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詩仙與詩聖，誰更強？告訴你白居易、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都是誰的粉絲

中國詩界自有李白、杜甫，便有「李杜」並稱。其成就之高，影響之巨，鮮有可比者。就連大文豪蘇東坡也感嘆：「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隨著二人的去世，李、杜詩歌的優劣之爭，也隨之湧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各執一詞，諸多分歧。如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三派意見：揚李抑杜；揚杜抑李；李杜並重。

大唐時代：

元白是杜甫的粉絲

韓愈李杜並重

唐文宗首推李白

李白比杜甫大11歲，在世時以詩成名比杜甫早，賀知章見之以為「謫仙人」，唐玄宗聞其名而親自召見，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飲。」（《新唐書·李白傳》）杜甫更是屢以詩讚美，如「白也詩無敵」、「李侯有佳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等。所以，用今天的話來說，賀知章、唐玄宗、杜甫等都曾是李白的「粉絲」。

然而，自李白謝世，杜甫晚年佳作連連，詩名繼起，於是，從中唐到晚唐，便開始有了李杜優劣之爭，並出現了揚李抑杜、揚杜抑李、李杜並重三派意見。

在李杜之後，最初表明杜甫高於李白的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杜甫的孫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歡杜甫的詩，因此在為祖父靈柩遷葬途中，請元稹為其祖父杜甫寫一篇墓系銘。於是元稹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盛讚杜甫，以為李白也不及。他說：「則詩人以來，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白居易雖然有時李杜並贊，但在給元稹的信中也說：「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今貫穿今古，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元、白詩觀相同，二人都從反映民生疾苦、針貶社會腐敗的角度來評判李杜高下，可以說是最早的揚杜抑李論者。

但他們的觀點立刻受到了韓愈的反對與駁斥，他在《調張籍》一詩中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愈與元、白分屬兩個不同的文人集團，論詩主張也與元、白不同，因此對他們揚杜抑李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以為李杜的詩文都是「光焰萬丈」，同樣照耀千秋，不容「謗傷」。因此，韓愈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李杜並重論者。後顧陶、李商隱、杜牧等多持此論。

唐代帝王多好詩，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是突出的一位，《唐詩紀事》曾評價：「帝好五言，自製品格多同肅、代，而古調清俊。」就是這位唐文宗，在位時曾頒布一份詔書：以李白歌詩、斐旻劍、張旭草書為三絕。自此，晚唐皮日休、吳融、鄭谷諸詩人多重李白，吳融曾明確表態：「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所以唐文宗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揚李抑杜論者。

宋代基本揚杜抑李

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都是杜甫的忠粉

然而，進入宋代以後，唐人三派並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揚杜抑李的聲浪日益增高，逐漸佔了上風，成為主流，這裡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確實與幾位大人物的影響有關。

其中第一位大人物是歐陽修。他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政治地位很高，詩、詞、散文和學問均堪稱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書》的過程中，進一步確立了杜甫的詩史地位。他說：「至甫，渾涵汪茫，千匯萬秋，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唐宋兩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榮獲「詩史」的名號，那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當時的主宰相，詩文、學問也堪稱一流。他於前代詩人最推崇杜甫，曾說：「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一次見到杜甫畫像，居然膜拜再三，淚流滿面，並賦詩一首，表示「願起公死從之游」。生前又曾編選李、杜、韓、歐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尚排在韓愈、歐陽修之下。許多人都不理解。曾有人問王安石，王回答：「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意為李白只有「豪放飄逸」的風格，不知變化，而杜甫知變，風格多樣，所以高於李白。宋人另有詩話記載，王安石以為李在杜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意思是說，李白詩一氣直下，語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揚頓挫，更有節奏感。而且李白詩見識不高，詩中多寫女人和酒。王安石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詩、文高手，他這麼一說，許多人都跟著揚杜抑李。

第三位大人物是黃庭堅。他是宋代著名詩人，與蘇軾並稱「蘇黃」。又能詞。又是宋代最有影響的詩派「江西詩派」的領袖。他曾說：「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於他對杜詩的推崇，故「江西詩派」便都以崇奉杜甫為祖。到後來，方回又把江西詩派倡為「一祖三宗」之說，即以杜甫為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為宗。黃與二陳都是當時詩壇的風雲人物，都提倡學杜，繼承杜甫的詩風，這就進一步推動了揚杜抑李的說法。

除了三位大人物的影響，宋代的兩種環境也助長了揚杜抑李的風氣。一個是文學環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許多文人好發議論，也喜歡在詩中議論。而杜甫曾開以議論為詩之先河，如論詩絕句（即《戲為六絕句》）等。至韓愈更有所發展。這卻頗投合宋人口味，所以宋人如邵雍等多喜以議論為詩。這種詩風多與杜甫有關而與李白無涉，客觀上又擴大了杜詩的影響。另一個是社會環境。宋代積弱積貧，邊患嚴重，國力遠不如唐代強盛。很多文士、詩人、詞家，從范仲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到陸遊、辛棄疾、陳亮、文天祥，無不憂國憂民，感慨時世，而這種沉痛心情，與杜甫的心緒與沉鬱頓挫的詩風最為相通相融，故學杜甫者多於李白。

正是在以上三大人物和兩大環境的影響下，兩宋時期詩界形成了一種揚杜抑李的局面，注杜詩者甚多，《九家集注杜詩》等紛紛問世。宋羅大經曾感慨：「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杜甫地位由此迅速上升，連宋葛立方也嘆道：「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只有嚴羽等少數人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並重。他在《滄浪詩話》中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南宋劉克莊也對揚杜抑李的現象不滿，但他不敢說王安石諸公，只說元稹「抑揚太甚」，為李白鳴不平，但嚴羽、劉克莊等人的呼喚，終究敵不過王安石、黃庭堅等人的影響力，一時難成氣候。直到明代，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觀。

明代人為李白打抱不平

明代初期，福建長樂有個叫高棅的人，歷時近十年，編選了一部《唐詩品彙》。這是明代影響極大、歷時最久的唐詩讀本，當時「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多以《唐詩品彙》為教材。也就是說，明代上至朝廷官府，下至鄉村私塾，多以此書為必讀教材。高棅在此書中，對李、杜二家詩基本持並重態度，對二人各體詩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觀評述，這就改變了兩宋以來揚杜抑李的風氣。袁宏道、楊維楨、楊士奇、謝榛多李杜並重。

然而，明代的文學思潮相當活躍，宋人殘存的一些影響尚存。王世貞、胡應麟都是明代最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詩評家，他們儘管李、杜並舉，視二人為大家，但在反覆的論述與比較中，仍往往會流露出對杜評價略高一籌的傾向。但他們的前輩楊慎卻常常借對宋人的批評來為李白打抱不平。如他說：「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又說：「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汩於典故……近世有愛而忘其丑者，專取而效之，惑矣！」而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等一批人，也都「嚴駁杜詩」，特別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對杜詩褒揚處，他多針鋒相對地指出其不足，幾乎使杜詩體無完膚，跌到歷史最低。這一情況讓王世貞給看出來了，因楊慎是名家，他只好說：「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於是也平心靜氣地對李白褒揚了一番。

除了楊慎、王慎中等，明代為李白抱不平的還大有人在，直到晚明，陸時雍仍憤懣不平地說：「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謂是道學作用，如此將置風人於何地？放浪詩酒，乃太白本行……奈何以此定優劣也？」對王安石以李白詩多寫酒與女人而加貶抑的觀點提出質疑和批評。王稚登甚至認為「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由此可見，明代人不僅李杜並重，顛覆了宋人揚杜抑李的局面，而且還有一股揚李抑杜、為李翻案的勢力。

清人以李杜並重為主

由於有了宋、明人的爭辯、比較和分析，人們對李、杜二家詩的優劣高下、風貌種種，似乎有了更多也更清醒的認識，在原先分歧頗大的狀態下也日益趨同，逐漸達成了共識。

清初的詩壇盟主為王士禎，論詩倡神韻說，其《唐賢三昧集》的興趣多在王維與孟浩然，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歡，以為李杜齊名，卻不相似，也無所謂李、杜之爭。繼起的詩壇盟主為沈德潛，論詩主格調說，其《唐詩別裁集》則以李、杜為宗。其實，清代從賀貽孫、全祖望、賀裳、馮班、趙執信到薛雪、喬億、洪亮吉、趙翼、管世銘、姚鼐、劉熙載等，基本上都持李、杜並重的態度。即使個別人有揚杜抑李或揚李抑杜的傾向與見解，也只是獨抒己見，未必偏激。如翁方綱《石洲詩話》論李杜之別，便是一例。即使他有揚杜抑李的傾向，也已不是主流。這方面，清人潘德輿有一段話說得較為公允，他說：「前賢抑揚李、杜，議論不同，累幅難盡，歐公、荊公持其一端耳。要之，論李、杜不當論優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風教。自昌黎不能不並尊李、杜，而永叔、介甫欲作翻案，殆亦不自量邪？」潘氏對歷來揚李抑杜、揚杜抑李、李杜並重的三派意見作了總結，說出了前二派意見的弊端，並自覺地站在韓愈、嚴羽提出的李杜並重的立場上，只是對歐陽修、王安石的批評稍覺尖銳了一些。

為何注杜詩者多於李詩

至於後人注杜詩遠多於李白，杜詩注本號稱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謂，而注李詩者僅幾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那是另有隱情的。除了杜甫的詩歌成就，還因為杜甫詩中充滿著故國之思與家國情懷，特別是在易代之際，杜詩中的「每依北斗望京華」、「國破山河在」、「文武衣冠異昔時」、「百年世事不勝悲」、「故國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喚起遺民和舊臣的思舊之情。即以明清易代為例，不少明代舊臣與遺民每有故國之思，一時不能以詩直接表達，便往往通過評註杜詩的方法來加以寄託和曲折表達。錢謙益、朱鶴齡、金聖嘆、仇兆鰲等都是註解杜詩的名家，他們之所以都不約而同地注起了杜詩，恐怕多少都與這種寄託和表達有關。久而久之，也就逐漸形成了注杜詩者遠多於李白的現象。

作者為上海文史館館員/研究員

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四川美術出版社 圖片編輯：項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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