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戰前後國人的現代性反省

歐戰作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慘絕人寰, 創深痛巨。其時, 許多歐洲人對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 「西方沒落」 及「上帝死了」 等悲觀論調瀰漫歐洲大陸。與此相應, 歐洲出現了「理性危機」。自18 世紀以來, 理性主義一直凱歌猛進, 在理性面前, 一切聲言擁有時效性的東西, 都必須為自己辯護。但是, 此時人們卻發現, 「歐洲釋放出來的科學和技術的威力似乎是他們不能控制的, 而他們對歐洲文明所創造的穩定與安全的信仰, 也只是幻想而已」 。「 對於理性將要驅走殘存的黑暗, 消除愚昧與不公正並引導社會持續前進的希望也都落了空。

1914年8月，一戰爆發，德國士開兵開赴戰場

歐洲的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 中」 。所謂「 破碎的世界」 , 就是韋伯所說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兩面性」 :它一方面帶來了科學與經濟生活中的巨大成就, 但同時卻無情地剷除了數世紀以來的傳統, 將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為迷信, 視人類情感為無益, 「因而使生命喪失精神追求」 , 「世界失去魅力」 , 「使生命毫無意義」 。

人們在藉理性徵服自然的 同時, 其主體性也發生了異化, 成為理性的奴隸。理性所承諾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王國, 不但沒有出現, 相反, 現實中卻充滿著貧富對立與仇恨, 乃至發生了這場可怕的大屠殺。「 人是什麼?」 自古希臘哲人以來似乎已經解決的問題, 現在又成了問題, 人們感到孤獨, 失去了方向, 又出現了「人的危機」 。

緣是之故, 自19 世紀末以來便陷入窘境的理性主義進一步衰微了。戰後歐洲對社會文化危機的反省存在兩個取向。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 它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 強調所謂的「理性危機」 , 說到底, 無非是資產階級「理性王國」 的破產;因之, 消除社會危機的根本出路, 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 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將人類社會引向更高的發展階段即社會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 即此一取向的善果。

一戰中陣亡的法國軍人墓地

另一個取向是反省現代性, 它集中表現為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所謂現代性, 是指自啟蒙運動以來, 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為目標的系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許多西方現代學者從唯心論出發, 將問題歸結為理性對人性的禁錮, 因而將目光轉向人的內心世界。他們更強調人的情感、意志與信仰。尼采大聲疾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 被認為是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興起的宣言書。

20 世紀初, 以法國哲學家亨利· 柏格森(Henri Bergson) 和德國哲學家倭鏗(R .C .Eucken) 等人為代表的生命哲學, 強調直覺、「 生命創化」 與「精神生活」 , 風靡一時, 是此一思潮趨向高漲的重要表徵。非理性主義雖不脫唯心論的範圍, 存在著某些非理性的傾向, 但是, 「柏格森哲學是西方文化的一種自我反省」 。 它對西方現代性的反省, 仍有自己的合理性。應當說, 早在20 世紀初年, 國人就已敏銳地注意到了上述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重大變動,且於思潮的兩個取向, 都各有評介與吸納。長期以來, 學術界對於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潮東漸的研究, 成果豐碩, 而對於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的反響, 研究卻比較薄弱。 事實上, 忽略了後者, 我們對於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20 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理解與把握, 就不可能是準確的。

支援前線的婦女：一戰期間英國的戰爭宣傳海報

國人對於19 世紀末以來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感悟, 其最初見之雜誌者, 據筆者所知, 當是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是文作於1907 年, 次年發表在《河南》第7 期, 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 世紀的歐洲文化, 科學發達, 物質昌盛, 但卻失之一偏, 獨尊科學, 崇信「物質萬能」 ,而貶抑了精神與情志。尼采諸人深思遐矚, 首揭其「偽與偏」 , 預示著20 世紀的文化與19 世紀之文化異趣, 即「非物質」 而「重個人」 :「 精神生活之光耀, 將愈興起而發揚」 , 「出客觀夢幻之世界, 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 將由是而益張」 。「內部之生活強, 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 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 二十世紀之新精神, 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 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魯迅目光銳利, 他顯然已相當深刻地體察到了歐洲自19 世紀末以來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其現代思潮的變動。不過, 是文沒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鏗為代表, 正風靡歐洲的生命哲學的崛起。

《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的首篇文章即陳獨秀的《敬告青年》, 倡言科學與民主, 顯然志在高揚理性, 但其立論, 卻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諸人:在「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一節,他寫道:「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 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 ;在「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節目下, 他又寫道: 「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 無日不在演進之途, 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 謂有二境, 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之創造進化論所以風靡一世也」 ;在「實利而非虛文的」 節目下, 他又這樣說:「當代大哲, 若德意志之倭根(即倭鏗———引者), 若法蘭西之柏格森, 雖不以物質文明為美備, 咸揭櫫生活問題, 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 正以此次戰爭, 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 勢將覺悟無遺。」

李大釗在《厭世與自覺心》一文中, 也明確提出要藉助本格森(即柏格森———引者)關於自由意志、生命衝動、創造進化的學說, 以啟迪新時代青年努力奮進的「自覺心」。當然, 更具典型性的是, 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 甚至借用尼採的名言來概括新思潮的意義: 「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

法國哲學家亨利· 柏格森

尼采、柏格森、倭鏗諸人若知道, 在中國的語境下, 自己的思想竟被藉以高揚理性, 不知將做何感想了。當然, 歸根結底, 陳、胡諸人對於反省現代性, 基本上採取了淡化與貶抑的態度。

丁文江更是推波助瀾, 借羅素(Bert rand Russell)在北京的牢騷話, 貶損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騙巴黎的時髦婦人得來的。他對於哲學可謂毫無貢獻;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 實際上, 羅素本人在其《西方哲學史》中, 對柏格森有很高的評價, 稱他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 。他說:「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講得比較詳細, 因為它是對理性反抗的一個極好的實例, 這種反抗始於盧梭, 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漸支配了越來越廣大的領域。」

德國哲學家倭鏗

英國學者彼得·沃森(Peter Wat so n) 則評價說:「柏格森很可能是20 世紀頭10 年最被人們理解的思想家, 1907 年後, 他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 相較之下, 胡適諸人的觀點, 不免有失偏狹。從嚴格意義上講, 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真正傳入中國並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 是在歐戰結束之後, 尤其在1920 年初梁啟超諸人游歐歸來之後。梁啟超、張君勱諸人是最重要的推動者,

其最重要的表徵, 是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發表。

1918 年底, 梁啟超啟程游歐, 絕非一時心血來潮, 而是深思熟慮後的決定。早在歐戰爆發之初, 他即敏感到這場戰爭將深刻影響世界與中國, 故提醒國人當關注歐戰, 不容有「隔岸觀火」 之想。他不僅出版了《歐洲戰史論》一書, 而且在報刊上開闢《歐戰蠡測》專欄, 發表專論。歐戰甫結束, 他即決意西行, 對戰後歐洲進行實地考察, 以期近距離感受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 以便為國人的自覺, 也為自己今後的道路, 尋得一個新的方向。

張東蓀也致書提醒抵歐的梁啟超諸人「不可僅注視於和會, 宜廣考察戰後之精神上物質上一切變態」。因此, 梁啟超折衝樽俎, 除了參與與和會相關的活動外, 先後遊歷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義大利、德國, 與歐洲各界名流進行了廣泛接觸。需要指出的是, 他在出遊前通過日本學者的著作, 對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 尤其是柏格森諸人的學說, 已有了相當的了解, 抵歐後更執意訪求。他致函國內友人說, 在巴黎, 茶會多謝絕, 「惟學者之家有約必到, 故識者獨多」 。而「所見人最得意者有二」 , 其中之一就是「新派哲學巨子柏格森」 。造訪前一天, 梁啟超、蔣百里、徐振飛三人分頭徹夜準備了詳細的有關資料。及相見問難, 大得主人讚賞, 「謂吾儕研究彼之哲學極深」 。梁告訴柏格森, 其友人張東蓀譯柏氏著作《創化論》將成, 對方喜甚, 允作序文。對此, 梁啟超頗有感觸地說:「吾輩在歐訪客, 其最矜持者, 莫過於初訪柏格森矣。」

梁啟超

與此同時, 梁啟超還執意要見倭鏗。據張君勱回憶, 到達德國後, 「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歐洲思想史中, 必推柏格森、倭伊鏗(即倭鏗———引者注) 兩人為泰山北斗, 我既見法之柏格森, 不可不一見德之倭伊鏗」 。後終如願, 得登門造訪。「所談不外精神生活與新唯心主義之要點。任公先生再三問精神物質二者調和方法」 。 梁啟超對柏格森、倭鏗的專程拜訪本身就說明了他對二人學說的重視。在與友人書中, 他還坦言:「吾自覺吾之意境, 日在醞釀發酵中, 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 惟革命產兒為何物, 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因身臨其境, 耳聞目睹, 自然心得良多。但是, 歸根結底, 他所謂的思想「革命」 與「自覺」 , 乃是指自己考察了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 並最終服膺了反省現代性的思潮。這在1920 年初梁啟超歸國後發表的影響廣泛的《歐遊心影錄》中, 便有了十分清晰的表述。

《歐遊心影錄》第一部分取名「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 分上下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 與「中國人之自覺」。上篇是前提與依據, 下篇則是引出的教訓與結論。上篇共列11 個目,但是, 如「學說影響一斑」 、「科學萬能論夢」 、「思想之矛盾與悲觀」 等, 關於歐洲現代思潮變動考察的部分就佔了五個, 足見其重點之所在。梁啟超顯然認同了反省現代性的取向, 將歐洲社會文化的危機, 最終歸結為學說、思潮之弊。他認為, 「從來社會思潮, 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 , 而政治又影響私人生活, 「所以思潮稍不健全, 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弊」 。西方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為兩橛, 唯心唯物, 各走極端」 , 所以, 中世紀是宗教盛行而禁錮思想;近代以來, 卻又變成唯物質是尚, 「科學萬能」 , 人慾橫流, 「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 。因之, 精神家園荒蕪, 從而喪失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 這是歐人最終陷於社會危機的「第一個致命傷」 。他寫道:歐人做了一個科學萬能的夢, 以為科學可以帶來黃金的世界, 不料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 遠遠望見個大黑影, 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 那知趕上幾程, 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 …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 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 這便是世界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需要指出的是, 為了避免讀者誤會, 以為自己菲薄科學, 他特意在這段話後加了一個注, 強調「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 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

所以, 在這裡, 梁啟超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義」 , 所謂的「科學萬能」 論,就是「理性萬能」 論。他之所以對戰後的歐洲不抱悲觀, 是因為他相信以柏格森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的興起, 反映了歐人對於現代性的反省, 正為歐洲開一新生面:「在哲學方面, 就有人格的唯心論、直覺的創化論種種新學派出來, 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 撥開幾重雲霧」 。「柏格森拿科學上進化原則做個立腳點, 說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 方滅已生, 生滅相銜, 便成進化。這些生滅, 都是人類自由意志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 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 就喚做`精神生活" , 是要從反省直覺得來的」 。「人經過這回創巨痛深之後, 多數人的人生觀因刺激而生變化, 將來一定從這條路上打開一個新局面來。這是我敢斷言的哩。」 梁啟超不是哲學家, 但他憑自己「筆鋒常帶感情」 的筆觸和富有文學色彩的生動語言, 將戰後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和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興起, 描繪得有聲有色, 影響遠遠超過許多哲學家的專業論著。以至於他對「科學萬能論」 的質疑竟引起胡適的批評:「 … …謠言這件東西, 就是野火一樣, 是易放而難收的。

張君勱

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 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 。「梁先生的聲望, 梁先生那枝`筆鋒常帶感情 的健筆, 都能使他的讀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論的影響。何況國中還有張君勱先生一流人, 打著柏格森、倭鏗、歐立克… …的旗號,繼續起來替梁先生推波助瀾呢?」 將胡適的這番話作相反理解, 不正可說明梁啟超是戰後推動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傳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嗎?另一位有力的推動者是張君勱。他先隨梁啟超游歐, 後即分別師從柏格森、倭鏗問學, 被蔡元培認為是介紹二人學說最合適的人選。 張君勱以宣傳柏格森、倭鏗哲學為己任。

1923 年張君勱在清華做「人生觀」 的演講, 引發了一場著名的「科玄之爭」 , 更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胡適指責他為梁啟超推波助瀾, 也理所固然。事實上, 自梁啟超歸國後, 短短二三年內, 反省現代性思潮在國人中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在某種意義上已形成不小的熱潮。在當時各種刊物上, 評介柏格森諸人學說的文章, 可謂連篇累牘。張東蓀翻譯的柏格森著作《創化論》於1922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是柏氏力作在中國最早問世的譯本。同年, 《民鐸》雜誌推出「柏格森號」 , 發表了蔡元培、梁漱溟、張東蓀等人撰寫的11 篇文章。茅盾在《民國日報·覺悟》欄目有專文推薦。他說, 專號出版先有預告, 故許多讀者「都已望眼欲穿了」 。 藉助譯作和報刊專號, 柏格森生命哲學已經相當全面地展現在中國廣大讀者面前。與此相應, 「直覺」 、「創造進化」 、「生命衝動」 、「意志自由」 、「精神生活」等術語一時間都成了時髦用語, 甚至連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 都在講「柏格森之學與唯識家合」 的命題; 而對一些人來說, 若有機會赴歐與二氏見面, 自然更是一種榮幸。

張君勱說:「宰平之來歐, 其見面第一語曰:此來大事, 則見柏格森、倭伊鏗兩人而已。當其初抵巴黎, 吾為之投書柏氏, 久不得復, 宰平惘惘然若失, 若甚恐不遂所願者。」 蔡元培、林宰平赴歐, 都千方百計謀與柏、倭二氏見面, 以能聽其講學為榮。 他們以共講社名義邀二氏來華講學既不可得, 便接受倭氏的推薦, 轉邀杜里舒(H .Driesch)。後者與先後來華講學的杜威、羅素、泰戈爾諸人, 相映成趣, 形成當時國外學者來華進行學術交流的一道獨特風景。大約同時, 以二氏學說為重要立論基礎的梁漱溟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也正值洛陽紙貴。

丁文江

梁漱溟在書中說:「 (西方)這時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學」 , 「而這派的方法便是直覺。現在的世界直覺將代理智而興, 其轉捩即在這派的哲學。」 由於不少知名學者的介紹和讚譽, 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影響明顯擴大。丁文江曾仿顧炎武的語氣說:「今之君子, 欲速成以名於世, 語之以科學, 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 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這種含有情緒化的批評, 卻恰恰反映出人們對於柏格森學說的痴迷。

難怪嚴既澄會有這樣斬釘截鐵的斷語:「現在世界的思想, 最顯著的轉捩, 就是從主知轉向主情志」 。署名「菊農」 者更是斷言: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 已成為西方的「現代精神」 , 在哲學方面柏格森正是現代精神的代表。「 時代精神真是勢力偉大呵! 科學萬能之潮流還不曾退去, 形而上學依然又昂首天外, 恢復原有的疆域了」。 至於1923 年的「科玄之爭」 , 自然更應當視為此一思潮在中國激起的強烈反響了。

（感謝北京師範大學鄭師渠教授的授權，本文節選自《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編輯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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