊元微之文集》與十二行本蜀刻文集其他本子的關係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而且其中的避諱也無法得到恰當的說明；如果說是不同的兩種刻本，它們相距的時間似乎又有些太近，不能不讓人心存疑慮。因為所有元集傳本都源自建安劉氏本，而劉氏本之刻印時間已是北宋宣和六年，距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不到七十年的時間。在不算長的時間裡，同一地區竟然出現兩個元集刻本，而且《新刊元微之文集》還是在宣和建安劉氏閩刻本和乾道洪氏浙刻本之後刊行的，並未得到宋代文人特別賞識的元稹，為什麼他的集子突然如此頻繁地被人刊刻行世呢？這背後到底有什麼原因呢？雖然存在疑問，但我還是相信，十二行本蜀刻文集之一的《新刊元微之文集》與洪跋中所提及的「蜀刻本」是兩種不同的本子。如果這一推斷成立，宋代即有三種蜀刻本存在：一種是洪氏跋中所提及的「蜀本」，一種是今存殘二十四卷余殘蜀本（即《新刊元微之文集》），一種是盧抱經所見宋蜀刻全本。前者刊刻於南北宋之際，後二者刊刻於洪氏刻本之後。

宋蜀本之外又有宋浙本，宋浙本是洪适（景伯）乾道四年在紹興刻印的。明楊循吉影抄本所附洪氏跋云：「《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浙本今有殘卷存世，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頃在日本靜嘉文庫見殘本三卷，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結體方整，槧手精湛，為南渡初浙刻正宗，其為洪景伯刻於紹興蓬萊閣者，殆無疑義。」其《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亦云：「《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唐元稹撰，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凡三卷），宋刊本，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心下方記刊工姓名，有李詢、王存中、毛昌、周彥諸名。字體方整，仿歐體，鐫工精湛，避宋諱至『完』字止，後有乾道四年洪邁序。按：……此則乾道四年洪邁刊於明州蓬萊閣者，刻工周彥又見余藏明州本《文選》再補板中，可以為證。」又有殘五卷本，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云：「賜蘆文庫藏宋槧本《元氏長慶集》殘本五卷，存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合五卷。每卷首題『元氏長慶集卷第幾』，次行有目錄，每半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界長七寸一分，幅五寸，宋諱闕筆，板心有雕工名氏。此本裝為粘葉，蓋不失宋時之舊觀者。某氏又藏第四十卷，即與此同種。」二殘本雖卷次、藏地有異，其均為南宋洪氏浙刻本當無疑問。

明代較重要之鈔本、活字本、刻本，有弘治楊循吉影鈔本、正德銅活字本、嘉靖董氏刻本、萬曆馬元調刻本，這些本子均源出宋浙本。《牧齋外集》卷二五錢謙益跋元集云：「微之集，舊得楊君謙（循吉字——引者注）鈔本，行間多空字，後得宋刻本，吳中張子昭所藏，始知楊氏鈔本空字，皆宋本歲久漫滅處，君謙仍其舊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獨於其空闕字樣，皆妄以己意揣摩填補。」這說明，楊循吉影鈔本與董氏翻雕本均依據相同之底本，即宋浙本。這一點可以從宋浙本與明楊循吉影鈔本、董氏刻本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上得到證明。萬曼《唐集敘錄》謂「劉麟刻本，嘉靖壬子（1552）東吳董氏曾翻雕於茭門別墅」，因劉麟刻本早已不存，面貌無從得知，論斷似失之審慎。馬氏刻本，亦出自宋浙本。盧抱經《群書拾補》卷三五《元微之文集》云：「董、馬二本雖皆雲由宋本出，然宋本脫爛處，輒以意妄為補綴，有極不通可笑者。」既然董、馬二本之妄補，皆因宋本之「脫爛」，且其詩文編次亦完全一致而與宋蜀本迥異，其祖本當屬一種，即宋浙本。但馬本亦有異於董、楊二本之處，如制誥之題，每每馬本繁而董、楊二本簡，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明正德蘭雪堂銅活字本亦屬浙本系統。前引王國維跋又云：「越本頗有漫闕，後人臆補數十字，如第一卷《思歸樂》、第十卷《代曲江老人》二首，蘭雪堂活字本與此本均從補本上板，故訛誤相同，賴建本（王氏所謂建本，實為宋蜀本——引者注）始得正之。又此本第十卷闕末二葉，亦越本失其板片，此本仍之，尚存不全之跡。蘭雪堂本則以《酬白學士》詩僅存小半，乃刪去之，可知越本漫闕自昔已然矣。」關於董氏本與蘭雪堂活字本之關係，何焯跋曾謂：「元集誤字，始於無錫華氏之活板，謬稱得水村冢宰所藏宋刻本，因用活字印行。董氏不學，因之沿誤耳。」[6]而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則謂董氏於宋浙本脫爛處以意妄為補綴，遂成白璧之瑕：「懸揣董氏所據之本，首葉上下原紙必已損爛，文字無存。董氏原刊，乃以意補足。不然，安有同為宋刻，而兩本互異之字在一葉內，均集於首尾兩端者乎？宋刻亦有訛字，惟多被剜改，反失真相，白璧微瑕，不能無憾。」關於何焯之判斷，萬蔓《唐集敘錄》曾說：「何氏所云，諒必有據」，但究竟有何根據，今天已無從得知。因此，張元濟先生之「懸揣」，仍具有不容否定之價值。

二十四卷宋蜀本雖為殘本，但目錄俱完，據以可見其詩文編次與浙本頗有不同。蜀本卷一至卷四為古詩，卷五至卷八為樂府，卷九至十二為古體詩，卷十三為傷悼詩，卷十四至卷二十六為律詩，卷二十七為賦，卷二十八為策，卷二十九至三十一為書，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為表奏狀，卷四十至卷五十為制誥，卷五十一為序記，卷五十二至五十八為碑行狀墓誌，卷五十九為告贈文，卷六十為祭文。據盧抱經《群書拾補》卷三五所錄校記，其所見「宋刻全本」編次與此殘宋蜀本完全一致。而浙本之編次則與此明顯不同，其樂府詩四卷編於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而卷一至卷八前半為古詩，卷八後半至卷九為傷悼詩，卷十至卷二十二為律詩，卷二十七以後散文之編次全同。除此之外，宋浙本有集外詩文（《春遊》詩一首，《上令狐相公詩啟》一篇），明楊循吉影鈔本、董氏茭門別墅刻本全同宋浙本，明馬元調本除宋浙本的集外詩文外另有馬氏補遺六卷，盧氏所見全刻全本亦有集外詩文，而二十四殘宋蜀本則僅六十卷，無集外詩文。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云：「《元微之文集》，宋刊本，存二十四卷，二冊，元翰林國史院劉公恿舊藏……至明嘉靖東吳董氏、萬曆松江馬氏刊本，以樂府四卷移置律詩後，古體詩四卷並稱古詩，則改竄更多矣。」浙本系統各本與宋蜀本這些歧異，恐非董、馬二氏所擅改，因為楊循吉影鈔本亦復如是。楊氏影鈔時一字不敢輕易，豈敢如此大動作改動宋本乎？以意度之，兩個系統的本子在詩文編次上存在的差異，當是宋代即如此，即宋浙本或宋蜀本依閩本刊刻時就做了編次上的調整。

最後，說一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集。四庫本元集源於明馬元調刻本。《四庫全書總目》云：「此本為宋宣和甲辰建安劉麟所傳，明松江馬元調重刊。」但四庫本並非馬本之翻版，而是經過了四庫館臣的校勘。如元集卷一《思歸樂》，首句「山中思歸樂」，首二字馬本作「我作」，而四庫本則作「山中」；「應緣此山路」，末二字馬本作「寄跡」，而四庫本則作「山路」；「一到長安城」，首二字馬本作「始對」，而四庫本則作「一到」。很明顯，與明馬元調本相比，四庫本的文字訛誤明顯減少。如果再把四庫本與明楊循吉影鈔本相比，四庫本亦有數量不少的優於楊循吉影鈔本之處。如數人同時授官之制，楊循吉影鈔本多略作「某授某官」，從題目看儼然一人授官之制，而四庫本則「某」下有「等」字，近是。又如四庫本卷四二《授王播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制》，楊本作《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制》。王播此前已為「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大中大夫、守刑部尚書」，此次遷官只是加「同平章事」，而楊本不僅脫落「同」字，且「兼鹽鐵使」亦作新授之職矣。再如四庫本與明楊循吉影鈔本卷二一全部異文如下：

比較兩本異文，參考盧文弨校記及其他元集版本，可確定明楊循吉影鈔本錯誤者六處，疑似錯誤者一處，而疑似正確者僅兩處，另有一處暫不確定。不難發現，四庫本文字明顯優於明楊循吉影鈔本。四庫本既較楊循吉影鈔本篇目全（有馬元調補遺六卷），而且文字訛誤也比較少，但並未引起學者們的重視，迄今為止的元集整理本均採用明楊循吉影鈔本為底本，而從未有人考慮用四庫本作底本，甚至在校勘時也把四庫本棄置一旁。這其中的原因，可能與四庫本以馬本為底本而馬本本身名聲不甚好有關。

對元集版本系統的梳理，有助於我們明白兩個重要問題：其一，選擇整理元集時的底本，明楊循吉影鈔本不是唯一的或最好的。因為，作為整理底本，選擇的標準應是收錄作品較全，文字訛誤較少，而明楊循吉影鈔本不僅訛誤並不比董本少，而且僅六十卷而沒有補遺。即以脫文言，楊本亦不在董本之下。今人整理之元集，無不以楊本為底本，也許是受了萬曼先生謂楊本「佳本也」的影響。其二，黃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論·校勘·如何處理對校本》中說：校勘「要求弄清楚各個本子之間的淵源遞嬗關係，選擇若干與底本不同淵源的作為主要的對校本」。因此整理元集，需注意在不同版本系統內比勘異同，而不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或厚此而薄彼。做到這些，不但能減少誤校、失校的發生，而且，也必定能使校記顯得更為簡潔。

註：

[1]殘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卷首。

[2]參程有慶、張麗娟著《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宋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8頁；萬曼《唐集敘錄·元氏長慶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5-236頁。

[3]王氏云：「洪适序中謂有『閩蜀刻本』，沅叔先生既誤盧本為浙刻，又出於鄉土之情，表揚蜀刻，遂以此二十四卷書題為稀世之宋蜀刻本。先生為當世藏書大家，素以版本校勘之學為世所推崇，無意造成的錯誤，後世亦無異言，以至此書藏入北京圖書館後，沿誤稱為蜀刻，迄今未得訂正。」其實，王氏主要證據無非傅沅叔戊午（民國七年）之誤判與張元濟、王國維之誤斷，並無其他堅實證據。《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5期。

[4]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蓋抱經所見乃浙本，即上溯之錢牧翁所得及楊君謙循吉所錄者，皆是也。」傅增湘謂「錢牧翁所得及楊君謙所錄者」皆浙本，應該符合事實，但謂盧抱經所見亦為浙本，萬曼先生從而和之（傅、張皆雲系浙本，或當有據），或不無可商榷之處。

[5]二十世紀洛陽出土《有唐武威段氏夫人墓志銘》，為《唐左千牛為珮母段氏墓志銘》的又一「版本」。據考，後者當為元稹稿本，前者當為韋氏家族改定本。參拙文《元稹真的是一個勢利小人嗎——〈從〈有唐武威段氏夫人墓志銘〉看元稹為人〉商榷》，《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1期。

[6]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選自陝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點建立三十周年畢業博士代表論文集

《揚葩振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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