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終結

撰文：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Vladislav M.Zubok)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我孤獨，偽善淹沒了一切。

活在世，豈能比田間漫步。

——帕斯捷爾納克，《哈姆雷特》，1946年

1985年3月，克里姆林宮的那些年入七旬的掌權者放鬆了對權力的控制。54歲的戈爾巴喬夫就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伊戈爾·傑德科夫在日記中寫道：「一個我們的同代人掌權了。俄羅斯人新的一輪幻想即將開始。」不久之後，這位新領導人開始談到要實現「更多的社會主義」，將勃列日涅夫時代稱為停滯時期，最後開始談論進行改革（perestroika）的需要。如我們之前談到的，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妻子賴莎屬於戰後一代的莫斯科學生群體。1955年，他們離開了莫斯科，去了南方省城斯塔夫羅波爾，當時「解凍」的影響已經很明顯了。與大多數同學一樣，戈爾巴喬夫夫婦對高雅文化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他們尊重作家和知識分子。50年代，當時還住在莫斯科斯特羅敏卡街宿舍的二人便將所有空閑時間用來逛博物館、劇院，參加詩歌朗誦會。夫婦倆離開莫斯科以後，這些習慣也沒有改變。在那些地位不斷上升的蘇共領導人中，戈爾巴喬夫是唯一一個讀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書籍以及列寧早期著作的人。1967年的夏天，戈爾巴喬夫大學時的室友、當時已經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高官的茲德涅克·姆林納日（Zdeněk Mlyná?）來到斯塔夫羅波爾看望老友，他們長談了一次，談話內容沒有公開。與姆林納日的看法一樣，戈爾巴喬夫相信需要為社會主義尋找到一個更人性化、更自由的模式。幾個月後，姆林納日公開表示支持布拉格之春，他後來移民到了西方國家。

戈爾巴喬夫從來沒有透露過當時的他同情黨內的改革者；他得以繼續平步升雲。然而，戈爾巴喬夫和賴莎沒有像他們年齡段的許多人那樣變得犬儒主義，成為一心只追求名利的無原則之人。此外，失望情緒和激烈的分歧特別嚴重地影響到了他們那些在莫斯科生活的同學、那些曾經理想主義的學生，戈爾巴喬夫夫婦則完全沒有受到影響。1985年的戈爾巴喬夫夫婦仍然相信「日瓦戈的孩子」30多年前所珍視的想法。他們既不放棄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也沒有逃避進文化之中，不去面對現實。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自我教育一直沒有停止。他們閱讀、討論薩特、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的觀點。他們讀義大利共產黨朱塞佩·博瓦（Giuseppe Boffa）寫的《蘇聯史》，安東尼奧·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和帕爾米羅·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的著作，社會主義者威利·布蘭特（Willi Brandt）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文章。另外，戈爾巴喬夫和賴莎雖然一直是愛國者，但是他們拒斥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反猶主義，在他們看來，反猶主義是對他們青年時期社會主義理想可恥的背叛。他們很想看到蘇聯以外的世界。他們一起在西歐旅遊，這些旅途連同他們的閱讀讓他們在質疑蘇聯的現實的同時，也沒有失去對「更好的社會主義」的希望。戈爾巴喬夫1978年回到莫斯科生活（那一年戈爾巴喬夫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裡的農業秘書處，一年後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夫婦倆決定彌補20年的外省生活給他們造成的損失。夫婦二人每個星期天都在博物館度過，他們有條不紊地探索莫斯科的歷史古迹、展覽和劇院。賴莎與自己那些50年代的老同學重新建立聯繫，很多人如今已是知名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

戈爾巴喬夫是自列寧以來第一位對知識分子友好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決心讓蘇聯回到改革的道路上。他和其他開明幹部一樣，與西方相比，蘇聯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所處的劣勢讓他感到恥辱。1983年，戈爾巴喬夫正式訪問加拿大，他和蘇聯駐加拿大大使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有過交談——後者在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發生衝突之後便在加拿大過著自己光榮的「流放」生活。雅科夫列夫帶戈爾巴喬夫參觀加拿大繁榮的農場，他知道這些農場的景象會給這個曾經在俄羅斯「黑土地」上生活的農村男孩留下深刻印象。戈爾巴喬夫注視著這些農場，喃喃自語道，「就算再過50年，我們也無法達到這個效率。」雅科夫列夫後來對他的一個朋友、「解凍」時代「誠實」的老記者說，「你可能不會相信，但是他攻擊起這個制度來比我甚或比你還要猛烈。」戈爾巴喬夫對異議者或者支持異議者的社群沒有同情；然而，薩哈羅夫（1986年11月，戈爾巴喬夫把薩哈羅夫從他的流放地高爾基市接回了莫斯科）對他來說是例外，他認同薩哈羅夫關於核戰爭的危險以及有必要從全球角度思考國際安全的觀點。戈爾巴喬夫還認為，知識階層里的最優秀者是改革的重要力量，他可以就一些問題向他們諮詢意見。戈爾巴喬夫公開稱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停滯時期，他求助於包括莫斯科知識和藝術界在內的「他這一代最卓越的群體」，希望能夠重新塑造60年代那樣的文化和智識先鋒。他還會定期和最傑出的作家會面。他的智囊團里包括世界知名的科學、經濟學專家以及如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等蘇共開明幹部。

1986到1987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推動東西陣營的交流，他也和赫魯曉夫一樣，邀請作家和藝術家在國外宣傳蘇聯新的「人性面孔」。他們陪同他出國旅行，協助戈爾巴喬夫的公共外交行動。1987年3月，由蘇聯的作家、記者和歷史學家組成的官方代表團第一次在丹麥的一場會議上見到蘇聯的流亡作家。現場幾乎所有人都屬於同一代人，他們都在斯大林死後的十年里經歷過懷有希望和幻想的歲月。出席該會議的流亡者中有阿克肖諾夫、西尼亞夫斯基和艾特金。第一天。艾特金當時是巴黎大學的一名教授，他作了一個題為「蘇聯文學——對暴力的辯解書」的演講，蘇聯代表團里的一名成員格里戈里·巴卡諾夫（Grigory Baklanov）開始大喊，作為一名退伍軍人，他無法容忍這樣的羞辱。突然，莫斯科大學1956年級學生、如今已經是一名歷史學家的尤里·阿法納斯耶夫（Yuri Afanasiev）代表蘇聯方面發言，他說：「我們都來自俄羅斯（rossiyane）。我們為什麼要分裂呢？」阿法納斯耶夫請求大家去想自己的俄羅斯文化身份，而非蘇聯文化身份，在場的每個人（包括俄羅斯猶太人）都流下淚來。這是一個里程碑。戰後一代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流亡者以及那些留下來的人，異議者和非異議者，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開始重新去建立破碎的關係。阿法納斯耶夫呼籲知識分子團結在面向改革的俄羅斯身份周圍，這預示著政治上巨大的變化的到來。同時，考慮到知識分子內部在歷史、身份、文化偏好和政治議程上存在諸多分歧，這種呼籲大家團結成一個完整的「俄羅斯知識階層」來支持改革也有其誤導作用。

一種常見的解釋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想是由他早期與左翼文化以及左翼知識分子的密切關係衍生而來的。然而，有證據表明，戈爾巴喬夫最初試圖邀請分裂的莫斯科知識、文化精英階層里的所有團體來做自己改革行動的合作夥伴和支持者。1986年11月，在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的建議下，戈爾巴喬夫成立了蘇聯文化基金會，該基金會於1986年至1991年為其各個項目籌集了一億盧布。基金會的使命是去把那些最優秀、最聰明的人團結並且動員起來推動改革。戈爾巴喬夫和他妻子讀過、而且也很喜歡藝術和文學學者利哈喬夫的作品。在他們看來，在革命前的聖彼得堡接受教育的利哈喬夫能夠體現出一個真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品質。利哈喬夫不同意異議者和「半異議者」群體的消極主義。他喜歡俄羅斯東正教傳統和宗教思想家的遺產。同時，他拒斥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反猶和仇外心理，他認為俄羅斯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因此，根據詹姆斯·比靈頓（James Billington）的說法，利哈喬夫成了「戈爾巴喬夫，尤其是賴莎在俄羅斯文化史上的兼職導師。」利哈喬夫也成了蘇聯文化基金會的負責人，在這個職位上的他應當是所有「日瓦戈的孩子」的導師，無論左右翼。

起初，經驗豐富的莫斯科知識分子——這些60年代的文化變革所孕育出的群體中的碩果僅存者——對重大變化是否會從高層發生表示懷疑。社會學家尤里·列瓦達記得，人們擔心的是，領導人的心情可能會變，或者領導人會被趕下台，就像以前發生過很多次那樣。「他們都將希望寄托在戈爾巴喬夫身上，不去做任何可能會讓他所帶來的美麗夢想離他們而去的事情。」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當時是戈爾巴喬夫班子的一員，他鼓勵自己熟悉的文化精英、60年代的記者採取行動。「發表任何你們想發表的東西，但是不要說謊，」他對一眾編輯這樣說道。「你們應當承擔責任。」這是特瓦爾多夫斯基一直非常想要贏來的自由。第一批行使這個自由的是記者、戲劇導演和劇作家。葉戈爾·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奧托·拉特西斯（Otto Latsis）和列恩·卡爾平斯基將一份鮮為人知的報紙《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變成了一個「開放」媒體，60年代初「誠實」新聞的傳統因此得到復興。奧列格·葉夫列莫夫和劇作家米哈伊爾·夏特洛夫將60年代那些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這些革命者為主角的戲劇重新搬上舞台，似乎是在向人們強調戈爾巴喬夫的口號：「更多的社會主義！」

1986年，戈爾巴喬夫以及他手下的改革派官員敦促各個協會裡的作家、藝術家和電影人對自己的協會進行民主化改革，擺脫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重負」。第一個認真對待這個意見的是電影協會。電影協會於1986年5月召開的會議與其在1956年春天和1962年秋天召開的那些激動人心的會議很相像。協會的新領導層由60年代的重要電影人組成。當時剛剛被任命為電影協會會長的電影人伊里姆·克里莫夫（Elem Klimov）在接受《真理報》的採訪中承諾「不讓那些僱傭文人、趨炎附勢者、工於心計者進入電影行業」，給那些「符合真正藝術標準的人才和藝術家清理出一條大道來」。他對娛樂電影的流行表示遺憾：我們必須去啟蒙民眾，讓他們想要去思考。」電影協會的新領導層解禁了所有在勃列日涅夫「停滯」時代被禁止上映的電影。

蘇聯政府在執行「公開性」政策期間，引發最大轟動的影片是喬治亞導演欽吉茲·阿布拉澤（Tengiz Abuladze）的電影《祈禱》（Repentance）。這是一部精美的電影藝術作品，影片對「大清洗」作出了痛徹且尖銳的指控。它是在喬治亞黨委書記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親自授權之下秘密製作的。1986年10月，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與家人一起在家看完了這部電影。他回憶說：「電影結束以後，我們沉默了十分鐘。這部電影讓我喘不過氣來。這不是一陣清新的微風，而是一場颶風。」當時，戈爾巴喬夫和克格勃決定開始釋放政治犯，此舉是為改善蘇聯在國外形象的努力中的一部分。解禁《祈禱》與這些舉措非常一致。政治局一開始決定將該片的500份拷貝發到各省，克格勃對觀眾的反應進行監視。1986年11月，《祈禱》在莫斯科首映，首映場地在電影協會的一個中等大小的放映廳。對於戰後一代的許多知識分子而言，這次放映活動似乎是1956年秋天的重演，當時人們都在討論杜金采夫的小說。大廳里聚滿了人，騎警隊被部署在建築物周圍。電影放映之後，很多人都在哭泣。

他們在阿布拉澤面前跪下，親吻他的手，彷彿進入了一種恍惚狀態。其他一些觀眾離開了劇院，也許是出於抗議。外國記者和電視台在外面等著觀眾出來，詢問他們對電影的意見。人們對著麥克風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就這樣，人們長期以來行為上的斷裂——私下發表異議、在公開場合表現馴順——被跨越了。

1987年，文學期刊的作家和編輯也開始效仿電影人。一個自由的時節開始了：坦率的演講、大膽的出版物和轟動的表演接踵而來。退伍老兵、60年代的左翼分子、文學雜誌《旗幟》的編輯格里戈里·巴卡諾夫發表了阿納托利·普里斯塔夫金（Anatoly Pristavkin）的小說，小說的主題是關於衛國戰爭期間車臣人所遭到的血腥驅逐。這一輪數量繁多的新出版物里還包括安納托利·雷伯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Children of Arbat），杜金采夫的小說《白衣》（White Clothes），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的小說和文章。讀者也渴望讀到有關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知識。不再受到限制的各種文學期刊的發行量有了巨大的增長，遠遠超過了《新世界》以及60年代的其他文學期刊的發行量。最後，國家電視台也開始追趕起這股浪潮，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果的紀錄片開始在電視台播放，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被邀請來就從斯大林主義到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主題發表現場演講。電視上的這些討論所傳遞的信息是，整個在停滯年代不可改變的體制如今必須做出改變，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才能夠發揮其潛力。蘇聯媒體此前無法討論的一長串禁忌話題迅速減少。

許多60年代初的左翼先鋒沒有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期間站到最前列。許多人仍然待在國外，他們仍然對戈爾巴喬夫的意圖保持高度懷疑和批評態度。一些流亡者指出戈爾巴喬夫所用的「更多的社會主義」說法便能夠證明他反對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改革。葉夫圖申科、沃茲涅先斯基和其他60年代初的詩人在蘇聯執行「公開性」政策和改革時期出版了大量作品，但在這個許多過往的真相被公開的新環境中，他們「真誠的」抒情詩卻在其中迷失了。斯拉斯基1986年在孤獨中去世，他一直在躲避自己的朋友。薩莫伊洛夫生活在愛沙尼亞，遠離改革時期的政治，1989年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去世。一些科學家在戈爾巴喬夫的核裁軍運動中發揮的作用讓他們獲得了一定的公共知名度。與此同時，與60年代初相比，這個時代的科學家不再是公眾眼裡的英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後，公眾對核科學家產生了不滿情緒。許多作家——特別是鄉村作家——對科學家之前享有的顯赫地位心懷不滿，成功地將科學家群體塑造為一群自私、傲慢的技術官僚，為了他們的烏托邦計劃，他們可以犧牲人性，忽視歷史和道德問題以及破壞環境。總而言之，科學家如今被指責的原因正是30年前他們被欣賞的原因。

與此同時，許多其他人物——其中包括藝術家、歷史學家、記者和演員——開始聲稱他們屬於改革時期的「進步知識分子」行列。這其中的大多數人屬於戰後一代的學生群體。「解凍」時期的夢想——擁有改革思想的領導層與進步知識分子和藝術精英合作——似乎再一次得以實現。然而，與60年代一樣，這種形勢令「世界主義者」與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之間存在的尖銳的兩極分化顯現了出來，戈爾巴喬夫班子里的兩位官員剛好就各自代表一極。葉戈爾·利加喬夫（Yegor Ligachev）支持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和以莫斯科為大本營的自由主義社群之間沒有任何友好關係可言，其偏好明顯保守、偏狹。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則恰恰相反，他是「俄羅斯愛國者」的頭號敵人，60年代的莫斯科文化圈子裡有許多人是他的朋友。他所寫的攻擊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文章讓他被降職以後，他的思想發生了激進的轉變：他開始談論異議者的想法和他們悲劇性的命運，他開始呼籲流亡者加入改革隊伍，另外，他堅信這個國家最需要的是民主化、公開性和文化自由化。

沒過多久，那些在改革之後重新恢復活力的蘇聯作家協會中獲得許多重要職位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便對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政策做出了非常消極的反應。他們首先在私下說，後來公開表示，讓左翼莫斯科知識分子和異議者界定改革議程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看來，這些人不關心俄羅斯人民，也不關心國家，他們只是為了破壞社會的穩定，搞亂人們的思想。這些知名的民族主義作家、記者和藝術家特別反對針對斯大林時代越來越多的攻擊，在他們看來，斯大林時代代表了帝國建成以後取得巨大成就的時期。1986年末，持反猶主義立場的「俄羅斯愛國者」開始在各地建立非政府組織網路，其中包括反酒精團體和名為「Pamiat」（記憶）的「歷史—愛國社團」。這些協會在莫斯科和阿卡傑姆戈羅多克特別活躍。在新西伯利亞，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科學家與當地黨政官員一起為學生和公眾舉辦了一些講座，他們在講座上向聽眾散發《錫安長老議定書》（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以及其他有關蘇聯猶太人的陰謀的證據。「愛國者」所針對的目標包括改革派經濟學家阿加貝格恩，他們甚至認為已經去世的蘇共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也是陰謀集團中的成員。1988年3月13日，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陣地之一的《蘇維埃俄羅斯報》（Sovetskaia Rossia）發表了一封列寧格勒理工學院的一個籍籍無名的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寫的信。她捍衛社會主義原則，但也攻擊了那種認為一群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可能成為改革的「領導和動員力量」的觀點。文章稱，那些據稱是推動「左翼自由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在試圖「毀壞社會主義價值觀」，破壞蘇維埃。文章指出了60年代那些曾經的知識分子先鋒群體的活動具有破壞性的地方：「強調個人的價值，現代主義的文化追求，尋找上帝的傾向，神權偶像，有關現代資本主義的民主所能夠帶來的愉悅的說教，跪倒在資本主義所取得或真或假的成就面前。」文章還對斯大林進行了辯護，認為斯大林是偉大的政治家；另外還將「左翼自由主義」的追隨者與猶太移民以及與猶太人有關的「世界主義」潮流聯繫在一起。安德烈耶娃在未經過編輯的原信里所表達的反猶主義立場更明確，她還不懷好意地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布拉格之春進行比較。

安德烈耶娃的信給了官僚階層和社會中的「俄羅斯愛國者」一個反擊的信號。利加喬夫和政治局裡的一些成員對安德烈耶娃在信中表達的觀點表示認同。對於基層黨員來說，這封信里傳達的觀點開始像新的意識形態教義一般。沒有任何一份報刊敢於發表反駁安德烈耶娃的文章。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知識分子陷入了可怕的沉默。經過幾周痛苦的等待，有件事逐漸清晰了：戈爾巴喬夫將該文視為對他的政策的攻擊。與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同的是，戈爾巴喬夫將布拉格之春作為自己改革策略的模範。他不擔心一群思想自由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會煽動起一場政治革命。他將列寧當作模範政治家來崇拜，他非常有信心，自己這個繼任者會像布爾什維克的創始人那樣將形勢控制在手中。《真理報》正式發表了駁斥安德烈耶娃觀點的文章，逐一批駁她的論點。這篇反駁文章宣稱，人們在文化和智識的追求上享有自由。蘇共隨後做出指示，將控制文化的斯大林主義政策——統稱為「日丹諾夫主義」——清除。直到1990年6月，法律才廢除了對大眾媒體的審查制度以及國家對大眾媒體的壟斷，但是，意識形態審查政策事實上在1988年春便已經崩潰了。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新思維」本身含義的闡釋權不僅向黨內開放，也向全社會開放。

接下來的一年半是「公開性」政策的黃金時期。戰後一代文化先鋒的夢想成真了。戈爾巴喬夫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知識階層會催生改革氣候。他允許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利用包括國有媒體在內的巨大國家資源向蘇聯和海外的數千萬人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理想。這些逐漸老去的60年代老將們自然對此感到很是欣喜。似乎他們這一代在1968年被強行中斷的歷史又得以繼續了。但是，很快，戈爾巴喬夫和他那些擁有改革思想的同伴們就很清楚地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改革者20年前所經歷的事情。一旦他們廢除了審查制度，決定對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進行自由化，以此來動員人們應對根深蒂固的反改革力量，他們如果想要半途中斷這種自由化就變得越加困難。斯大林主義的罪行一旦被揭露，可以被預見到的是，「公開性」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開始質疑整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基礎，這其中就包括各種革命和愛國神話。1988到1989年，有關革命和蘇聯歷史的爆炸性問題出現在文學期刊和報紙上，最後也在電視節目上被提出來。赫魯曉夫時代精心調製出來的半真相已經不可能再有了。1988到1989年，圖書館的「特色館藏」（spetskhrany）對外開放期間，幾千本被封存的圖書被人們讀到，這其中包括大量非共產主義哲學、政治學、歷史和經濟學書籍以及俄羅斯流亡者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地下出版物不再有顛覆性，公共媒體和各種討論都可以合法地談論它們。1988年7月和8月間，第一批民間報紙在莫斯科出現。與此同時，一些前政治犯組織了一個叫「Memorial」的民間團體，記錄蘇聯歷史上的政治恐怖以及異議者所遭受的迫害。1988年11月，蘇聯當局停止對西方電台的干擾，用來干擾西方電台的巨大且昂貴的系統被用來服務國內廣播的需要。

從那一刻起，「公開性」政策開始有了自己的勢頭。作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甚至歷史學家都對蘇聯過去和現在的神話進行了猛烈抨擊。莫斯科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以往受挫的記憶讓他們新一輪的希望甚至喜悅情緒蒙上陰影。在一份供西方讀者閱讀的、介紹「公開性」政策的書里，一位屬於嬰兒潮一代的某研究機構的精英人士表達了莫斯科受過教育的群體很普遍的心情：「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樂觀和希望。對我而言，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我對1956年和蘇共二十大沒有什麼記憶（當時我只有六歲），但是60年代初的那種熱情氣氛以及60年代末隨之而來的苦澀則被保存在了我的記憶之中。」對於當時已經50或者60多歲的「日瓦戈的孩子」而言，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機會。這一次，改革不能失敗！到最後，甚至戈爾巴喬夫似乎都被這種「不是勝利就是滅亡」的態度影響。1987年之後，他一再重複說談到沒有後路可走，改革如果失敗則意味著蘇聯社會主義的終結。

蘇聯政權的創始神話——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列寧扮演的角色——很快就受到世界主義者和「俄羅斯愛國者」兩邊的激烈攻擊。記者瓦西里·塞列寧（Vasily Seliunin）指出列寧的真實面目是一個暴力、教條主義狂熱分子，給俄羅斯帶來了一場民族災難。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斯耶夫抨擊了蘇維埃國家和社會的基礎，他寫道，「人們的精神處於空虛、衰退狀態達六十年」。不久之後，一位叫馬克·扎哈羅夫（Mark Zakharov）劇院負責人公開提出要將列寧的遺體從紅場的陵墓里遷出。弗拉基米爾·索羅努金在流亡雜誌「Posev」上發表了他的反對列寧的文章，自由電台後來向俄羅斯全境廣播了此文。索爾仁尼琴作品在蘇聯的出版，再加上格羅斯曼的小說，給蘇維埃社會的最後一個神話——大眾心中對列寧的信仰——造成了沉重打擊。出生於俄羅斯的美國學者里昂·阿隆（Leon Aron）對於當時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革命這樣評論道，「最有原創性和最危險的特點是這些 『重型火炮』瞄準得非常精度；另外， 『炮彈』穿透得很深。在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幾乎每一個重要的賦予政權合法性的神話都被擊碎了。」他的結論是，戈爾巴喬夫開始是想創造一個新的實行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黨制國家，卻「讓一些力量得以自由發揮影響力，這些力量摧毀了在未來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想法進行此種安排的合法性。無論怎樣的經濟改革，無論西方對蘇聯有多少善意，無論多麼卓越的外交上的策略都無法填補這個精神上的空洞。」一位莫斯科知識分子列夫·奧斯特曼（Lev Osterman）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們這些博聞廣識的知識分子應該控制自己在揭露真相時表現出的那種自我中心的激情，不要讓人們因為我們在啟蒙上肩負的使命而厭惡我們，疏遠我們。」奧斯特曼認為，「一點點揭示有關過去的真相」會更好。相反，獲得戈爾巴喬夫支持的「改革知識分子」則狂熱地攻擊那些他們不久前還崇拜、畏懼的偶像。蘇俄社會大多數受過教育者普遍感到幻滅，意志陷入消沉。人們感覺自己被欺騙，認為自己幾十年來一直處於令人絕望的無知狀態，這讓他們產生了一種集體的自卑情結。「蘇維埃人」——那種輕信、墨守成規的蘇聯公民形象——成為受虐狂般的社會諷刺的攻擊對象，這種諷刺在後來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公開演講中被一再重複。

沒有人意識到，這是知識階層最後一次作為一個觀念或者一個擁有改革思想的群體在俄羅斯歷史上發揮核心作用。「日瓦戈的孩子」在文化上的分歧讓他們處於分裂之中，加上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仇恨——儘管現在是戈爾巴喬夫在執掌這個政權——無意中造成了蘇聯的自我毀滅。喧鬧的「聒噪階層」與戈爾巴喬夫本人一起，不僅給蘇維埃共產主義挖了墳墓，而且也埋葬了蘇維埃國家。1989年春天，俄羅斯社會在文化上激進、快速的去斯大林化蔓延到政治領域。之前的異議者，如今對戈爾巴喬夫政策抱懷疑態度的觀察家——薩哈羅夫、邦納等其他人——認為對改革構成最大威脅的是龐大的蘇共黨組織和官僚機構，另外還有克格勃。他們不信任戈爾巴喬夫，批評他搖擺不定。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只有進行激進的民主化運動、和平集會和罷工來和「斯大林主義的黨政機關」相抗衡，才能防止「赫魯曉夫局面」再次出現，比如之前發生的赫魯曉夫被趕下台，勃列日涅夫主義取得勝利。少數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像雅科夫列夫和切爾尼亞耶夫這樣的開明官員也有類似看法。他們所有人加上渴望自由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都力促戈爾巴喬夫實行根本的民主化、對蘇共進行去合法化，轉而依靠大規模和平集會。戈爾巴喬夫不情願地聽從了這個建議，同時，他這麼做也有自己的理由。這位克里姆林宮改革者對自己的政治技能充滿信心，他相信自己可以同時駕馭兩股力量：一方面將蘇共黨組織置於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逐步開啟民主化進程。

在任何一場政治革命中，政治言論、大眾集會和公開示威都會取代創作成為知識分子最熱衷的活動。一些知識分子和國內知名文化人物試圖借著激進政治的浪潮有一番作為。其中有幾十位（大多數是60年代的左翼分子，同時也曾經是異議者）於1989年春入選新的國家立法機關：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有生之年第一次從自己的綠洲走了出來，走進公共領域。心中懷著象徵著復甦的知識階層的激情和奉獻精神，他們選出了自己的道德領袖，去到各個會場聽他們發表演講。科學院保守的領導層試圖阻止薩哈羅夫入選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莫斯科各個研究所的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對此表達了抗議，一開始抗議者有幾百人，後來達到幾千，最後，這位英勇的人權捍衛者順利入選。知識分子作為選民因而成了莫斯科、列寧格勒，甚至俄羅斯一些主要省級城市政治領域中具有影響力的群體。

這個選民群體中包括幾十萬科學家、工程師、圖書館員、教師、學術研究人員、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其中人數最多、最直言不諱者屬戰後學生群體，他們效仿「風格模仿者」，讀《新世界》，聽西方電台以及奧庫賈瓦、加利希、維索茨基和其他歌曲創作者。在此前的那麼多年裡，特別是在所謂的停滯時期，他們表現地像循規蹈矩者和文化逃避者。現在他們試圖為過去幾十年道德上經受的羞辱和雙重思想做出補償。政治自由化、言論自由、良知自由和集會自由成了他們的口號。在他們看來，像薩哈羅夫這樣的異議者和利哈喬夫這樣的屬於半異議者群體的學者身上體現著他們構想出來的知識階層的道德和文化願景。

1989年5月，德米特里·利哈喬夫院士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與其他代表坐在一起。知識分子的政治沒有帶來文化上的復興，而是與其他因素一起導致了蘇聯的滅亡（照片由聖彼得堡的利哈喬夫基金會提供）。

同時，政治改革給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和追隨者帶來了新的、陌生的挑戰。蘇聯改革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由於其在裁軍、安全合作，尤其是與西方和解方面提出的倡議而獲得國際社會的欽佩。華約組織內的蘇聯衛星國一個接一個地爆發了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主義政權逐一被推翻。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東西兩德開始走向統一。與此同時，國內的各種變化和進程讓戈爾巴喬夫和蘇聯政治局疲於應對，政治局內部分歧加深。蘇聯爆發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危險一直很大。1986年至1989年，創作、科技領域精英的薪水和酬金大幅增加，但是，很快，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崩潰令這些增長不復存在。國家分配結構僵硬且混亂，在不改變中央集權制的情況下引入私營經濟的錯誤舉措加快了災難性後果的到來，比如商店裡無貨可賣。在蘇俄以外的波羅的海和南高加索地區，各種非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勢力相互衝突，也與蘇聯政府爆發流血衝突；另外還引發了大屠殺和種族清洗。這一切讓戈爾巴喬夫，克里姆林宮領導層的其他人員以及他們周圍的專家隊伍中持溫和觀點者均感到措手不及，沒有人能提供改革方案、藍圖或前後一致的策略。蘇聯正一步步墮入深淵之中。

蘇聯的最出類拔萃者也沒能夠給出任何具體的計劃來應對激進變革帶來的挑戰。即使60年代知識分子中最傑出者也無力做到在改革蘇聯社會的同時，又能保持蘇聯擁有足夠的穩定。戈爾巴喬夫在經濟領域的顧問是60年代的改革派記者和經濟學家，他們希望在斯大林主義的集中化經濟與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之間找到第三條路。1986年至1989年期間，他們部分廢除了現有的經濟機制。與此同時，從改革派經濟學家（阿加貝格恩、扎斯拉夫斯卡婭，利西奇金等）到記者和作家（塞列寧、什梅廖夫、拉特西斯和切爾尼琴科）中間，沒有人知道現在或將來如何處理經濟和財政問題。他們的改革計劃圍繞著一些模糊的概念展開：他們想設計出一種符合倫理的參與式經濟，這樣一種經濟能夠以某種方式將革命的承諾與現代技術進程的效率相結合。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他們診斷出蘇聯經濟體患有不治之症，但卻無法開出藥方。他們中的一些人提出「重回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提出的包容農民階層和小企業家的政策。但是到80年代末期，蘇聯的農民階層已經幾乎失去了全部活力，由於極其嚴重的貪腐以及國家機關和新企業家之間的衝突，創造一個新的「合作者」階層的嘗試也失敗了。大多數改革派經濟學家表示，經濟改革要求社會發生根本性變化，特別是工人階級要有共同所有權以及參與管理的新意識。這些烏托邦式的目標是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所進行的部分經濟改革的影響下制定出來的，然而，兩國的改革一直以來沒有產生任何實際效果。如工人代表會、社會主義合作社、利潤調控等方案只給蘇聯帶來了金融和經濟上的混亂。一個沒有某種「社會主義法規」，並且由國家和技術知識分子在這種法規之下發揮主導作用的未來對於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主要知識分子而言是無法想像的。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倡導改革的人們依然保留著蘇聯底色。因為有知識階層、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的受過教育階層以及後來對現狀不滿的工人的支持，無法提出解決方案的經濟學家將憤怒發泄到政府領導層和蘇共官僚體系上。在他們看來，經濟轉型的主要障礙正在於此。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將自己不夠遠見卓識的事實藏匿在這種民粹主義的討伐背後。

在國家政治領域，參與到實際政治活動中來的知識分子所給的建議同樣存在問題和不足。在自由主義陣營里，包括薩哈羅夫和邦納在內的之前的異議者要求立即對蘇聯進行改革，給予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人民完全的民族自決權。為了追求自由，許多莫斯科知識分子不假思索地便會支持、推動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義以及任何反對蘇俄中心的運動。在克里姆林宮使用軍事力量鎮壓一些地方（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爆發的種族暴力之後，許多莫斯科知識分子譴責使用任何武力，並且呼籲國際輿論譴責鎮壓行為。一位叫西德尼·德雷爾（Sideny Drell）的美國人目睹了邦納是如何訓斥戈爾巴喬夫的。當時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發生了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衝突，邦納告訴戈爾巴喬夫應該如何處理此事，此事令德雷爾感到迷惑不解。邦納拒絕聽戈爾巴喬夫的意見，堅持認為自己的解決辦法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對她來說，不存在做到99％正確的事情。只有做到百分之百正確才可以，」他回憶說。「她拒絕任何妥協。」駐莫斯科的美國大使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對薩哈羅夫很是欣賞，但是就連他也認為薩哈羅夫和邦納針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問題提出的領土解決方案「可能是危險的」，他們的建議可能會導致暴力事件和人員傷亡。後來這些事情果然都發生了。異議者一直以來厭惡政府支持的暴力行動，同時他們又在道德上對亞美尼亞、喬治亞、波羅的海等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表示同情，受這種厭惡態度和同情影響下的他們進一步破壞了蘇聯的穩定，削弱了蘇聯統治的基礎。

薩哈羅夫

在佔據蘇聯最大面積的俄羅斯聯邦，戈爾巴喬夫仍然在努力平衡主要城市的激進組織與俄羅斯社會更保守的群體。「公開性政策」揭示了許多事情的真相，許多人為此感到羞恥。另外，經濟上的混亂形勢也讓他們越發憤怒。戈爾巴喬夫力圖將這些人留在改革的聯盟中。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日益失去耐心並且越來越感到恐懼，戈爾巴喬夫所做的這種努力無法獲得他們的歡心。俄羅斯猶太人以及那些有著世界主義思想、據說有西化文化背景的人們越來越感到恐懼，他們畏懼的是，如果戈爾巴喬夫失去控制權，俄羅斯的法西斯分子會獲得政權，佔領街頭。在1989年12月舉行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由自由派代表組成的所謂區域間小組決定呼籲蘇聯人民進行兩小時的象徵性罷工。戈爾巴喬夫班底中的官員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罷工會進一步破壞國家的穩定，薩哈羅夫回答說：恰恰相反，目前右翼勢力、站在反猶主義和沙文主義立場的親俄團體在「 『單一、不可分割的俄羅斯』這樣的白俄口號下」團結起來對改革發起攻擊，罷工是支持改革的唯一方法。

1989年12月14日，代表大會當日的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會後薩哈羅夫突然死於心臟病。在那場會議舉行前夕，他與戈爾巴喬夫發生了衝突，薩哈羅夫要求立即廢除憲法中關於蘇共領導作用的條款。他道別時說的話是：「我們明日再戰！」他在莫斯科的葬禮令人聯想起1980年維索茨基的葬禮。人們將這位曾經是蘇聯科學院院士的異議者當作最後一個真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來追悼，似乎整個莫斯科的知識分子和藝術精英都來到葬禮上與他告別，另外還有數萬莫斯科市民參加了葬禮。一直表示忠於戈爾巴喬夫的薩哈羅夫之死成為了一個轉折點。

左翼知識分子與戈爾巴喬夫領導層之間的聯盟開始瓦解，他們也越發相互厭棄。莫斯科自由派政治家——其中包括前蘇共黨員以及曾經的異議者——都批評戈爾巴喬夫缺乏民主信念，堅持運用專制統治的方法。與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短暫的浪漫關係終結了，這對於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來說意味著，將他們與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夢想聯繫起來的最後一條紐帶被切斷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開始公開宣稱，任何一種社會主義在俄羅斯都是註定要失敗的，蘇聯共產主義工程已病入膏肓，它只能像古迦太基一樣被夷為平地。這些原本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知識分子十分輕易地就放棄了他們曾經的信條，這是長期以來社會主義理想被腐蝕加上激進政治化時期憤怒和沮喪情緒鬱積所致。與此同時，包括切爾尼亞耶夫在內的戈爾巴喬夫的「開明」助手對「莫斯科知識階層中地位最高者」竟能對改革之父做出如此薄情且忘恩負義之舉感到震驚。他們認為這群人（薩哈羅夫除外，他們認為薩哈羅夫剛正不阿）精英主義、唯我獨尊，自認為在公共道德和政治事務上都具有最高權威。1990年間，莫斯科地區間組織及其數千名追隨者退出蘇共，轉而效忠戈爾巴喬夫的對手葉利欽，並且將自己的諸般期望也寄托在他身上。受到野心勃勃的民粹主義本能驅使的葉利欽本被薩哈羅夫和其他知識分子視為危險的煽動者。然而，到了1990年，葉利欽開始變得像是唯一一個能夠應對當時局面，同時又能夠聽得進去知識分子的想法和建議的領導人。1991年春天，他在第一次自由選舉中被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雖然俄羅斯聯邦仍隸屬於蘇聯，葉利欽也仍然聽命於蘇維埃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但是俄羅斯聯邦隨後變得越來越自主。戈爾巴喬夫越是感覺自己被知識分子遺棄，越是感覺自己受到民族分裂主義和經濟混亂形勢的威脅，他便越受到他想要管控的黨組織和克格勃的綁架。他在每一個領域都猶豫不決，這讓大多數俄羅斯人站到了他的對立面，只有少數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員依然仰慕他。

本文節選自《日瓦戈的孩子》（Zhivago s Children）結語「知識分子的終結」（Epilogue: The End of the Intelligentsia），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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