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譚盾和杭蓋玩起了「交響搖滾」

7月10日，譚盾的「交響搖滾」音樂會剛演完，很多人的朋友圈就被刷屏了。

在上交音樂廳舉辦的這場音樂會，陣容有點複雜——搖滾界的杭蓋樂隊、古典樂界的上海交響樂團，在指揮家譚盾的合力下，坐到了同一方舞台上。

譚盾這回想玩「交響搖滾」，講究對話-對比，而不是伴奏-隨行，更不是用交響樂伴奏搖滾歌曲。

譚盾的「交響搖滾」音樂會，後排為杭蓋樂隊。 主辦方供圖

比如，音樂會上的一些新作，有時是「歐洲巴洛克」與「搖滾」對話，有時是「原生態」與「現代都市」對話，有時是「毛利族」和「成吉思汗」對話。在上海首演的《上海·半導體》，更是「懷舊」與「未來」的失落對照。

不管怎麼對話，反正觀眾興奮了。

有的人嗨翻，從位子上蹦起來搖頭晃腦；有的人懵了，在手機上急搜「杭蓋」兩個字怎麼寫；有的人熱切地拍掌，連連感慨，這才是真正屬於夏季的音樂，High到完全挪不開步子。

交響搖滾到底怎麼玩？演出前，譚盾攜杭蓋樂隊長伊立奇，和上海媒體聊了聊。

譚盾的「交響搖滾」音樂會。

古典音樂需要「搖滾精神」

問：譚盾老師和杭蓋合作的緣起是什麼？

譚盾：杭蓋是中國搖滾樂隊的先鋒。當下的中國、當下的世界特別注重精神和對話，這次我和杭蓋來到上海交響樂團做交響搖滾，跟平常樂隊的伴奏不一樣，主要強調對比-對話，對比-對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融合得更好，如果融合得非常好，就是一個嶄新的藝術形式。

很多樂團包括紐約愛樂、波士頓交響樂團、費城交響樂團、柏林愛樂樂團都在做這種形式，最大的難點在於，交響和搖滾有自己的美學和傳統，技術上的平衡、音響上的平衡、音場上的層次很難做好。我們也有很多次做不下去，但一直在持續，已經做了兩三年，做到上海已經比較成熟了。現在兩個樂隊的音場相互獨立，融合在一起又很融洽，我們在技術上實現了非常大的突破，標誌著新的藝術形式的產生。

這是技術上的，再一點是是藝術上的。如果只是搖滾伴交響或者交響伴搖滾，這樣的形式不夠刺激，很多人就會選擇只聽搖滾或者交響。但我們在音樂內容上是對比的、互動的，有時候你們會聽到搖滾和巴洛克的對話，搖滾和瓦格納的對話，搖滾和巴赫的對話。我們還有一首特別的歌《上海半導體》，是懷舊和未來的對話，在懷舊的失落和感悟中引申出高昂和激昂。

杭蓋極為專業，是中國唯一個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范」的搖滾樂團。它和交響樂團的合作，無論是態度還是職業化，都是非常專業的。我們的合作非常容易，換成別的搖滾樂團簡直不敢設想，非常難得。

很多外國記者問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做交響搖滾，因為搖滾永遠在和社會對話，永遠在叫板，say no，觸動了社會進步。交響樂常常是維護傳統，是一種有著兩三百年歷史並且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傳統。但是交響樂隊常常忘了一點，每一個藝術家和交響樂團的合作都是搖滾的精神，比如貝多芬，他永遠在跟當代社會對話，在觸動當代社會進步。過去幾十年，交響樂隊把自己關進了博物館的籠子，只是玩傳統和過去的經典，當代的聲音和我們沒有關係，這是錯誤的，我們需要貝多芬。

管弦樂隊需要貝多芬的精神，凝集年輕的創造力，凝聚社會參與感。所以通過這次交響搖滾的合作，我們可以把杭蓋的年輕人帶到音樂廳來，同時讓音樂廳里的觀眾喜歡杭蓋。通過這種對比、跨界，可以把音樂教育做得更好，拓寬古典音樂，增加當代社會的參與感、觸動感，這樣交響樂團就不會問，「為什麼我們的觀眾沒有年輕化、大眾化？」

每一個作曲家都擁有搖滾的精神，我們這次在世界音樂界樹立了一個榜樣，讓上海交響樂團和杭蓋的合作產生「貝多芬效應」，和社會密切互動、和年輕人直接溝通，我們的精神環境、我們的環保環境，我們社會的急迫感、我們對未來的期盼，都包含在交響搖滾這樣的合作形式中。

這種形式如果做得好的話，技術上成熟，音樂美學上老練，我們就可以真正提高管弦樂隊的GDP，即年輕人的社會參與感。我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提高管弦樂隊的精神GDP，提高管弦樂隊教育的GDP，讓管弦樂隊重新找到貝多芬的精神。

譚盾的「交響搖滾」音樂會。

可以看角兒，也可以聽指揮

問：交響和搖滾融合存在技術和音樂上的問題，你們在融合的這兩年里有哪些碰撞？

伊立奇：杭蓋的音樂是蒙古民謠和搖滾的結合，本身就有傳統和現代結合的點。我們和交響結合，不是要互相伴奏，而是要對話，形成文化交流。在舞台上我們要合到一起，對我們來說最難適應的是，交響樂中指揮的概念。

譚盾：搖滾樂像崑曲和京劇，角兒怎麼唱就要怎麼跟。搖滾樂隊排練周期很長，可以排練一兩個月。交響樂團是看指揮，百來號人只有兩天排練時間，所以我們要綜合，有時候要聽角兒的，有時候要看指揮。畢竟古典樂是所有音樂的基礎。我們這次合作最大的創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可以看角兒也可以聽指揮，是一種新形式。

我是了解杭蓋的精神的，也了解搖滾樂的技巧，同時我也懂得古典樂的美學和技巧。所以最難的點是溝通搖滾樂和古典樂的技巧。衡量一個人的音樂才能是看耳朵和心靈，看耳朵和心靈有沒有兩點連成一線，而不是會鋼琴還是會小提琴 。杭蓋所有人都是有才能的。

交響要管我們有一個固定的團隊，但期間我們換了很多合作的樂隊，從澳門交響樂隊到中國國家交響樂團，這一次跑到上海，可以和上海交響樂團合得那麼好，是整個團隊的努力。

問：你說古典樂是所有音樂的基礎，那麼古典樂和任何一種音樂都可以結合嗎？

譚盾：應該是可以的，任何一個作曲家的出現都標誌著一種新的時代、新的音樂形式。我現在特別想把家鄉的東西做成國際主流，但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成的。

文化和古典樂的碰撞是一種化學反應，和我的知識、音樂才能都是有關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發明創造。比如今晚的音樂會，物理上還是交響樂團和杭蓋，但化學上，它是21世紀一個新的品種、新的品牌的誕生。再過十幾年，也許這個平台就很成熟了，我們有新的音樂創作人，他們不僅熟悉古典，還了解搖滾、爵士。其實我們的社會早已是這樣了，只是美學教育還跟不上而已。從這個角度說，我覺得杭蓋是先鋒，當然了，我也是先鋒。其實還是技巧的問題，不是說你想跨就可以跨過去，需要很多實驗，需要學習。

問：這次世界首演的《上海·半導體》是怎麼來的？

伊立奇：上海產的半導體流行於六七十年代，非常民間化。那個時代草原剛接觸到現代科技，第一個接觸的就是半導體。上海牌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牌子，可能是當時中國質量最好的半導體。通過半導體，草原上的人聽到了外面的聲音，對他們來說，那是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期。

譚盾：過去一百年中國的現代文明大部分都是在上海產生的，從第一台縫紉機到第一輛自行車，從第一個半導體到中國第一架飛機、第一個萬噸巨輪，所有東西都和上海製造有關。上海製造到了鄉村和草原，改變了我們的步伐、我們生活節奏，也改變了我們的夢想。那麼從音樂美學上從音樂內容上，又給了我們什麼啟示呢？於是我們新編了《上海·半導體》。

《上海·半導體》我們編了6稿，現在這一稿是最後一稿。編來編去，我們一直在表面糾結，這個是節奏還是那個是節奏。有一天我起早了，睡不著覺，我突然想，這不就是我們當代社會天天遇到的新與舊的反差嗎？上海的三四十年代打開了東西文化的大門，為什麼不把一個半導體收音機擺在中間，直接放周旋、白光？通過周旋、白光和交響樂隊、杭蓋的融合，像蘑菇菌一樣演化為21世紀的草原、21世紀的杭蓋、21世紀的上海。

你聽《上海半導體》你會感動的，它給世界的啟迪是，我們所有的傳統都去了哪裡？我們都已經不是傳統的人了，都面臨著世界的全線革新。

《上海·半導體》由杭蓋來詮釋，和巴赫、貝多芬一樣，是一種對社會深刻的闡述，告訴我們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處在一個時差中間，社會就是這樣進步的。對你們來說，就是看兩個時代的對話，看到人類前進的步伐，人類成熟的步伐。

問：未來有沒有更新鮮的玩法？

譚盾：杭蓋是中國最國際化的樂團，他們帶著中國的聲音，帶著生態的熱情，走遍了全球。我們可以讓西方和東方合作，讓傳統繼續引領潮流，讓搖滾更藝術，讓藝術的古典樂充滿節奏。

北京有很多交響樂團，交響樂團已經不是西方的了，它們都要有中國的聲音，要走出去。過去我們的交響樂團出國總是跟著別人跑，別人做什麼我們也做什麼。交響和搖滾的合作其實帶來了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一種新形式，這個形式無論是壓抑還是希望，無論是充滿了對比叫板還是夢幻，都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以後中國的交響樂團走訪國外，我們就有新的品種了，我們可以用中國最當代的聲音，用極為完美的技術方式、創作方式向全世界呈現。我們可以看到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廣闊前景，我們要拿出原創和別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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