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法治社會的「典範」 美國警方、司法體系為何表現如此糟糕？

（當地時間7月5日下午3點，美國聯邦法院對涉嫌綁架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的嫌疑人布倫特·克里斯滕森進行第二次法庭聆訊，圖為聆訊當天在聯邦法庭外聚集的華人。新華社記者汪平攝）

在有些人心中，美國是作為法治社會的典範形象而存在的，美國的司法體制甚至成為一些人心中的模板，並同時被用作批判中國司法體制的參照物，而美國警察、FBI更是盡職敬業而又高效能幹的形象代表。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中國訪美學者章瑩穎自2017年6月9日失蹤，至今依然生死不明，而具有重大嫌疑的男子布倫特·克里斯滕森則以保持沉默使案件進展緩慢。作為「法治社會」重要構成的美國警方及其司法體系的表現令人目瞪口呆。實際上，這種「糟糕的表現」並不是美國司法制度運行的「偶然現象」，而是一種「必然結果」。

美國警察真的如好萊塢大片中所表現的那麼高效嗎？數據顯示，總體案件的破案率，中國為41.9%，美國為20%。放火、爆炸、劫持、殺人、傷害、強姦、綁架、搶劫等八類重點案件的破案率，中國為89.6%，而美國則是63%。事實上，美國的警察系統由於制度設計的問題，難以對案件作出更為高效的反應。美國的政治體制高度注重分權，其公權力往往在行使過程中不僅面臨闡發自三權分立的諸多正當程序的掣肘，而且要解決聯邦制下中央——地方權力的協調問題，這使得公權力的行使在效率上、協調性上都面臨很大的問題，進而造成犯罪分子在制度銜接處僥倖脫逃而正義卻往往姍姍來遲的怪象。例如，在章瑩穎案中，儘管地方警方已經接到報案，甚至掌握犯罪嫌疑車輛的特徵，但偵察能力更強的聯邦執法人員由於程序原因不能立刻接手該案，錯失了解救受害者的最佳時期。

在西方社會，「程序正義」居於最高地位的法治標準也約束了公權力打擊犯罪行為的手腳，從而經常出現違法者享受法治紅利，守法者反受其害的悲劇。一方面，在程序正義至上的評價和考核體系中，美國的警方是稱職的。因為他們遵守了法律的每一項關於程序的要求，至於效率低是不是會影響到受害人的生死，那就不在評價體系之列。所以，美國FBI在已經鎖定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的情況下，從16到到29號，只是採取監聽措施，而不是想辦法抓捕犯罪嫌疑人，以儘早找到章瑩穎。

另一方面，美國的案件審理制度複雜，刑事程序一般包括逮捕、初審、預審聽證、審前動議、挑選陪審團以及控訴、辯護、量刑等十幾個環節，一個刑事程序走完可能前後達數年時間，如果判處死刑，更是會有長達數年甚至十數年的排隊等待。其中的各個環節，都可能存在罪犯逃脫法網的不確定因素。而且，在緊急事件發生時，罪犯及其辯護律師在玩弄文字遊戲中或將基本法律推向荒謬的境地，使得法律會對肇事者網開一面，令他們在不守法的情況下仍然享有法律賦予的所謂人權，演化為執法者被動的病態場面。如轟動美國的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就是美國歷史上疑罪從無的最大案件。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美國的法院系統，強調的是公正的過程，而不是公正的結果。可以說，上訴庭法官不是考察有無冤情，而是考察製造這個冤案的過程是否合法。只要審判是所謂沒有「偏見」的，審判結果就不能推翻，而且法官、檢察官、陪審員全都享有司法豁免權，以至這個系統沒有一個人需對冤獄負責。

崇拜美國司法體制的人往往還強調其司法體制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冤假錯案的發生，但事實是美國的冤案並不少。根據美國學界的數據，美國刑事冤案的比例在1%-5%。賓夕法尼亞州魯澤恩縣法院前法官夏瓦瑞拉和他的同夥、首席法官邁克爾·康納瀚收受兩座私人青少年監獄承包商260萬美元的賄賂，從2003年到2008年，他們先後把近3000名無辜的少年送進少年監獄，以增加囚犯的數量來保證私人監獄的利潤。東窗事發之後，夏瓦瑞拉的2480個案子被推翻。而這並不是個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死刑錯判率超過4%，這4%的犯人根本就無辜。研究還發現，死刑判決中，1.6%後來改判了無罪，35%以上後來減刑了。而早有研究指出，美國死刑判決68%有量刑的錯誤和各種其他錯誤。

（參見：《章瑩穎案疑雲追蹤：美國警方、司法體系為何表現如此糟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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