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報635期：鄧小平託人約蔣經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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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後，隨著兩岸關係逐漸緩和，鄧小平通過各種渠道向台灣方面傳達信息、謀求對話。1980年，時任全美華人協會主席的著名華裔科學家李耀滋曾為鄧小平傳信給蔣經國。李耀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鄧小平和自己會面時的情況：他（鄧小平）自己本人跟蔣經國在年輕的時候曾在俄國相會，彼此認識。他很想在他們兩個人年紀都還沒有太老之前，能夠找一個所謂「中立」的地方，兩人再會一次面。追憶往事，談談舊交，不談政治。他希望我下次如有機會，可以把他的這個願望轉達蔣經國。

鄧小平（左）與李光耀(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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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滋說：我回到美國之後不久，王季五因公來到美國。也跟我取得聯繫。他知道我在北京參見鄧小平所得到的使命，願意協助我再去台灣向蔣經國直接傳達鄧小平的願望。於是由他建議並安排由台灣「國科會」提供旅費，清華大學出面邀請我到台灣講學。我去台灣的主要目的是謁見蔣經國，向他當面轉達鄧小平想單獨以私人身份和他會面的使命。但是到了之後，卻又遲遲不能實現。傳聞蔣經國患糖尿病，雙腿臃腫不便見客。又過幾天，王季五告訴我，蔣經國身體狀況沒有好轉，看情況很難實現到中立地區和鄧小平單獨會面的設想。

晚年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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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華時，鄧小平問他「最後一次見蔣經國是什麼時候，蔣經國可解決了接班人的問題嗎。」李光耀回憶說：「鄧小平知道我和蔣經國是好朋友，要求我下次再見到蔣經國的時候，傳達他個人對『蔣先生』的問候。」但當時蔣經國給李光耀的印象是：他在島內還沒有凝聚共識，獲得民眾支持兩岸談判，而且中國大陸的局勢條件也還不充分變化到足以讓他展開統一的談判，所以，李光耀傳話時，蔣經國「靜靜地聽著，沒有答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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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鄧小平5歲時，父親將他送進了離家約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啟蒙教育。翰林院子是鄧小平先祖鄧時敏的舊宅，一座很大很氣派的四合院，因鄧時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們尊稱為翰林院子。鄧時敏有子無孫，香火延續中斷，族中公議將翰林院子闢為義塾，用以招收鄧族子弟教經讀史，期望著為鄧家培養出幾個出類撥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私塾老師是一位秀才老先生。鄧小平入私塾時，名字為鄧先聖。老先生一聽這名字就拉長了臉，認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為「聖人」，小小孩童，怎麼能「先聖」呢？於是給鄧小平改名為「鄧希賢」，希望他成為一個賢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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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日本對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的尊敬延續了千年之久。但自明治維新尤其是甲午戰爭後，日本對中國越來越蔑視。改進黨黨首大隈重信認為，戰爭結果表明，中國已不是沉睡的雄獅，而是只「斷了氣且四肢已經冰冷的老獅子。」吉野作造回憶說：「維新後我們停止了對最早引進文物制度的老師——支那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難以輕侮，但是通過此次戰爭，就連這點體面也悲慘地剝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獅是錯誤的，獅子已經疾死」。司馬遼太郎在《坂上之雲》中也寫道：「甲午戰爭的敗北，使支那的真相在世界曝光，戰爭中那種軟弱無力和混亂無序，政府高官對亡國的怠慢和無能，士兵們對清帝國忠誠心的欠缺，使和平時期已經對此有所感知的列強也有些意外。支那，已經死了。既然死了，腐爛的肉體理當被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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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及庚子賠款期間，「中國亡國論」再度升溫。1901年4月24日，山縣有朋致信伊藤博文，內稱：「清國綱紀已滅，國本已壞，唯在苟延殘喘。」山縣斷言：「清國之瓜分已是必然命運，非人力可扭轉。」政友會的小川平吉在黨報上撰文說：「至於支那是否已成屍骸，有識之士早有定論，今無須贅言。」小川的主張是：中國雖然已成「屍骸」，但對日本還有使用價值，「此屍骸確實是屍骸，但尚是具有身體而受其子民親族尊敬之屍骸，與其妄自唾之、鞭之，斬斷其手足，招致其子民親族怨恨，莫如鄭重埋葬之，以巧妙地獲取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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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將蔡元培的氣象，視之為君子的氣象。他說：「說到君子這個名詞，蔡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又明確說：「凡曾與蔡先生接觸過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氣象，確可以此五個字形容之。」馮友蘭說，蔡元培平日溫、良、恭、儉、讓，似乎是如一個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張，是非常堅決底。他的主張定了以後，無論什麼人不能使他改變。此所謂「難枉以非其道」。這句話源於《孟子·萬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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