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為何崇拜普京？原因值得中國人深思！

普京的很多行為，從西方的民主政治角度看來，是很可質疑的;但這恰恰符合了俄羅斯人對於一個「好沙皇」的期待，正是通過他，俄羅斯人才重新感到了一個大國的自信與力量，這是俄羅斯各派力量的一個最大公約數。

俄羅斯似乎總是有著一種說不清的魅力。人們會為它的偉大文學和藝術作品傾倒；會為它的堅韌驚嘆；也會為它的專制與暴虐而切齒。這是個既能為大善，亦可為大惡，而絕不會讓人無動於衷的國家；這種大善大惡的糾結衝突，在其20世紀的歷史中有著最為集中的體現，並且與中國的命運不可分割地纏繞在了一起。

俄羅斯詩人丘特切夫曾如此表述這種難以說清的魅力：「無法用理智去認識俄羅斯，無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著獨特的身材，——你只能去把俄羅斯信仰。」這是一個我們無法以通常用來認識西方世界的觀念來理解的國家。

作為帝國的俄羅斯

俄羅斯是個帝國。，這不是對俄羅斯的一種簡單的歷史描述，而是對其深層次的精神衝動的闡發。

所謂帝國，就其根本而言首先是個心理結果——帝國是對一種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與認同，以一個世界歷史的使命作為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理由。

帝國的吸引力不在於其威懾，而在於其文明。帝國之存續的根本理由是其對一種宗教的道德使命的承當，帝國遂行的武力統治從原則上來說不過是這個道德理想的外化與手段。

這種帝國的精神結構，在古代世界是各大文明圈的常態。無論是西方的羅馬帝國，還是東方的中華帝國，它們都是文明的代名詞，其興衰等同於文明本身的興衰，而不僅僅是特定政權的興衰。所以才會有明末大儒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前者系乎易姓改號，後者則意味著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以說宗教—文明與帝國是一種表裡關係。

這種表裡關係的現實存在卻是以該宗教—文明圈內有一個獨大的強國為前提的，該獨大強國便是帝國。倘如西歐中世紀的狀況，沒有任何獨大的強國可以壟斷其對宗教的代表權(名義上的神聖羅馬帝國遭受到各種挑戰，以致啟蒙時代的伏爾泰嘲笑它「既不神聖、亦非羅馬、更非帝國」)，則該宗教圈內便在實際上無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帝國自命，每個特定國家的存續也無法再以宗教使命為基礎，國家的存續本身從而成為了該政治體所追求的最高價值。

在近代早期，西方人發展出一套被稱作「國家理由」(Raisond』Etat)的理論來為此種最高價值辯護，政治與宗教於是分離開來了。「國家理由」向下逐漸發展成為民族主義，成為今天人們通常所認可的國家存續的根本正當性——民族獨立——的來源。所謂民族主義是在西歐很特殊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但沙皇俄國並不存在這種特殊狀況。

公元1054年，東部歐洲與西部歐洲的基督教會在長達數百年的隔閡與爭吵之後，正式分裂。東方的教會認為自己才是正宗，自稱正教，就是今天我們通常所稱的東正教；西方的教會則是我們今天通常所說的天主教。

在這個時候，東正教的帝國是東羅馬帝國的後裔拜占庭帝國，其國力雖已然不濟，但數百年雄風的積澱仍懾服著所有東正教徒，承認其為文明的核心。1453年，延續了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終於倒在了奧斯曼武士的鐵蹄之下。帝國末代皇帝的一個侄女逃到了俄羅斯，在1472年與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結婚，後者從此開始自稱「凱撒」，其俄語發音近似於「沙」，這便是沙皇制度的起源。伊凡三世又將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標誌添加到自己家族的聖喬治標誌上，沙皇俄國開始自視為東正教的帝國。

任何一個宗教都會認為自己才是唯一正確的，於是這個帝國也就會自視為是世上唯一正宗的帝國，是文明的唯一寄託所在。

1510-1511年間，費洛菲伊修士上書沙皇：「所有的王國都將因信仰不純而被淹沒，而新的俄羅斯的王國將成為東正教的頂樑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國聚集在您的帝國，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國都統歸於您，兩個羅馬先後衰落了，第三羅馬(莫斯科)正屹立著，第四個羅馬不會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國不會落入他人之手。」

第三羅馬的意象被構造出來之後，俄羅斯便將自己與更加久遠的歷史、更加偉大的文明聯繫在了一起，它進一步成為人類文明使命的真正擔綱者。這一使命的道德意義，當然地便是來源於東正教。

從沙皇俄國到蘇聯

區別於西部歐洲的天主教，東正教有著更強的神秘主義傳統。它不認為人類可以依憑自己的理性去探究神的意志，更反對理性對於世界的統攝作用——當然，這不是反對理性，而是反對以理性為世界的根本尺度。

它對上帝創世的神秘意圖有著一種深刻的信仰，堅信人類終將通過彌賽亞獲得拯救。獲得拯救的途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信仰——東正教信仰，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帝國從而便是屬於人類的帝國，俄羅斯民族便是這個世間的彌賽亞民族。

耶穌基督是上帝派到世間的彌賽亞，他通過自己的苦難而使得人類獲得救贖；俄羅斯這個彌賽亞民族也將模仿耶穌基督的榜樣，通過自己的苦難而幫助全人類獲得救贖。於是，第三羅馬的信念進一步地演化成為彌賽亞帝國的精神結構。

由於這樣一種深層次的精神結構，我們便可以看到俄羅斯一系列非常獨特的歷史呈現。這個民族承受著深重的苦難，而且苦難遍及於從底層到上層的整個社會。

帝俄時期，底層的農民在貧困、愚昧當中掙扎，其苦難體現在物質層面；托爾斯泰為代表的貴族階層面對著底層人民的這種苦難而承受著深刻的心靈折磨，苦難體現在精神層面；具有反抗精神的貴族被流西伯利亞，承受著物質和精神雙重層面的苦難；甚至是沙皇本人也時刻有著一種深刻的苦難意識，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經常相信，只有通過自己經受的苦難，才能使俄國獲得拯救，進而使歐洲、使人類獲得拯救。

但是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忍受苦難並不是目的，通過苦難的磨鍊並戰勝苦難，才能證明自己作為彌賽亞民族的獨特命運。苦難在俄羅斯人的眼中被審美化，苦難不是一種悲慘的命運，相反，它可能是一種珍貴的禮物，只有通過它，俄羅斯民族的意義才真正獲得呈現。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每每在逆境中能夠奮起，在絕望中獲得勝利。無論是1812年擊敗拿破崙的戰爭，還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俄羅斯都是在極度的困境當中，煥發出一種超拔的勇氣與力量，最終戰勝困境，進而證成自己的獨特命運。

對於這個帝國來說，它相信自己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其他的虛假帝國終將臣服於自己。但是這種以東正教信仰為前提的確信，卻難以在斯拉夫民族之外找到共鳴，此一彌賽亞帝國便淪為自說自話，無法獲得普世性的意義。一戰帶來了一個機會，布爾什維克革命因戰爭而成，它有著一種普世性的指向。

仔細考察布爾什維克革命，會在其中發現與東正教彌賽亞帝國極為類似的精神結構。它也深信苦難對於人類的凈化作用，相信人類的救贖寄託於貧苦的無產階級之中，墮落的資產階級是苦難的來源，是需要被克服的對立面；它深信俄國的特殊命運，這在列寧所提出的「資本主義的最薄弱環節」這一概念當中獲得體現，相信通過俄國的革命，將引起連鎖反應從而使人類獲得終極解放。

布爾什維克革命對於東正教帝國的精神結構所做的一個重要改變是，它不再將帝國的基礎奠立在宗教信念上，而是奠立在無產階級的正義品性上；無產階級不是局限於斯拉夫民族的，它由生產資料佔有方式來定義，從而有一種真正普世的屬性在內。

這樣，布爾什維克革命繼承了彌賽亞帝國的精神結構，但將其擴展潛力突破於斯拉夫民族之外，一種真正的普世帝國就此在精神層面獲得了證成。對於東歐的很多國家來說，共產主義是個蘇聯所強加的外來東西，只要有可能就要儘力擺脫它；而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共產主義與其民族的精神結構之間有著一種深層次的契合性，使他們對於共產主義常常會有著一種欲拒還休、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對於苦難的救贖意義的深刻思考，使得俄羅斯的文學與藝術皆直抵人性的最深層次，呈現出通過善來克服惡、通過惡來成就善這樣一種善惡之間的辯證關係，從而擁有著別樣的震撼力，令人難以抗拒。一個可為大惡、亦可為大善，在善惡糾纏之間萌發精神動力的民族，在其偉大的文學作品當中獲得了凝練的表達。

俄羅斯的二元性格

與苦難相伴生的，是俄羅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首先來源於它的地緣結構。

俄羅斯起源於東歐大平原，周圍沒有任何自然屏障，因而在歷史上屢遭入侵。13世紀開始蒙古人持續了兩百餘年的統治給俄羅斯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1480年，莫斯科公國終於擺脫了金帳汗國的統治，但幾十年後又面臨著波蘭-立陶宛人的挑戰。

1569年，波蘭人和立陶宛人通過「盧布林聯合」建立了一個大的聯邦國家，與俄羅斯爭奪東歐霸權。通過對於俄羅斯內部反對力量的支持，波蘭人借力打力，後來又直接出兵，一度控制了俄羅斯大部，甚至曾在對斯摩棱斯克的圍攻戰中使該城的人口由8萬銳減到8千。

這種種歷史記憶，帶來了不安全感，但它又通過轉化為苦難意識而激活了俄羅斯的大國情懷，兩種情感的疊加，促使俄羅斯在16世紀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擴張。它要用龐大的戰略縱深來克服欠缺自然屏障的問題。

通過擴張，俄羅斯征服了當年的征服者，這卻給俄羅斯人帶來了新的不安全感。其獲得的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空間，使其地緣形勢變得極為複雜。在東西南北各個方向上，帝國的政策需求常常彼此衝突，難以統一。

帝國的人口、宗教均不再單一，俄羅斯族人在帝國內部人口當中僅佔一半左右；帝國內部社會結構也滿是衝突，整個帝國處於隨時可能撕裂的狀態。對外在不安全感的克服，不過是將其內在化了，它進一步帶來俄羅斯在精神上的撕裂，地理的因由產生了精神上的效果。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其著作《俄羅斯的命運》一書中，曾深刻表達了這種精神撕裂所帶來的俄羅斯的內在矛盾性：一方面俄羅斯是一個無國家組織、最無政府主義的國家，另一方面俄羅斯又是一個最官僚化的國家，在俄羅斯的一切都可能轉化成政治的工具；一方面俄羅斯是世界上最沒有沙文主義的國家，俄羅斯的天性中存在著西方民族所陌生的某種民族無私心理和犧牲精神，另一方面俄羅斯又是世界上沙文主義色彩最為濃重的國家，建立了無與倫比的龐大帝國；一方面俄國是一個精神無限自由的國家，是一個流浪著尋找上帝之真的國家，另一方面俄羅斯又是一個駭人聽聞地奴性和馴順的國家，是失去了對個體權利的知覺和不會維護個體尊嚴的國家，是怠惰的保守主義的國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體的國家。

在這種精神矛盾性當中，俄羅斯陷入了一種身份困境。它無法清晰地定義自己，究竟是屬於東方，還是屬於西方。它從本心上羨慕著西方的繁榮與強大，欽羨西方的現代化發展，但是在究竟要在何種意義上學習西方卻又意圖踟躕。

彼得大帝開始了對於西方的學習，他積極地進行國內改革，在貴族中間引進西方的生活習慣，學習西方的技術，建立西式的軍隊，厲行開明專制，進行法律、行政、財政等多方面改革。同時他又籌划了一系列戰爭，擊敗北方強敵瑞典，奪得了波羅的海出海口。

這一系列的改革與戰爭使得俄國突然崛起於東歐，令其他歐洲國家感到震驚。同時彼得大帝又在1700年更換了俄國的曆法，自此以後，俄國的紀年以基督誕生的那一年作為開端而不再以上帝創世的時間做開端；但是俄國所采新曆是古老的儒略曆，它拒絕接受西歐在1582年採行的在儒略曆基礎上改進的格里高利曆。

儒略曆將俄國的歷史坐實在一個更超遠的、直接接續於古羅馬帝國的傳統上——儒略曆由尤利烏斯·凱撒所最初採用。俄羅斯人對儒略曆的堅持寓示著，他們的時間邏輯無論如何是不同於西歐的，其對現代化的態度便也頗為曖昧。

拿破崙戰爭中率軍進入法國的俄國貴族，在被征服者那裡看到了現代政治，看到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心理上被反征服。他們回國後便汲汲於推動俄國政治的現代轉型，組成後來所稱的「十二月黨人」，並於1825年發動了一場起義。

起義失敗後，這些貴族被流放西伯利亞，其精神卻因此種苦難而升華，融合為俄羅斯精神的一部分，激勵著後來俄羅斯的西化派。西化派認為俄羅斯應該擴大個人自由，政府中應建立法制制度，在經濟上應進一步開放，認為此乃一種歷史趨勢。針鋒相對的是斯拉夫派。後者認為俄羅斯的傳統證明它擁有獨特的文明，是一支超政治的力量，能夠對內醫治社會分化割裂的現狀，對外治癒革命與戰爭帶給歐洲的精神創傷。

兩派的爭論無有休止，結果是19世紀俄羅斯的政策搖來擺去。拿破崙戰爭中俄羅斯的勝利使它相信自己的獨特使命，斯拉夫派便佔主導地位，這嚴重地緩滯了俄羅斯的發展，終於在19世紀中期的克里米亞戰爭中一敗塗地。

嗣後西化派佔了上風，俄國開始了農奴制改革等自由主義轉型，由此催動了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並行而來的社會秩序的混亂與道德的敗壞卻使人們心生猶豫，斯拉夫派重又抬頭。到20世紀初期日俄戰爭的一敗塗地，讓西化派重佔上風，直到一戰中的布爾什維克革命。

精神上的撕裂帶來政策上的這種不定，需要用一種超越於各方之上的超然力量來象徵俄羅斯，才能讓它在來回的搖擺之中仍有一種確定的「俄羅斯感」，相信自己並未丟掉俄羅斯的獨特使命。這個超然力量，便是沙皇。

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1825-1855)提出的意識形態被具體為三個原則：東正教、君主專制制度和人民。東正教是唯一正統的宗教，它賦予生活和社會以道德意義；君主專制制度指對君主的絕對權威的肯定和維護，這被認為是俄羅斯立國的不可缺少的基礎，專制君主不是外在於人民的獨立現象，他與人民一體；有了君主這位救世主，人民才完整而堅強有力，才可以走出苦難，得到拯救；俄羅斯君主的獨特性以及人民對他的信仰使得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與眾不同。於是，東正教、專制君主與人民組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共同完成上帝賦予的世界使命。

「好沙皇」這個意象便成為俄羅斯人精神結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普京的很多行為，從西方的民主政治角度看來，是很可質疑的；但這恰恰符合了俄羅斯人對於一個「好沙皇」的期待，正是通過他，俄羅斯人才重新感到了一個大國的自信與力量，這是俄羅斯各派力量的一個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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