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家庭講孝，美國人的家庭講愛

中國人的家庭講孝，美國人的家庭講愛

許錫良

有一次給90後一代大學生上課，我問你們誰知道毛澤東，聽到這個問題全班都笑了。我問，你們笑什麼？一個漂亮女生怯生生地主動站起來，然後對我說：「只有傻子不知道他。」我說你為什麼這樣說。她說：「每天用著錢，人民幣上就有他啊。從一元到一百元全是他。誰記不住錢幣上的人物啊。」另一個女生也站起來說：「我就喜歡毛大爹。只要看見他，就看見了錢。」我說，你那是見錢不見人，是見錢眼開。全班轟然大笑。看來90後一代確實只能夠從錢幣上的頭像來認識這個人了。不過也好，將毛澤東當成錢幣的象徵來崇拜總比他們的父輩們將他當作紅太陽來崇拜要好一些。

我發現在中國越是傳統文化深厚的地方，特別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地方，就越是坑蒙拐騙造假的多，越是不講信用，越是貪官污吏嚴重。幾乎每個省都是這樣。廣東尤其典型。即使像深圳這樣的新興城市，也是在一片國學聲中腐敗的。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熟人圈子裡的道德遇到了市場社會的陌生環境,不騙你騙誰?這再次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儒家文化就是腐敗文化。

孝文化其實就是家天下的文化，也必然是專制文化。這種文化裡面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意識，只有上下尊卑貴賤意識。孝，其實就是將家庭成員分成三六九等，然後再給他們貼上下尊卑的標籤。有孝的地方，有可能會有獨立思考嗎？能夠培養人的平等意識嗎？能夠培養責任意識與親情關係嗎？不大可能吧。因為，這種自上而下，單向命令與服從的關係，其實人的主體意識都不可能樹立起來。中國人自古就缺乏獨立思考的習慣與能力，也缺乏創造活力，不能不說與這種世代束縛人的思想個性的孝文化密切相關。

就一個政府來說，倡導「以孝治天下」，其實是心懷著鬼胎，有著很詭異的算計的。「以孝治天下」隱藏了什麼秘密呢？只要一個社會中每個家庭都是「孝」文化籠罩著，那麼，政府的社會福利事業就可以放在一邊。人的生老病死貧富，都可推卸得乾乾淨淨。

國民飢餓了老了，有「郭巨埋兒」的故事可效仿，並不需要去解決糧食問題和養老問題；病了有「孟宗哭竹」、「卧冰求魚」以及「黔婁嘗糞」和「割股療親」的故事，並不需要發展醫療改革事業。中國許多蠢人，人家一忽悠，把本該政府要解決的問題，用一個「孝」就大包大攬過來了。

全世界就中國人講孝，但是，中國人的家庭卻少有真正和睦的。越是不和睦，越是講孝，反過來，越是講孝，家庭就越不和睦。那些逆人性的變態心理，怎麼會讓人過舒心日子？在上的要維護孝的權威，在下的要反抗，還不要鬧得雞犬不寧？

一個家庭孝了以後為什麼會缺少真愛？因為從經濟角度講，孝，其實是傳統農業社會缺乏社會福利保障的結果。孝之下，作為父母難免「養兒防老」，其實就是一种放高利貸與投資行為。難免將親情變成一種買賣關係。

因此，我媽以她七十歲的高齡曾經給我算過一筆帳：投資什麼都不如養個孩子划算。什麼都可能貶值，只有一天天長大的孩子在不斷地增值。老媽沒有什麼文化，沒有念過什麼書,更不可能上網，但是她確實以她最樸實的人生經驗，驗證了耶魯教授經濟學家陳志武的「儒家孝的金融學」原理。孝，是作父母的一輩，最自私，最醜陋的觀念。

中國人的家庭講孝，美國人的家庭講愛。結果怎樣呢？講孝的中國，讓每一代都肩負著沉重的負擔，從經濟上到精神上，每一代的眼睛只能夠面向過去，結果年輕人，只能夠兩眼下視黃泉，滿臉裝出一副死相。這與孔子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祖先崇拜是完全一致的。講愛的美國，讓每一代都要面向未來，對新生代負責。上一代不可約束下一代。因此，代代人才濟濟，超越前人，個性鮮明，充滿活力。一種文化面向過去，一種文化面向未來。你說結果會有什麼不同呢？

袁偉時老先生說，數千年來，中國的問題多多，就在於現代文明普及得不夠，精英的思想文化意識水平不高。具體說來，就是邏輯思維能力沒有過關，工具理性不強。比方說，西方每一代哲人著書立說，在提出一個新思想，新觀點的時候，都有充分論證的功夫，而且伴隨著創新，還有相關的研究方法論的專著。

從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開始，就有《工具論》，專門論述有效思維的；英國的培根有《新工具》；法國的思想家笛卡爾有《談談方法》的專論；英國的思想家洛克有《人類理解論》，德國的萊布尼茨不同意英國的洛克的觀點，但是，他不是為反對而反對，而是必然講出理由。其理由之一就是他認為洛克的思想工具出了問題，因此，他也寫了一部《人類理解新論》。伯特蘭.羅素有創立分析哲學,與自己老師懷特海合作寫過《數學原理》，非常強調人的思維方法,懷特海本人著有專著《思維方式》。西方還有關於科學思維方式的專門學問——科學哲學。

每一種學說的創新，都是伴隨著方法論上的突破。但是，中國的學者無論古今，關於思維方法的著作幾乎一個都沒有。中國人寫作，除了詩詞賦之外，就是語錄體，最多只是喜歡羅列事例的零散的筆記體。唯獨缺乏的是嚴密的論證——如果這也算一種邏輯的話，我們只能夠稱之為——中國邏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講邏輯，懂論證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缺乏邏輯的人多了，那些少數有點邏輯的人反倒成了不正常的怪物。當年台灣的殷海光先生就是這樣的先例。

因此，大貪官江蘇建設廳廳長徐其耀在給讀大學的兒子的信這樣總結道：要有真文憑，不要有真知識，因為有了真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一旦獨立思考，你就會遠離這個群體，那樣你就危險了。一個愛子的貪官用自己的人生體驗道出了一個中國邏輯的秘密：真思考，做真學問的人，命運會很悲慘。

2011年10月1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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