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
《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李世民經常以亡隋為鑒，思考王朝興替的教訓。在貞觀二年，他說：「隋開皇十四年時，天下大旱，百姓飢苦。當時官倉充實，隋文帝卻捨不得賑濟百姓。到了隋朝末年，全國的糧食儲備還可供五、六十年所用。隋煬帝倚仗著朝廷的巨額財富，所以驕奢淫逸，昏庸無道，最後走向亡國。」
李世民由此認同孔子所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政治統治集團不要把自己放在民眾之前，首先追求自己的富足。只要民眾能夠富裕起來，按合理的稅率徵稅，政治統治集團自然會富足。當然這是孔子在勸說統治者不要征重稅時的說法。從人民主權的觀念來看，管理國家的人本來就是民眾的公僕，他們更沒有理由把自己放在民眾之前。
然而，這樣一種政治觀念卻在當下受到了挑戰。一種觀念認為，政治集團要有自己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越強大，統治的基礎越穩固。而有些人也在對號入座地想當這個「經濟基礎」。其言下之意是說，既然我們是執政黨的經濟基礎，執政黨就要扶持我們、照顧我們，給我們優惠政策，甚至違反市場規則給我們壟斷權。其實，這種「理論」很顯然不是為了執政黨好，而是為了自己撈取利益。在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明智的政治集團都會很清楚，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只會葬送他們的統治。
古往今來，無論是君主制，還是民主制，一個政府是因提供公共物品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才有合法性。在公共物品中，最核心的公共物品就是公平地保護所有人的安全和產權，維護公平的市場規則，以及公正裁決糾紛。如果在社會中有一個集團，他說自己與執政集團有特殊關係，要求執政者偏袒自己，執政者若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就不能提供「公正」這一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從而偏離設立政府的基本初衷，從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經濟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執政者若是得到了這一集團的歡心，就會受到其他所有人的怨恨。
在為國有企業辯護的「理論」中，最拙劣的莫過於「共和國長子」說。這一說法本來想說，因為國有企業是「共和國長子」，不僅是「兒子」，而且是「親兒子」，還是「第一個兒子」，所以要求共和國要對不同的集團有遠近親疏，要維護甚至擴大對「長子」的優惠政策，讓他們要做共和國中享有特權的人。陳同海的「名言」，「共和國長子不壟斷誰壟斷」是這種主張的直白表達。這一說法不僅違背了「共和」的基本原則，也要迫使政府偏離公正軌道。
仔細想想「長子」的含義，其實甚至連上面的要求都不能成立。在中國的家庭中，長子並不會因為其長子身份而獲得父母更多的照顧或偏袒，反而要承擔更多的義務。只是對一些不可分割的遺產，長子有繼承權。在民間，如家族主祭權，如天一閣藏書樓；在朝廷，如皇位。但在這裡，「長子」的比喻就更不妥當了。
實際上，「共和國長子」已經對執政黨產生了負面影響。他們壟斷了或通過行政措施控制了重要的產業，他們無償佔有大量國有資源包括土地、自然資源和其它資源卻不支付或少支付租金，他們十幾年不交利潤，在社會的強大壓力下仍只交出很少的利潤，他們用少交的租金和利潤增加自己的收入。數量每年高達上萬億。一句話，他們在「共和國長子」的旗號下，聚斂財富，食民膏脂。這一形象已經嚴重損害了共和國的形象，執政黨的形象。使民眾誤以為，執政黨就是這些利用公權力的食利階層，而不是為全體大眾服務的。
儒家經典《大學》中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意思是說，如果一個政治集團只想利用公權力聚斂財富，人心就會疏離，民眾就會逐漸不認同這個政治集團；而如果它同民眾共享社會的財富，人心就會聚攏，這個政治集團的統治才有真正的基礎。在憲政民主的社會中，有比較良好有效的制度約束政府行政部門對公權力的濫用，從而外在地制約「財聚」，民眾就會更為認同這個政治體；在君主制的社會中，也存在著一些包含政治智慧和政治倫理的政治文化傳統，這些傳統，如「財散則民聚」的傳統，也會內在地約束政治集團。
這在唐太宗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總結了隋亡的教訓後，他說，「設立官倉只要用於荒年時賑濟百姓即可，不需要有更多的儲備。我們的後代如果有道德賢能，自然會保住天下；如果不肖，倉庫裝滿了也沒用，徒然讓他們奢侈揮霍，這正是亡國之道啊！」同樣，在今天，執政黨的經濟基礎不是通過國有企業的形式對社會財富的聚斂，而是公平對待社會上所有的個體，只要他們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共同富裕起來以後，通過合理的稅賦，政府自然不會缺錢。更重要的是，執政黨更會因此獲得人心認同的政治結果。
2011年4月7日於五木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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