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容忍超越了自由

九州好書

季羨林，精通12國語言，北大終身教授，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2009年7月11日，季老去世。

「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季羨林

季羨林：容忍超越了自由

魏英傑 文

季羨林先生以九八高齡遽歸道山，身後留下上千萬字學術著作，堪稱季老最可寶貴的學術遺產，有待於後人承繼遺緒，薪火相傳。

而作為一位民國時期留學德國，歸國後致力於東方學研究，教書育人數十載的現代知識分子，季老的精神遺產同樣值得重視。

特別是數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於1949年前歷經戰火紛亂、時局變遷，後來又幾經折騰，元氣大傷；像季羨林這樣經歷了近百年歲月的學者，個人遭遇與所處時代緊密關聯，不失為洞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命運與精神歷程的典型人物，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關注。

在這方面，相關論述已經不少。只是隱約覺得，此時此刻，似有進一步求解之必要。

譬如有學者給季羨林作傳，為他的一生提煉出八個字——「清華其神，北大其魂」，將他看作清華、北大兩所著名學府的精神象徵。還有人認為，季羨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

這些觀點自有其道理在，不過稍嫌粗略，缺乏更為清晰具體的界定。比如什麼是清華或北大的精神內涵，這裡所指的是哪個時代的清華、北大，還有「五四」精神具體包括哪些含義，都需要明確論述，否則容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個人感覺，求解季羨林一生的精神依歸，可能還需要從他個人文字里尋求答案。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隨筆，不乏對時代和人生的感悟與反思，這些文字記錄或可見證他的思想嬗變與精神歷程。

而欲追尋季老的精神足跡，有兩篇回憶文字不可不留意——這兩篇文章分別為《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回憶陳寅恪先生》。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羨林大半輩子（1949年以後）所踐行的人生哲學，主要是兩個字：容忍。這兩個字既是季老的處世方式，也是他學術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時年三十五歲的季羨林從德國歸來。陳寅恪先生把他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鬍適、代理校長傅斯年及文學院長湯用彤，先是按慣例擔任副教授一職，約一周後即轉為正教授併兼任東方語言學系的系主任，如此破格「升遷」實為當時所僅見。

其後，季羨林在北大度過了三年「畢生難忘的歲月」。在這期間，由於工作和學術上的關係，季羨林和胡適之過從甚密，常有當面交流請益的機會。

（1952年，季羨林先生。當時他已回國，並在北大任教）

1999年，季羨林訪問台灣，專程前往拜謁胡適的陵墓。他後來回憶說：「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又說：「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待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看來，彼時彼刻的季羨林心情萬分複雜，欲言又止。

季老內心的秘密並不難解讀。1949年以後，季羨林主持的北大東語系雖然一度十分紅火。然而隨著社會激蕩，多位知識分子先後遭遇「華蓋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批完俞平伯批胡適，最後批到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陳寅恪頭上。

在一系列批鬥面前，季羨林保持沉默（必須說，這在當時已屬非常不易之舉），「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憶及，他說：「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的在天之靈了。」

但是，僅僅保持沉默而不能為這些他所熟悉的師長們辯白，這不能不讓他感到有所愧疚。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適墓前，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為外人道也」的一個緣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協，卻也是一種容忍的態度。季老的後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過的——在頻繁的「政治運動」面前如此，對發生於身邊的人事亦如此。

就拿去年發生的「藏畫盜賣風波」來說，季老事前並非不知情，後來也稱「丟畫兩三年了」，可他剛開始並不願積極尋求答案；對於「身邊人」的一些「小動作」，他甚至有時還刻意裝作沒看見。

季老曾經這麼說：「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毫無疑問，容忍精神確乎季老所踐行的一大人生哲學。

（在德期間，季羨林與後來成為中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在一起）

季羨林早年求學於清華，後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回國後又在北大教書數十載，清華、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腦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這幾所大學對他人格和精神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三言兩語恐怕說不清楚。

不過季老曾講過，自己一生中碰到了六位對他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在國外的有兩個人，即他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即馮友蘭、胡適之、湯用彤和陳寅恪。

概而論之，國外兩位恩師對季羨林的學術研究幫助最大，馮友蘭、湯用彤是在關鍵時刻（留學和到北大任教）對他有提攜之恩，而對他的治學方式和人格精神均具深刻影響的，則非陳寅恪和胡適之莫屬。

陳寅恪先生是季羨林學術和人生道路上一個舉足輕重的榜樣人物。由於在清華期間旁聽了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才會動了主修梵文課的念頭。（值得一提的是，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的導師瓦爾德施密特，也是陳寅恪的導師亨利希?呂德斯的嫡傳弟子，二人為柏林大學的同學。）

季羨林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寫道：「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陳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對季羨林產生人格感召作用。

（陳寅恪）

季羨林得以在北大展開學術和教書之旅，也和時任北大校長鬍適的大力提攜不無關係。胡適對季羨林的學術水平頗為欣賞，直至晚年還曾評價：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這讓季羨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北大期間，在這位大學者面前，季羨林「經常如坐春風中」，胡適之的人格魅力，也為季羨林所津津樂道。

胡適曾云：「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晚年胡適又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於追求自由的同時保持容忍的精神，這也正是季羨林重要的人生寫照。

但總的來說，這種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羨林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這乃時代使然，也是個性使然——卻不知這和季羨林平生致力於佛學研究有無關係。

當然，季羨林總是在容忍，有時候卻也遏制不住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動蕩年代，他對批判知識分子的行為保持沉默，對加諸自己頭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當歷史的教訓逐漸為人們所遺忘，他勇敢地站了出來，慨然寫出《牛棚雜憶》，對那段歷史進行了深刻反思。

還有，季老晚年對戴在自己頭上那些莫名其妙的高帽表示極度反感，多次提出要還自己「一個自由自在身」，這同樣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清醒認識。

這或者還表明，季羨林從來就沒有忘卻前輩學者、師長們的教誨，不敢丟掉清華、北大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只是出於時代和個性緣故，他更多是以一種容忍的姿態走完自己的一生。

還應當指出，季老本人對這種容忍精神並非持悲觀態度，相反含有積極主動的意味。大概季老總是相信「這個世界會好的」，所以對於社會天翻地覆以及個人榮辱起伏，方才能夠保持一種寬容和忍耐的樂觀精神。而這恰和胡適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內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謀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語見諸胡適發表於1959年的《容忍與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國》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話乃他的老師布爾教授所講過的一句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接著表述：「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他還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

胡適談這番話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正逢台灣地方當局藉機打壓胡適、雷震等人發起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就此胡適認為雜誌「應該檢討自己的編輯方法是否完善」，並寫下了這篇文章。

據研究人士分析，這篇文章既是胡適對台灣當局的一次「上諫」，更是「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對同志們發出了一種規勸，指明一條『溫和』的道路，以期獲得政府的『容忍』」。

胡適所強調的容忍有雙重內涵：一是勸政府有容忍的雅量，一是勸他的激進的同道與後學們耐住性子，忍受政府的種種壓迫，以換取政府的容忍，而不要採取暴力、激烈的手段。（相關內容請見《書屋》雜誌2001年第9期，文章標題《容忍的自由》，作者樓魏華。）

季羨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沒有達到胡適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單方面地容忍時代加諸個人身上的種種不幸，同時期待著，這種容忍最終能夠等到和換來社會的進步。季羨林的容忍精神客觀上多少有些消極和無奈，而其積極的一面在於，這表達了他的一種心聲：對這個時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會總會朝著更好的方向漸進發展。

說到底，這種容忍精神是一種溫和的改良主義。這就是季老留給這個世界一筆重要的精神遺產。

- end -

本文摘自《書山尋路》

作者：魏英傑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書是作者的書話與讀史隨筆集。呈現作者從一個鄉村青年，在沈從文先生「向更遠地方走去」的激勵下，如何成為一個媒體人、專欄作家。

這是大時代里的一份個體記錄。它書寫了作者對人生的嚴肅思考，見證了這個社會與人心的變化。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