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中共報紙西安事變後撰文：東北軍快向蔣謝罪

對西安事變的發生，張季鸞應當是不意外的。

1957年，張學良在台灣回憶西安事變時說：「我同共產黨在陝北的會談，張季鸞是知曉的。這是因為一位過去的共產黨，在我部中服務的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曾經告訴我，張季鸞是同情共產黨的，他曾到過莫斯科，寫過頌揚蘇聯的文章，共產黨看張季鸞和戈公振是一樣的人物。所以在當時，在蔣委員長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張季鸞詳談過，徵求他對於『停止剿匪，聯合抗日』的意見，他十分贊成，認為蔣公到來，我應當破釜沉舟，痛切陳述。」

也有一種說法，那就是蔣介石在事變前三天的12月9日給邵力子的「密囑」也與張季鸞有關。現在西安華清池五間廳展出的這份「密囑」顯示，蔣介石要邵力子將「密囑」內容透露給《大公報》駐陝記者，請其發一條消息，稱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將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蔣介石還特別囑咐邵力子，「此消息不必交中央通訊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也不必發表」。據說，《大公報》駐陝西特派員李天熾於9日晚得知「密囑」的內容，立刻給10月底來過西安，此時已返回上海的張季鸞發去電報，告知「密囑」內容。張季鸞給李天熾回電話，要李把「密囑」大意婉轉地告訴張學良，而「密囑」內容準備晚一兩天在《大公報》見報。張學良得到「密囑」內容後，立刻召集會議，決定在12日晨動手，向蔣介石「兵諫」。

當時在《大公報》工作的許君遠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西安蒙難，晚上季鸞先生接到了這個消息，便很沉鬱地坐在編輯桌旁，只吸煙，不講話。電話鈴不停地響，都是探詢『事件』的真相。他不發表任何意見，只是等待比較可靠的報告。晚上收到張學良打給他的專電，詳列『叛軍』的幾項主張，他看了顏色凄黯，在屋裡繞了幾個圈子，卻仍然一語不發。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編輯部里最沉鬱的一天，大家肅然不嘩，誰都在注意著季鸞先生的舉動。」

此時的張季鸞，主要是憂慮事變可能引發內戰，百姓重陷水火，而且一旦開啟戰端，必然會削弱中國的軍事經濟實力，給日本以可乘之機。當然他也非常憂慮與當時中國命運密切相關的蔣介石的命運。13日，《大公報》在要聞版頭條刊登《張學良竟率部叛變，蔣委員長被留西安》的消息，並沒有配發社評。這說明張季鸞考慮在表明正統立場的同時，不願擴大矛盾，更沒有輕易發表意見。據說，12月13日晚，張季鸞徹夜未眠。14日《大公報》發表了他寫的第一篇社評《西安事變之善後》，在「電訊不通，莫知詳情」的情況下，開宗明義地指出：「解決時局，避免分崩，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

16日，張季鸞寫了第二篇社評《再論西安事變》，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勸張、楊早日回頭，特別提出和平解決事變，避免戰事，這其實也是對國民黨內的主戰派提出了勸告。和平解決，就是讓蔣介石平安歸來，重新領導國家。

18日發表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是四篇社評中最著名的一篇。這裡一面深切同情東北軍將士，「……（東北軍）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帶著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著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一面勸慰，「你們趕快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華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中國。」後面還提出了對東北軍將士的四點要求。最後說，「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隨後，南京政府派飛機把印有這篇社評的《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數萬份，這在中國報業史上也是一次奇觀。當時，張、楊並沒有阻止空投或收繳報紙，應當說，大部分西安市民和東北軍將士都看到了張季鸞的這篇「公開信」。

26日，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後，張季鸞發表了第四篇社評《國民良知的大勝利》。宣稱，「從今天起，中國的建設要更進到一種新階段。」

在當時，張季鸞是較早提出關注和同情東北軍命運的人，並且主張在事變和平解決後善待張學良等人，這是他在事變期間的言論獨樹一幟的地方。據說，事後他還多次找到蔣介石，要求釋放張學良，言辭懇切，引起蔣介石的不快。

如果說，張季鸞的社評在事變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麼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對張學良和東北軍採取的這種「攻心術」。據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回憶，1988年，他應邀去台灣參加張季鸞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時，曾去拜訪張學良，張學良竟能一字不錯地背誦那篇《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曾在《大公報》兼職，後來去台灣的陳紀瀅回憶道，當時參加事變的幾位東北軍高級將領曾說：「我們看了這篇社評，又激動，又泄氣。那篇文章說得入情入理，特別把東北軍的處境與遭遇，說得透徹極了，所以我們都受了莫大感動。但大家又說，《大公報》不支持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我們便拿著傳單去見副司令，進了房間，見副司令正在閱讀那上邊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後，神色也變了，立刻召集會議，討論一切。後來的變化雖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軍心渙散，將士轉向，不能不說與這篇文章有重要關係。」

「瑕」與「瑜」

在評論張季鸞在西安事變中的作用時，許多論者都說到「白璧微瑕」、「瑕瑜互見」、「瑕不掩瑜」等，「瑕」者，就是「擁蔣」。

張季鸞在西安事變時的「擁蔣」是無條件的，即要求張學良等人無條件地釋放蔣介石。他的想法是這樣的：為了抵抗外敵入侵，維護國家統一，必須有強有力的領袖，在當時符合這個條件的人物就是蔣介石。他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中這樣評價蔣介石：「蔣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早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各國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的人才與資望，絕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對蔣介石可能採取的態度，他這樣設想，「你們（指東北軍）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為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夠，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國民這樣焦慮，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自己開火，而又受你們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

其實，當蔣介石初登政治舞台時，張季鸞對他印象並不好，還寫文章對蔣介石的婚姻進行過譏諷。但隨著以後的形勢發展，他逐漸尊崇蔣介石為「國家中心」。

「國家中心論」是張季鸞的主要思想，也是其「言論報國」辦報宗旨的產物。這個觀點提出於新軍閥混戰之時，在西安事變之後正式出台。有人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源於他的報恩主義思想。張季鸞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又坐過北洋軍閥的牢，親身經歷了諸多內憂外患，這一切使他深感中國要團結振興，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西安事變發生時，國難日益深重，需要有領袖人物率領全國軍民抗日禦侮，而在當時大部分民眾眼中，蔣介石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張季鸞「國家中心論」中的「擁蔣」很大程度上是抗日和愛國的具體表現，而不是單單擁護蔣介石個人。

對蔣介石，張季鸞也並不認為他十全十美，只是為了大敵當前，必須奮起抗戰的國家利益，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把蔣介石推到了中心的位置。他曾說：「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戰救國，必須要有一個國家中心。蔣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盡如人意。但強敵當前，而且已侵入內地了，沒有時間容許我們再另外建立一個中心。而沒有中心，打仗是要失敗的。所以，我近幾年，千方百計，委曲求全，總要全力維護國家這個中心。」他進而說：「當然，我仍希望蔣先生從一黨一派的小圈子裡跳出來，真正成為全民的領袖。建國大業如果在他手裡一手完成，可以順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時我們要堅持一個口號，即國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號召全國合作。」

此時，張季鸞著重考慮的是國家利益。張季鸞早期對蔣介石的「罵」，在西安事變中對蔣介石的「擁」，以及抗戰前夕《大公報》對國民政府「緩戰」政策的支持，都是出於對「國家中心論」的堅信與堅持。張季鸞的「擁蔣」是以民族救亡為出發點，暫時捨棄了純粹的民主追求，不論是「國家中心論」，還是「擁蔣」，都是站在愛國的立場上，都是為了抗戰建國的需要，都符合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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