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衛生的習慣是怎麼來的？衛生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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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現代社會，人人都講衛生。從建國開始，愛國衛生運動一直進行。

講衛生怎麼就成了愛國行為了呢？

因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我們要講究衛生，有個健康、強壯的身體，消滅了他們這幫狗日的。

這是當時語境下的講衛生。從側面也說明了，國民的衛生習慣不好。

衛生習慣不好的原因是吃不飽，飯都吃不飽就沒什麼可講究的了。

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廉恥。

在中國古代社會，講衛生在禮儀的範疇之內。古代的禮不是禮貌，是規範，是對不同等級人群強制性的要求。

等級越高，禮儀越多，越不自由；等級越低，禮儀越少，越自由。

士大夫以上的階層，就要注意衛生習慣，要不然人家看不起你。而素人、平民就不需要那麼講衛生了，當然，素人、平民也沒有講衛生的物質條件。

這是一個和現代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制約體制，現代社會人的等級越高越自由，等級越低越受限。

現代社會用公共資源建立很多公共服務場所，往往以個人的衛生狀況限制低等級的人進入。無疑，這是很不講道理的。

中國自古是個講衛生的國家，因為相對歐洲中國更富足。

西方人在南宋時來到臨安，見到的景象是街道整潔，人們衣著乾淨得體，相互禮讓，還有廁所，這讓西方人大為吃驚。

當然，這些衛生都是視覺內的衛生，並非現代醫學意義上的衛生。

今天，衛生的意義是建立在醫學基本上的，飯前便後洗手，餐具消毒，防的是看不到的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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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衛生概念又是怎麼來的呢？

首先洗手的概念來自一名匈牙利的產科醫生，這位醫生的名字叫塞麥爾維斯，當時他在維也納總醫院產科病房工作。

維也納總醫院的產科病房有兩個病區，病區設施類似。

最大的不同是一病區由專業醫生負責接生，為有錢人服務。二病區由接生婆負責接生，為窮人服務。

奇怪的是一病區的產婦死亡率遠遠高於二病區。僅在1846年，就有451名產婦死在了一病區，而二病區只有90名產婦死亡，相似之處是多數產婦都死於產褥熱，也就是「產後感染」。

而在塞麥爾維斯做產科醫生的時候，細菌學理論還沒有誕生，因此，年輕的塞麥爾維斯看著那麼多產婦在醫院分娩後喪生，痛心萬分卻不知原因。他詢問高年資的醫生，也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

1847年，維也納總醫院的法醫學教授科勒什剋死於敗血症。據說科勒什克是在解剖中割傷了自己的手指患上敗血症而死的。塞麥爾維斯參加了科勒什克的屍檢，他發現，科勒什克的屍體呈現的許多特徵和因產褥熱死亡的產婦非常相似。塞麥爾維斯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會不會是某種「屍體顆粒」害死了科勒什克和產婦呢？

細想之下，他發現了另一個被大家忽略的事實：一病區的專業醫生常常在解剖完屍體後來產科病房查房，醫生們經常用觸摸過屍體的手為產婦體檢，而二病區的接生婆不參與解剖屍體。

為了驗證推論，塞麥爾維斯要求一病區所有的醫生在解剖操作後都必須用漂白水洗手，還要用氯化鈣消毒器械。在此舉實施的很短時間內，一病區的產婦產褥熱死亡率從近20%急劇下降到1%左右。

但是塞麥爾維斯的成功沒有得到同事們的認可，高傲的醫師對他的舉措不屑一顧。

並認為這是他對專業醫生的不尊重，這等於是說一病區死去的產婦是醫生害死的。

這些醫生紛紛起來反抗，說他是瘋子，他要求自己管轄病房的醫生和護士們嚴格執行洗手的做法也被認為是瘋子行為。

塞麥爾維斯堅持自己的觀點，推廣用石灰水洗手。他在寫給維也納產科同仁的信中，憤怒地將對方稱為「婦女屠殺的參與者」。

塞麥爾維斯後來被趕出了醫院，妻子和好友也相信他已經患上了精神疾病，將他送進精神病院。1865年，塞麥爾維斯在維也納精神病院中被守衛打傷，傷口被細菌感染，數日後，年僅47歲的塞麥爾維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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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塞麥爾維斯的想法是怎麼被證實的呢？

直到1870年代，德國鏡片製造商蔡司公司生產出了顯微鏡，德國醫生羅伯特·科赫等人發現了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細菌，證明當年匈牙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由此創立了微生物理論和細菌學。正是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的創立，逐步改變人類的衛生習慣。

顯微鏡的出現和遠視眼的被發現有關。

1440年代，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

我們一直認為活字印刷術是中國人發明的，北宋慶曆間（1041年-1048年）中國人畢昇（970年—1051年）發明的泥活字，標誌活字印刷術的誕生。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發明人，比德國人約翰內斯·古騰堡活字印刷術早約400年。

其實，活字印刷術不適合印中國漢字，中國的字太多，而恰恰適用於西方的拼音文字，因為做幾十個字母就行了，造字、檢字都非常方便。

活字印刷機使得書籍和閱讀普及開來，許多人突然發現，他們原來是「遠視眼」。因為印刷出來的字比手寫的小，他們放在近處看不到。

由此對眼鏡的需求出現了爆髮式的增長。在印刷機發明一百年後，歐洲出現了數千家眼鏡製造商，並由此掀起一場光學技術的革命。

1590年，荷蘭眼鏡製造商詹森父子把幾個鏡片累加在一起放一個圓筒里，發現透過玻璃所觀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發明了顯微鏡。

後來德國人讓這一技術得到了應用。

因為活字印刷機的出現，發現了遠視眼，因為遠視眼出現了顯微鏡，因為通過顯微鏡看到了微生物細菌，人類開始更講衛生。

而在這一串的過程中最早的印刷機和講衛生毫無關係。這就是事物發展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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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想起了說這件事。

7月1日上午，張維迎教授在2017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上演講，提到了這個故事。

張維迎是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創辦人之人，曾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是新市場派經濟學家，反對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張維迎與林毅夫之爭是中國當下經濟學領域的最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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