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港女嫁給陸男

2013年，我和太太在香港註冊結婚。這些年，在我們的二人世界之外，香港經歷蘋果日報頭版「反蝗蟲」廣告、奶粉限購令、反水客、佔中、中港足球隊交戰等事件，陸港話題一度激化。

陸港婚姻則體現了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另一種可能性。2013年，香港有5萬餘宗婚姻登記，陸港婚姻佔37%。而一個可能打破了刻板印象的趨勢是，新郎為內地人的陸港婚姻登記在逐年增加。2010年至2014年，由3259宗增加到了5345宗——這意味著每10對新人就有一對屬於港女嫁給陸男。隨著跨境的求學、工作機會越來越多，這種趨勢也在情理之中。

文｜謝夢遙

編輯｜王波

來源｜博客天下

那個夜晚，我很難不注意到那個女孩。她很瘦，挎著巨大的手袋，妝容精緻，衣著比一般女孩更時尚，香水味道很濃。在路上遇到朋友，她竟會向朋友同行的陌生人打招呼。她的口音很獨特。笑起來很好看。

我就是那個陌生人。也許是友善的舉動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決定從朋友處要來她的電話，給她發簡訊，做自我介紹。很久沒有回復，我陷入了失落的情緒。「叮」的一聲，簡訊來了，同樣是非常有禮貌，「對不起，我才看到，剛才在洗澡，很高興認識你。」用的是繁體字。

那是2005年，我在京郊一所大學讀大二。她從香港來，進入這所大學無需高考，也不用上政治課。

後來，我們開始約會，一起上課吃飯。當周圍同學知道我女友是香港人，很多時候是一種訝異的回應。其實他們並不了解她，甚至並未見過，針對的僅僅是這個身份。這並不公平。至少在當時，他們的反應，有點像社會對另一種搭配——即黑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的固有偏見。

8年後，我們在香港結婚。在尖沙咀的婚姻註冊處，她從小就認識的五個朋友全部在場見證。而我邀請的那位內地朋友因遲到而錯過，由於他對香港缺乏了解，找錯了地方。

我用蹩腳的粵語宣讀了誓詞。雖然大學畢業後的大多數時間裡我住在香港，但工作環境很少用到粵語。我和她用普通話交流。

儀式很快結束了。我們走出那幢政府辦公樓，波光粼粼的維多利亞港就在眼前。隔海望去，是中環的摩天大廈。

另一種可能性

這些年，在我們的二人世界之外，香港經歷蘋果日報頭版「反蝗蟲」廣告、奶粉限購令、反水客、佔中、中港足球隊交戰等事件，陸港話題一度激化。

陸港婚姻則體現了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另一種可能性。2013年，香港有5萬餘宗婚姻登記，陸港婚姻佔37%。而一個可能打破了刻板印象的趨勢是，新郎為內地人的陸港婚姻登記在逐年增加。2010年至2014年，由3259宗增加到了5345宗——這意味著每10對新人就有一對屬於港女嫁給陸男。隨著跨境的求學、工作機會越來越多，這種趨勢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今日，一些人仍然認為陸港婚姻附有一個明確而狹隘的動機：來自內地的一方——通常是女性，為了獲得香港的福祉。這種粗暴的判斷有許多值得辯駁之處，但溯其來源，確實與既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關。

2015年初，在深圳從事金融工作的東北人王建國決定申請單程證來港，他的太太是香港人。為了解更多申請程序，也渴望建立在港的社群關係，他在QQ搜索關鍵詞，加入了一些「單程證」群。由於沒有標註性別，很自然地，有人把他當成了女人，問他：「你老公也是在內地嗎？」

「我注意到你用了一個『也』字。你老公是在內地嗎？」王建國回復。「是的。」對方說。

他繼而注意到，那個群里幾乎都是嫁到香港的內地女性，談論最多話題是如何在香港找工作，應聘面試問什麼問題。「她們希望找的工作是餐廳服務員、地產代理或者是在像莎莎這些地方賣東西。」

「加群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我的問題，但這種嘗試不是很成功。」但王建國也強調，以這段經歷來觀察當今的陸港婚姻並不恰當，「因為我們大部分像我們都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並不會去裡面去聊天。」

「以前陸港婚姻給人的印象，就是比較低下階層的港男，去內地包養二奶或者二婚。我們代表的是另外一種形象，有點扭轉。」王建國的太太宋穎恩說。

她是我的師姐。比起其他港澳台學生，她融入內地校園生活順利得多：她進入校學生會，最後當了副主席——與香港的大學不同，她獲得這個職位並不需提交政綱與參與選舉，更多是靠個人魅力與表現出積極性；她參加了學院的籃球隊；大一時她即與王建國成為情侶，他是黨員。畢業後，他們結婚了。

如果把愛情的角逐當做一場戰爭，通常而言，男性是出擊者。而在內地院校里，這種感覺就像是主場作戰。主場優勢體現在我們對這裡的文化更熟悉：如何選課、如何躲過老師點名、如何佔座——我就是通過期末備考期間，每天早上去圖書館幫她佔座獲得了太太的好感，但更多的是體現在心理層面上。如果情境倒置，在香港就讀大學的內地男孩追求香港女孩的經歷我幾乎從未聽過。

「大部分人不敢追，跟他有沒有錢沒有關係。是因為自尊，怕被拒絕了沒面子。也是因為自卑，不敢輕舉妄動。」因優才計劃進入香港的河北人陳瑜說，他也曾經過這個階段，「就像在很高級的餐廳吃飯，不知道怎麼拿餐具。」

但王建國不這麼看，他向來充滿自信。「這個感覺因人而異，跟教育水平和職業都有關係。我們去找一個香港女生可能也是很容易的事情。香港適婚女性是過剩的，統計局公布的，鐵一樣的數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2015年香港男女比例為923:1000。

「那我們也不一定要找內地男人啊。關鍵是，我們不是被剩下的。」宋穎恩嘟囔著嘴說。

王建國說：「是因為你們碰到我們了，所以你們沒有被剩下。」

香港女孩

交往原則第一條：不要用「港女」稱呼香港女孩，這在當地相當於一句罵人的話。我有過教訓，因為稱太太「港女」，她當場不悅，差點吵架。這個詞指擁有自戀、拜金、壞脾氣、有公主病的香港女性。Facebook幾個有著港女標籤的熱門視頻都是發狂的女人在街頭暴扇男友耳光。

正如許多刻板印象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港女」這個詞可能將小眾行為放大，而忽視了另外一些可以成為共性的美好特質。比如，在香港這座高速運轉的城市裡，敬業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品質。

那個女孩就是個工作狂。

聲樂老師陳瑜本來不知道她在家。2014年底的那個周末下午，他去學生家教課——學生是個對美聲唱法充滿熱情的香港老太太。他被留下吃晚飯，老人的女兒從房間出來了。她一直在裡面安靜地工作。他們加了微信。

陳瑜不是那種氣場強大、充滿機靈勁兒的男人，但網路上的打字溝通，減低了語言障礙，也便於醞釀勇氣。在聊了一個月後，陳瑜問女孩，能不能約她出來玩。「不行，我要去找個咖啡館工作。」陳瑜說，「我陪你吧。」

那天沒有化學反應產生。在咖啡館的3個小時里，女孩一直在認真工作。陳瑜本還期待兩人能說說話，「早知道帶個電腦了。看手機一直看到快沒電了，但也不知道看啥。但因為你心裡是想和她有機會交流。」女孩最多就轉頭問問他，悶不悶啊，要不要先回去。晚上沒有一起吃飯，兩人各自回家了。

這本是看起來毫無可能的愛情。之前，女孩母親問過她，想介紹男朋友給她，是內地人。「不找內地人，不知道怎麼溝通。」女孩快速回絕了，此事不了了之。

但至少，咖啡館的相處是一個開始。他繼續約她，但沒有看過一場電影。女孩太忙了，最多就是下班一起吃飯，街上轉轉。「我從沒見過這麼熱愛工作的人。」陳瑜說。

他們均是彼此熟悉的圈子裡的闖入者，女孩從未深度接觸過內地同齡男性，陳瑜雖生活在香港，但他的朋友都是內地背景的人，學生不是中老年人就是兒童。陳瑜最擅長的事情，無法引起女孩的興趣。他唱美聲，女孩卻只聽香港流行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陪伴與耐心——她後來承認，和他在一起有一種家的感覺，他們慢慢來電了。女孩的母親在很長的時間蒙在鼓裡，而當她知道後，一度扮演的是反對者的角色。

認識1年後，他們結婚了。教課之外，陳瑜承接一些商業與公益演出，香港市場小，他的收入並不穩定。太太收入要遠高於他。香港最被人所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是嫁入豪門，而這段感情更像是某種對俗套想像的回擊。

香港發生的那些可能導致意見分歧的新聞，兩人從不討論。「她的世界，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家人。」陳瑜說。

王家欣是另一種類型的香港女孩。她曾經很貪玩，一周能去三次蘭桂坊，一個月花在喝酒上的錢有七八千元。她的跨境愛情兼具著偶遇、閃婚等戲劇性元素。

2009年夏天，她在英國讀碩士期間回港休假，沒事跑去母親開的東北餃子館——父母是東北移民，她則在香港出生。一個夥計以為她是客人，用普通話問她幾個人用餐，她看了他一眼，沒搭話就走開了，想著這人怎麼這麼年輕。這是她與未來丈夫的第一場遭遇。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系的內地學生劉全有課業成績極其糟糕，2009年他本該畢業，但因為掛科而延遲畢業一學期。他對前途也缺少規劃——他的暑期工作竟然是在餃子館裡。夥計們都是四五十歲的人，老闆娘的女兒是唯一同齡人。

那段時期是王家欣的苦悶期。她突然回到香港，失去與舊日同學的日常聯繫，而以前香港的朋友都在工作了。她想放鬆一段時間，卻找不到人陪。於是她想到了那個年輕的夥計。

她命令夥計利用午休時間陪她逛街，晚上陪她去酒吧喝酒。劉全有一點也不喜歡喝酒，但他老實，也不懂得拒絕別人。這期間兩人還有一次馬拉松式的深夜通話。「我是那種比較不拘小節的人，晚上睡不著，又沒有什麼朋友，」王家欣說，「我就翻看手機看看有誰可以找的。」他們聊到了早上5點。

像所有處於曖昧期的男女一樣，他們也鬧彆扭。王家欣氣他，故意找了男伴，在店裡坐在一下午。母親似乎看出了什麼，催促她趕緊離開，「你跟別人在這，人都沒有辦法工作吧。」

那夜她又玩到了早上4點才回家，其間收到了劉全有的簡訊。「出去喝酒別太晚回家，小心點。」她突然很感動。他們和好了。

過了幾天，一起吃飯的時候，她突然對他說，「咱倆結婚唄？」「好啊。」

但什麼也沒有發生。然後就是9月了，他開學，她去四川做義工。一個月後她回來，問起他，「你要不想結就不結了。」「沒有不想啊。」「那我們明天就去吧。」「好。」第二天，他們真的就去了。

這件事情直到現在都想來都很神奇。王家欣說不清楚那種心態，似乎是開玩笑的，但似乎是認真的。母親當然反對他們的婚姻。「你都不知道他家裡是幹什麼的，萬一他家是農村的呢？」從店裡夥計到女婿，這個角色轉換太快，嚴格來說他都不算她的男朋友。除了可靠、人好，王家欣甚至說不出他的其他優點。

「我不是來徵求你的意見的，我就是來通知你，我要結婚了。」她任性地對母親說。

「他要房子沒有房子，要車子沒有車子，要錢也沒有錢。但這些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王家欣說，「我是那種愛情至上的人。」

或許從常識上來說，這種婚姻變糟糕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好在，故事沒有向那個方向發展。

內地男孩

劉全有的家庭在瀋陽屬於中產，母親是即將退休的公務員，父親做些小生意。儘管獨子還在讀書，他們還是爽快地同意了這門婚事。

幾個月後，劉全有畢業了。他的第一份會計行月薪只有8000元，在香港甚至不及一個夜更保安。王家欣在父母的店裡幫手，沒有工資。即便如此，他們也選擇與同學合租房子，而不是住在家裡。

他們本來可以與父母同住——就像很多香港已婚的夫婦一樣，但劉全有的自尊不能接受，岳父母對他的敵意已經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王家欣父母名下的另一套房子給尚且單身的她哥哥住，但對於她呢，母親說，「我本可給你買房的，但我不想管」。

他們決定也開個餃子館。50萬元的啟動資金來自於男方家庭，女方家則提供了選址與僱人的幫助。餃子館在銅鑼灣附近，他們也曾想像過會有黑社會上門收保護費——很多年前王家欣的父母開店時也遭遇過，但什麼都沒有發生。

雖然學業荒廢，但創業後，劉全有像變了個人，他很勤快，每天泡在店裡，再也不陪王家欣去酒吧了。他臨近大學畢業尚不大會講粵語，遠遠落後於其他內地同學，但現在，他的店員全部是香港人，他與他們用粵語流利交流。不久前，他的店裝修了，煥然一新。在接受採訪的那晚間隙，他還要回店去監督品嘗新研發的菜式。「有啥能力就做啥事，有人說香港經濟倒退，內地發展迅速，但在這邊越久，我就越不想回去。」他說，「我爸是做生意的，經歷過生意場上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從小耳濡目染，不太喜歡。」

但在王家欣看來，劉全有活在香港並不容易。「其實他挺孤獨的，他父母不在這裡，他大部分在香港念書的同學都回內地了。在香港的好朋友五個手指可以數出來。」他並沒有融入王家欣的朋友圈，閑下來時，他寧可在家裡打遊戲。

在香港的這些年裡，我只參加幾次太太的朋友聚會，遠遠低於她參加我的。我的反應總是慢上半拍，感覺無所適從。參與不進話題當然不會愉悅，然而她們為了遷就我有意識地放慢語速，或者讓我成為話題中心，更讓我不舒服。再接著，一種本能的抗拒產生了，我找出各種事由避開她的聚會。

有一次，太太說，她的好朋友都會帶來男伴，所以我應該參與。我去了，確實見到了不同類型的男人，文靜儒雅的白領、愛開玩笑的富二代、渾身紋身肌肉發達的室內裝修工——當時我有點怕他，但後來聽說他求婚時哭得很厲害，女方反而沒哭，才對他的印象有所改觀。理論上我總能找一個類型相近的男人聊一聊，但在那次聚會裡，我依然感到強烈地不自在，是話最少的那個人。

她的朋友對內地難免有偏見，有幾個人對內地旅遊毫無興趣，時間與經費充足就去歐洲，不夠的話則去東南亞。另一個人則明確地說，不想與內地人談戀愛，因為覺得他們衛生習慣欠妥。王家欣也曾擔心朋友會嫌棄劉全有，「怎麼找內地人啊。」小時候的陰影始終在，她最怕開家長會，因為同學們知道她父母是講普通話，會喊她「大陸妹」。

至少在相處中，香港太太的朋友們都是友善的。融入不進，與歧視毫無關係，主要原因在內地男人自己身上。而同樣的問題，似乎很少出現在內地女孩與香港男孩的搭配里。

有些時候，我會被人當成香港人。我並無太大反應。但太太如果被當成了內地人，比如在銅鑼灣購物時，突然被以普通話問答，她會有點惱怒。但她氣得究竟是什麼呢？她說不清楚，但她拒絕承認那是歧視。

在文化上，女性的改變似乎更多。在岳母家吃晚飯，電視永遠會停留在TVB港劇8點檔，而太太平時從來不看港劇。受我的影響，她喜歡看《中國好聲音》、《奇葩說》與郭德綱相聲。

但在給孩子起名字時，獲勝方屬於香港。王建國與宋穎恩的孩子名字有個「嘉」，劉全有與王家欣的孩子名字里有個「怡」，都是典型的香港用字。香港的人名多是三個字，他們的孩子也一樣。

差異與理想

在餐館的經營上，王家欣與劉全有產生過原則性的分歧。

在很多事項上，劉全有習慣講人情。發工資的時候，他經常不按照合同上的數額，而是隨意多發幾百元。王家欣質問他，「你去香港的企業工作，人家會不會多給你？」他回答說，「添個彩頭嘛。」有時候，為了避免王家欣為難，劉全有會提前搶著把工資結算。

一些提前訂好的規則，他也會用靈活的態度對待。王家欣和員工說好，客人消費低於100元不可以刷卡，但員工不按規定執行。她向丈夫抱怨，丈夫不以為意，「你給人家行個方便，人家下次還能來嘛。」

按合同約定，員工每月請假達到3天將無法得到全勤獎，但劉全有仍然照發不誤。王家欣尤其不能容忍這一點，她認為這種看起來的一視同仁，對那些全勤的員工不公平，「這個餐館是沒有制度的。」但丈夫回應說，「那是我們店小嘛，要多用這種溫情牌。」

終於有一次，她決定要清清楚楚、不容讓步地表明態度，「這個人絕對不可以發獎金，因為她這個月請了很多天假」。劉全有終於答應了。

但當她到去店裡查賬時，發現丈夫還是把獎金髮了那位員工。她終於爆發了，「感覺特別不被人尊重，一秒鐘都不能在那個店裡面待下去了」。她走進廚房對丈夫說，「我走了」。

走到大街上，她就哭了起來。其實家和餐館距離不遠，步行可至，她打車回去。車上她也止不住地哭。

如果不了解香港與香港人，你不會理解王家欣為什麼會如此委屈。她真正在乎的並不是錢，而是原則，尊重並保護規則，這座城市的商業觀念與職場文化更多是西方式的。

回到家裡，她很激動地向婆婆說起這件事，「內地人就喜歡這樣」。婆婆淡淡地說，「那誰讓你嫁給內地人呢？我們做事就是這樣的。」

在這件事情之後，劉全有的處理態度也做了一些調整。香港規則開始佔據主導地位。有次，一位喝多了的內地客人在結賬時看到開瓶費一項，要求抹去，自稱是劉全有某個同學的乾爹，王家欣不同意。那人威脅說，信不信我打電話就讓你飯店開不下去。以往而言，劉全有對於開瓶費收取無所謂，但這次他站在了太太一方。那人最終交了錢。

報復在次日到來。食環署上門調查，說有人對該店的衛生狀況做出投訴。他們調出監控錄像解釋，聽取情況後，食環署沒有為難他們。

在談到分歧這個話題，他們講得最多的是關於餃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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