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送快遞」確實揭開了三重社會隱痛！

譚超是煙台大學一家快遞網點的老闆，同時還是延邊大學歷史系博二研究生。從事快遞工作初期，部分大學同學表示了不理解。有人說：真是世風日下，高學歷去送快遞，有什麼前途？一些同學自此疏遠我，直至不再聯繫。

這些年，一些高學歷人才從事普通行業的新聞備受公眾關注，有人讚揚他們接地氣，自食其力；也有人唏噓他們的選擇。公眾有唏噓的權利，但更應該有所思索，挖掘社會隱藏的深層問題。就「博士送快遞」事件而言，其背後就有三重社會隱痛。揭開之後，再去唏噓，或許更有份量，有價值。

第一重，身份固化之痛。該博士從事快遞行業後，他的很多同學認為高學歷送快遞沒前途，甚至疏遠他。顯然，這些同學對博士身份看得過高，而對送快遞這一職業存在偏見。其實，這些同學的思維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社會一群人，從邏輯思維上就認定了學歷和職業這兩者本身的不平等性，說到底還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舊觀念，潛意識裡也把職業分為三六九等，並將這兩者進行所謂「合理」的固定對應。

這種有明顯高低之分的固定對應，其實充滿了狹隘主義的意味。高學歷就該從事所謂的「高等」職業，低學歷只能湊合在普通職業里，按照這種推論，人們還沒去選擇，嘗試，就被一些已有的標籤一棒子打死，而真正重要的能力和興趣卻沒有展現餘地。這實質上是一種思維上「身份固化」的體現，而這思維則是「身份固化」現實的映射。在身份固化之痛下，平等的職業觀會受到嘲笑，人對學歷、職業等方面的主觀選擇也會被干擾，時間一長，這背後的焦慮不言而喻。

第二重，高學歷者生存之痛。「博士快遞哥」沒有想過學歷與職業的對等問題，倒不是說他不在乎，而是因為他面臨著更焦慮的問題，就是先滿足自己的正常生活需求，而這關係生存的問題是第一位的。其作為一個博士，也要交學費，更要顧全自己的生活，這要求看似簡單，可到了現實卻分外艱難。

一個博士生，作為一名高學歷者，最焦慮的是基本的生活問題。其想做一個正常的博士生，滿足正常生活，竟要靠送快遞來彌補，這折射出了目前博士生等高學歷者的生存之痛。我國的博士生大多沒有工資，僅靠微薄的津貼維持生活，經濟壓力成為他們面臨的大問題。經濟壓力不可避免的導致博士生將主要精力放在謀求生存上，從而影響個人長遠發展規劃。一個國家的高學歷人才最擔憂的是生存，這不單單是打臉，更是隱患。

第三重，貧困學子階層流動之痛。「博士快遞哥」作為一個貧困學子，相比那些在經濟上有可依附地方的富貴學子，讀博的境況會更加窘迫。而這窘迫的現狀則是貧困學子階層流動之痛的表徵。貧困學子的階層上升通道本就狹窄，而讀書又是狹窄通道中較有希望的一種，可偏偏現實是，讀書通道上也難逃貧困學子的「身份標籤」，進而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

而對「身份標籤」的過度在意，某種程度上凸顯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性。社會對各群體之間的實際平衡沒有把握好，相關的傾斜沒有到位，這都加劇了貧困學子階層流動之痛。試想，如果社會能彌補「博士快遞哥」身份的「先天缺陷」，使其擁有可以依託的社會資源，那即使是送快遞，也能實現階層的上升流動，「人盡其材」的願景也就不是空談。

「博士送快遞」事件給公眾揭開的這三重社會隱痛，個個刺肉，觸動社會神經。身份固化、高學歷者的生存狀況堪憂和貧困學子階層流動堪憂，由「博士送快遞」這一個體案例引申出來的這些隱痛，也是社會群體焦慮的細節表現。唯有正視，敢於觸碰，才不負曾留下的痛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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