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是三代子君都沒逃脫的套路

文 |庄秋水

五年前的長夏，我足不出戶，從事著自己當時唯一的事業——哺乳一個剛出生的嬰兒。這份事業白天黑夜沒有中斷，於是我什麼時候睡覺都行，也就是說，我不可能睡著超過兩小時。周末跟其他日子沒有什麼區別，一切，都得從屬於那必須付出極大努力、令人疲憊不堪的唯一任務。有時候，我徹底失去了睡眠，就在悶熱的夜裡讀點兒小說。

我就在那時候開始讀了一點亦舒的小說。那些輕快的女性故事，很適合漫漫長夜。現代都市姑娘們義無反顧進退攻守，也頗迎合我劇烈變動的激素水平。無來由的抑鬱，沒出處的淚水，撞在家人們過分熱鬧和無知冷漠所構成的牆壁上，卻意外消解在他人的故事裡。

亦舒是魯迅迷。她說自己，「隨時隨地地翻開魯迅全集，一切疑難雜症都得到了解答」，也曾經「夜半看魯迅，會得手舞足蹈」。她甚至為魯迅唯一的一篇愛情家庭小說《傷逝》寫了續篇。

▍一

1923年12月26日，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上作了一篇演講，這便是後來極有名的《娜拉走後怎樣》。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寫於十九世紀的劇作《玩偶之家》，一部關於女性自我覺醒擺脫玩偶地位離家出走的戲劇，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個性解放的一個重大話題。從歷史的時間點來看，1920年代前半段，「五四新文化」餘波盪漾。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中呼籲「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的倫理覺悟，已經過去了五年多。在此期間，婚戀自由和舊制度批判日趨高昂，抗婚出走，解除舊婚約也屢屢現於民間。

不能不說，魯迅太敏銳了。他很快就看到新時代下的重大命題，也就是這篇演講的題目，「娜拉走後怎樣」？他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是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這兩條路，既是劇作里人物命運的情理、邏輯發展，也是基於當時中國社會環境、女性自身意識之上，對中國娜拉們的命運猜想。在演講中，魯迅認為，經濟獨立對醒來的娜拉是最要緊的，他總結為：「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兩年之後，魯迅寫了《傷逝》。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篇小說是一次主題創作，像是對「娜拉走後怎樣」的一個文學版本的演繹。走出家庭尋找愛情與新生活的子君，沒有墮落，而是走了另一條路，回來。

當曾經的愛人涓生離棄她之後，她回到了家中，面對「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終於在這「無愛的人間死滅了」。可以說，子君就是對出走的娜拉可能的結局的一個預言。

電影《傷逝》劇照

在小說里，造成子君悲劇的直接原因，是經濟基礎對於愛、家庭和女性的重要性。也就是魯迅在演講中反覆提及的「經濟權」和「錢」。他還以敘述者涓生的角度，說出了那句名言，「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

此外，作為被啟蒙者的子君，一旦和啟蒙者結合之後，就進入了傳統的家庭結構之下。在涓生的敘述里，她猶如一位舊式婦女，從父親那裡被移交給了丈夫；不但完全退出了公共生活，也擯棄了精神生活，成為一個呆鈍平庸的家庭婦女。

這種純然的依賴導致涓生在這段關係里感到了厭倦和孤獨，最終選擇了放棄，這直接導致了子君死亡的悲劇。

幾十年後，亦舒為子君（娜拉）編織了第三條路。《我的前半生》直接沿用了《傷逝》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新一代子君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生活的時代，只要不挑剔，能吃苦，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亦舒處處呼應著魯迅，她讓時代給予子君足夠多的選擇和自由，首先解決了她的經濟問題，按照法律，她可以從前夫那裡拿到贍養費，她也可以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一份工作養活自己。

所以，新一代子君最重要的是精神獨立，要解除對丈夫，對朋友的精神依賴。於是，亦舒精細描摹子君失婚時的痛楚、不安和惶恐。從接受一個人睡的不習慣開始，與深愛的子女分離，在工作中尋求成就感，漸次找回獨立和自信。這是亦舒給出的一條路：不放棄，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二

不過，亦舒給出的這條路，倒也並非全然是一條新路。事實上，在民國時期，就有這樣一位眾所周知的「子君」。

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張幼儀，和香港子君部分生活高度重合。1921年9月，她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徐志摩提出離婚。不同於香港子君的是，這對張幼儀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打擊。

早在他們結婚之初，徐志摩就在她面前說過類似的話。「他說，全中國正經歷一場變局，這場變局將使個人獲得自由、不再成為傳統習俗的奴隸。所以，他要向這些傳統挑戰，成為中國第一個離婚的男人。」（張邦梅：《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

但她所面臨的窘境一般無二。此前，為了加深和丈夫的感情，她被送到英國和久別的丈夫同居。提出離婚後，徐志摩很快不告而別，張幼儀被獨自留在異國他鄉，彷徨四顧，甚至想過「了斷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幸而不久她就赴法國依附兄長。半年後，兩人在德國柏林簽署了離婚協議。此後，她一直留在德國，直到1926年回國。

張幼儀與徐志摩

在遠離風暴的異國，張幼儀得以重生，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徐家仍舊給她寄生活費，她一邊撫養幼子，一邊學習法語、德語，和幼兒師範課程。1925年回國的時候，她說自己已經是個「比過去堅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這讓人想起香港子君在離婚一年後的感慨：一年多來，我見識與生活都增廣，又能賺到生活，他不再是我的主人、我的神，我不必回頭，這一仗打到最後，原來勝利者是我，我戰勝環境，比以前活得更健康……

回國後，張幼儀先在東吳大學教授德文，以後擔任過上海女子商業儲蓄副總裁。據說她會在早上九點準時到辦公室，下午五點整，她聘請的國文老師會來辦公室，幫她補習一個小時的文學和古籍。此外，她還擔任雲裳服裝公司的總經理。這家公司由她的弟弟和人合夥創辦，徐志摩也是股東之一。每天從銀行下班，她會來南京東路上的雲裳公司查看當日的經營狀況，然後回家。和香港子君一樣，她和前夫的關係在離婚後反而變得好起來。據說徐志摩在上海的時候，經常到雲裳公司來看她，他也會請張幼儀幫他訂做襯衫或外套。

回看這場民國著名的離婚事件，張幼儀雖然在30年後才再婚，某種程度上，她確實是受益者。在傳統的結構模式里，她委屈求全，生命力被壓制。雖然一直被徐志摩視為「鄉下土包子」，她也一直遵守著舊道德舊觀念，她自承是沒有纏足的「小腳」。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她又不是一般的舊式女子，她一直試圖主動改變自己以適應時代。

在她12歲時，她在上海《申報》上看到蘇州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以極低的學費招收學生時，她想盡辦法，說服父親供她去讀書，直到15歲因為結婚不得不肄業。在結婚以後，她也經過反覆勸說，讓公公同意給她請了個家庭教師。

在當時，自命時代俊彥的青年們，鄙薄家中的「鄉下土包子」，一心要改造妻子者不在少數。譬如長沙周南女校英文教師李振鵬，嫌棄自己的妻子袁舜英是「鄉下大娘的樣子」，「不能說愛皮西堤」（即ABCD），他強迫妻子進入周南女校讀書，放足，梳辮子，做女學生裝扮，同時嚴查她的功課，但又不許她在公共場合和自己說話，以免丟臉。由於無法達成李振鵬的要求，又被嚴加責難，袁舜英在1920年1月19日投水自殺。

而張幼儀所遺憾的，是徐志摩將她置於那樣一種境地，沒有一絲一毫「改造」她的興趣。

▍三

在那篇演講里，魯迅引用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說理想家們，因為要造一個黃金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民國子君們就是這先被喚起來受苦的人們。

清末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立志革新中國社會的精英們將婚姻自由、男女平權與國家文明掛鉤。至少在1901年，「婚姻自由」一詞已經出現。1903年出版的《女界鍾》里，作者金天翮比較中國人和歐美人的的婚姻生活，將其上升為野蠻與文明的分野。他還從進化論角度論證中國人的婚姻，尚處於媒妁時代、卜筮時代和金權時代，而真正的婚姻，應該是「世界最神聖，最潔凈的愛力之燒點也」。愛國精英們相信，理想的夫婦關係基於男女愛情，理想的男女愛情又可外化為愛國之情。藉由日漸增多的媒介，這種近代婚姻價值取向被廣泛傳播。進入民國，尤其是歷經新文化運動，自由的婚姻觀和舊傳統可以說已經勢同水火。

這是第一代子君們所生活的時代。女性們被鼓勵追求愛情，追求獨立。1916年之後，《新青年》雜誌刊載不少鼓吹女性獨立自主的言論。陳獨秀呼籲女性「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勿為他人之附屬品」，胡適以美國婦女為例，說男女同為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於是，子君喊出了這樣的時代之音：「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1912年，兩個婦女團體，南京女子參政同盟會和北京中華民國家庭改良會，就提出了婚姻自由的訴求。到1926年1月16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婦女運動決議案」，其中第9條甲第4款規定：根據結婚離婚絕對自由的原則制定婚姻法；第5款規定：保護被壓迫而逃婚的婦女。1930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公布民法親屬篇，正式確立了「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的婚姻自由權。

但是，婚姻自由一開始就包含著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如果說在傳統社會，離婚是男人的特權，婦女並沒有有提出離婚的權利，社會轉型時期的民國法律，雖然賦予了女性離婚的權利，但實際生活中的不平等，使得女性趨利避害，視權利為畏途。

當時便有人撰文說：「感到這離婚難的苦痛的，只有男子的一方面，至於女子大多數似乎不但不覺得不能離婚的苦痛，反而覺著要離婚的苦痛。這是因為受種種環境的壓迫和習慣的束縛，使她們覺著離婚後的苦痛還不能和不幸福、無愛情的不離婚相比較。」

即便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作家蘇青在離婚後，拚命寫稿賺錢養活自己和孩子，還要四處託人找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飽嘗炎涼之後，她認為離婚對於女性，「她們看來決不是所謂光榮的奮鬥，而是逼不得已的，痛苦的掙扎。不掙扎，便是死亡；掙扎了也許仍是死亡。」（蘇青：《再論離婚》）

即便是張幼儀，可以說是一個完全的無辜者，在家族裡，流傳著各種曖昧的傳言，人們用「丟臉」「可悲」的口吻談論她的離婚。但是時代在以自己的邏輯前行著，罔顧那些在舊傳統里成長的女性的邏輯。

1922年《婦女雜誌》推出了一期「離婚問題專號」。這期雜誌搜集了各類相關譯介與論說，包括西方學者對自由結婚與離婚的正反面論述，中國與當前的離婚問題，歐美社會的離婚現狀及相關數據統計，以及讀者關於離婚的事實及其批評。這場激烈討論，不僅涉及離婚的道德問題，還涉及到女性離婚之後的生存問題。

事實上，民國女性在離婚過程中，或是在之後的婚姻訴訟中，往往會要求男方返還嫁奩、衣物等，即便是這樣的訴求，也會被法院以嫁奩「平日使用」、「無詳細記載」、「徒託空言」或「近以經濟環境不良，並欲免除長期扶養」為由駁回。對離婚後的生活費用，更是不得不竭力爭取。於是，有的離婚後的婦女選擇自盡或削髮為尼。一般的女性離婚以後，不得不再找一個「衣食丈夫」。

▍四

《我的前半生》里有許多細節，是亦舒向現代文學經典作品的致敬。子君的女友唐晶，熱愛《駱駝祥子》，子君也會說《日出》里的台詞。可以說，亦舒在隔空致敬那個轉型年代，而香港子君，也堪稱是民國子君的一個通俗化版本。經濟獨立是兩代子君們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問題。

亦舒筆下的子君依侍香港，似乎走出了一條女性解放之路：依附男人——被男人拋棄——痛不欲生——自立自強。這條貌似完美、進步的路，可能不過是一條所謂的「乾貨」路，抽掉了兩性關係中更複雜的部分。

眾多網友評論《我的前半生》配角袁泉更符合亦舒筆下自強女子的形象

張愛玲在此慧眼獨具。她曾經寫過一篇小說《五四遺事》。男女主人公羅與密斯范，是受新時代洗禮的知識青年，他們受時代風潮感染，追求自由戀愛。像那個時代大部分男青年，羅也有一個舊式妻子，於是，兩人便為離婚而戰。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兩人彼此計較，彼此辜負。羅離婚後，卻很快另娶。歷經波折之後，兩人最終走到一起。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出人意料，羅在親友的勸說下，陸續將兩個已離婚的妻子接回同居。一個持續十多年的新式戀愛故事，最後退回到一夫多妻的老式婚姻中。

以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張愛玲用這篇小說，消解了關於新與舊的五四神話。在張愛玲眼裡，新女性與舊女性的區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她們都是男人慾望的對象，是繁殖的工具，至於受教育，則不過提供一種嫁給更高階層男人的資本。

《我的前半生》里，馬伊琍飾演羅子君

從這個視角來看，香港子君仍然脫不出這個窠臼，即使她已然自立自強，仍然需要一個好男人加冕。所以亦舒仍然是熬制了一劑給失婚婦女們的雞湯，如果你不放棄，如果你自強，就會有好男人作為獎賞。但是，我們知道，這不是生活的邏輯。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最不缺少的是大把大把的好女人，她們和亦舒女郎一樣美麗而有魅力，堅強而又獨立，但是她們不一定會有獎賞。

回到魯迅寫作《傷逝》的年代。1926年12月29日，他在致韋素園的信中說：「我還聽到一種傳說，說《傷逝》是我自己的事情，因為沒有經驗，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難了。」儘管這位作者如是解釋，但無疑正在和許廣平戀愛的魯迅，在寫作中利用了他的經驗和感受。1925年10月，許廣平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發表《同行者》一文，文中她說自己將不畏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的向著愛的方向賓士」，這是她對魯迅的公開示愛，兩人之間的關係也給魯迅很大的精神壓力。他肯定把自己的心境在寫作中做了投射。

也因此，《傷逝》呈現出複雜的內涵，即便作者採用了男性敘述視角，子君這個形象也異常豐滿、複雜。讀者很容易被捲入涓生的視角，認同他的感受，以為子君如果擺脫呆鈍的家庭婦女狀態，變回一個有思想的魅力女性，愛情就將得以持續。

這種故事模式以後也被反覆講述，新時代的子君們必須看時尚雜誌，追隨時代潮流，美容，健身，談互聯網，才有權利保有一個好男人。但同時，她必須繼續照顧家庭，還得懂教育小孩，如果養出一個熊孩子，她將被千夫所指，社會唾罵。事實上，許廣平和魯迅同居後，她也放棄了工作，成為一個家庭婦女+作家助手，以後成為一位著名的遺孀。

如果要做比較，那麼子君可謂浪漫而富有幻想，她比涓生對愛更執著，這不僅根植於她的生物本能，也根植於涓生和她所受的關於浪漫愛情的教育。這個被啟蒙者比啟蒙者本身更堅定。涓生希望子君永遠如花，保持「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通紅的嘴唇……笑眯眯地掛著眼淚對他看」，他所鐘意的仍不過是柔弱順從，關心他人慾望這些被建構的女性特質而已。

所以，問題仍然是，21世紀的子君怎麼辦？

五年前長夏夜讀亦舒，那些都市女郎們的故事，曾經吹來一股強勁的生命之風。也許，我們並不需要虛構一整套信條，來對付現實生活中的壓迫，來抵抗生命深處的孤寂？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自己的獎賞。

本文原標題為《21世紀的子君怎麼辦？》

【作者簡介】

庄秋水|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東方歷史評論》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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