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萬德國人怒懟G20！憑啥？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編者按

歐洲的歷史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歷史都更值得揣摩。 不了解歐洲，無以了解世界。 而一旦開始鑽研，你就會發現： 歐洲歷經無數變幻，早已修得精明通透的資本。 正如托尼·朱特所言，歐洲懂得很多，堪比一隻狐狸。

撰文 / 任縑

編輯 / UCHIHO

「往昔越是接近當下，其往昔性豈非越深刻和越顯傳奇？」20 世紀初，來自德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其名著《魔山》（Der Zauberberg）中如是說。

人們前往柏林，總不免去參觀柏林牆遺迹，觸摸斑駁的、 不再堅硬的石頭，有一種歷史的真實但虛幻感 —— 民主德國在 3 天內修建了上百公里圍牆的效率，造成了隨後成百上千 逃亡者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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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詭異在於，在遺迹上緬懷死難者的人絡繹不絕， 他們卻很少知道，柏林牆完工之日，美歐蘇各大國際軍事集 團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那時籠罩在歐洲大陸上空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陰影 —— 人們擔心像 1919 年調停失敗的後果，在柏林牆落成的瞬間，終於煙消雲散。

其原因是，歐洲擔憂美國撤軍，而美國和蘇聯互相戒懼彼此在柏林發生摩擦，並導致危機的升級。當時的柏林，成為了全世界間諜最活躍的地方，猶如二戰時期的卡薩布蘭卡。

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兩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恐懼，因柏林牆而得到了暫時的消停。然而，這面西歐和東歐之間的停戰之牆，卻是那些嚮往繁榮與自由的東歐人逃亡時的魔鬼之牆。

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 · 柏克（Edmund Burke）和 19 世紀的歷史學家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這種觀念也被民眾所普遍接受：政治穩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長過程一樣非常緩慢，是靠時間、環境、審慎、經驗和智慧在幾個世紀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種結果。

但英國歷史學家 J.H.普拉姆（J. H. Plumb）在評價他的 前輩這一觀念時說：「 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這種想法更加違背事實了 …… 一個社會的政治穩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轉瞬之 間，就像水突然凝結成冰。

普拉姆在 1967 年的結論用來分析 18 世紀晚期的大革命或許不合時宜，用來解釋 1919 年之後的歐洲局勢也同樣遇到困難，但用來形容 20 世紀二戰之後的歐洲局勢卻再貼切不過。柏林牆和美蘇英法中擁有核武器這一事實，讓大規模的危機從根本上被消除，局部的戰爭都被克制在局部，不必擔憂像 1914 年薩拉熱窩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那樣的不可控的危機發生。

歐洲的歷史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歷史都更值得揣摩，不了解歐洲，無以了解世界。從殘酷的權力遊戲下的種族滅絕到人權價值理念的宣揚，從法西斯主義蔓延全球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席捲世界，從自由資本主義市場到大政府福利主義國家，從軍備競賽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歐盟，從關稅壁壘到統一貨幣歐元，歐洲成了人類各種活動的實驗室，上演了各色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經濟秩序和文化思潮的裹挾、洗禮。

理解戰後歐洲，以及歐洲的變幻，最好的辦法就是閱讀當代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巨著《戰後歐洲史》（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朱特說。

不必提發生在 1789 年之後的革命歷史，就 1945 年之後 的歐洲來說，經歷了四個時期，用朱特的分析，分別是 「舊歐洲的終結」、「 繁榮與革命」、「 大衰退」、「 舊歐洲、新歐洲」。

舊歐洲的終結，是一個稍許漫長的過程。以至於 BBC （英國廣播公司）在其內部員工指導手冊中鮮明提到：BBC 可能對聽眾產生巨大影響，因而相應地對高標準的品味也負有高度責任。

比如禁止開宗教的玩笑，不可以談及廁所，不可以取笑 「男人的娘娘腔」，也禁止作家使用戰爭時期流行的用來輕鬆氣氛的笑話，包括任何性暗示的話 —— 不準用兔子替代姑娘。

《戰後歐洲史》作者，托尼·朱特全球百大思想家奧威爾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21 世紀初最頂尖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歐洲還是樂觀主義的世界，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的眼睛還是緊張盯著可怕的過去。 直到 1946 年，《 紐約客》雜誌的編輯詹尼特 · 福萊納注意到了一個微小的變化：戰後法國第一最受歡迎的實用品是女性內衣，排名第二的是嬰兒車。

這意味著，多年以來，歐洲人又開始生兒育女了；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歐洲開始誕生。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喜歡亨弗萊 · 鮑佳（Humphrey Bogart），通過美國好萊塢電影。

戰後歐洲的緊張歲月是在 1953 年到 1971 年，它伴隨著戰後一代的成長，繁榮與革命幾乎同時到來。尤其是 1960 年代，席捲全球的左派革命激情再次讓意識形態佔據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高點。那時，朱特也沒有頂住誘惑。

當時，年輕一代都想著改變世界，革命成為一個時代最重要的氣質。在 1963 年到 1969 年期間，朱特也全身心投身於左翼猶太復國主義麾下。作為一位理想的信徒，他在善言、忠 實、意識形態上高度服從，將猶太民族的獨立理想化了。

他後來慢慢發現一起奮鬥的同志們為各自的利益充滿了小分歧，對世界的理解則極為狹隘，致使他產生了認知失調。 幸好托尼最後被劍橋大學錄取了，離開了那個集團。

多年之後，作為戰後出生的一代，朱特以長達千頁的《戰後歐洲史》獲得如潮好評。幾乎全球所有的主流媒體和思想家都對這本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煌煌巨著完成之時，朱特接受了採訪，這樣解釋革命精神 ——

「我不認為那些年被浪費了或者錯付了，那些年至少讓我明白了什麼叫信徒，也明白了這樣的激烈、極端的身份認同 和毫無保留的忠誠要求一個人付出多麼大的代價。這使得我之後對一些強勁的思潮有了更強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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