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負債實際上都是與道德有關，但我們今天是如何漸漸遺忘了這一點？

亞歷克斯·馬亞斯（Alex Mayyasi）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兼編輯。他的作品曾經發表於《大西洋月刊》和Priceonomics網站等媒體之上。2016年，他與艾哈邁德·薩拉赫（Ahmed Salah）合著了《你因策劃埃及革命而被捕：一份回憶錄》（You Are Under Arrest For Masterminding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 Memoir）一書。目前馬亞斯居住在舊金山。

「有一個人，他既是銀行家又是神學家。」這聽上去像是某個爛俗笑話的開場白。然而實際上，這的確是大衛·米勒（David Miller）工作的真實寫照。

在金融和商業領域摸爬滾打了十六年之後，米勒轉投神學事業。2003 年，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如今他已經是普林斯頓大學商業倫理道德專業的教授，還兼任該校信仰和工作組織（Princeton University』s Faith and Work Initiative）主管。米勒主要研究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學生們都很喜歡他開設的課程，還給其中一門最有名的課程起了一個外號——「如何能在不出賣靈魂的前提下獲得成功」。

2014 年，花旗集團（Citigroup）與他取得聯繫。金融危機之後，花旗銀行又接連遭遇一系列醜聞和公共信任危機的打擊。因此他們想要僱傭米勒，讓他擔任兼職倫理學家。米勒答應了。一般的倫理學家會不停的警告銀行家，勸誡他們要遵守法律。米勒覺得這個做法效果並不好。因此他與銀行家們聊哲學。令人驚訝的是，他發現銀行家和商界領袖們不是什麼難以對付的「頑固分子」。很多人袒露心跡，表達了自己想要行善的願望。米勒說：「我與高管吃午餐時，他們經常問我是不是研究神學的。接下來我們便會聊倫理學、人生的目的和意義等話題。所以我知道，他們對神學還是很感興趣的。」米勒希望金融界人士能夠談論「各種來源的智慧」。大部分金融從業者都不願意暢談智慧，也不重視思想家。在他看來，這就好比是「給聰明的智慧戴上了眼罩」。

如今，銀行家願意傾聽神學家意見的情況極為罕見。這甚至像是一種分類錯誤，讓人感覺非常奇怪。但在人類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銀行家與神學家保持密切交流卻是社會的常態。數百年之前，現代金融在歐洲漸漸萌生。神職人員之間展開激烈辯論，就如何在日漸複雜的經濟環境中適用《聖經》的教義而各抒己見。而放債者則聆聽神職人員的意見，根據他們的觀點約束自己的行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放債都被認定成一種道德問題。所以究竟從何時起大部分銀行家不再以道德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工作？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

十三世紀早期，法國紅衣主教雅克·德·維特里（Jacques de Vitry）寫下了大量具有說教性的傳說故事。神職人員會在佈道中講述這些故事，達到勸誡信徒的目的。其中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瀕死的放債者讓妻子和孩子發誓，保證他們會在自己死後將三分之一的遺產系在他的脖子上，然後將這些財物與他一同埋於地下。放債者去世後，家人遵從了他的遺囑。不過不久之後，家人又決定挖開放債者的墳墓，將隨葬的錢財取出來。德·維特里寫道：「挖開墳墓後，放債者的家人驚慌四散。因為他們看到惡魔正在將滾燙而發紅的金幣填入放債者的嘴中。」

在德·維特里的眼中，放債者理應被惡魔所折磨，因為他犯下了出借高利貸的罪行——也就是向他人放貸後收取利息。德·維特里不在乎貸款的利率是高還是低，因為教會認為哪怕收取一分錢的利息也是一種罪惡。人們對信貸行業的厭惡由來已久，而且在多種文化中都有體現。古印度的吠陀法典（Vedic law）便將放高利貸認定成犯罪，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和古希臘的統治者也經常會對高利貸利率上限進行嚴格限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學》（Politics）一書中將高利貸描述成「錢生錢」，並且認定這種行為是反常且不自然的。在他看來，金錢具有「不育性」，不能「繁衍後代」。

圖片來自Pixabay

猶太教與基督教都將高利貸看作是一種禁忌，這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信仰。《舊約》（Old Testament）寫道：「不要向猶太人同胞收取利息。」《路加福音書》（Book of Luke）則稱：「你們倒是要愛仇敵：善待他們，借給他們錢並且不要指望他們償還。」公元四世紀，基督教教廷公開抨擊高利貸。到了公元九世紀，查理曼大帝（emperor Charlemagne）將禁止放高利貸寫入法律。中世紀時，商人和銀行家的賬本中寫滿了他們對利潤的煩惱和不悅。在創作於十四世紀的《神曲》（Divine Comedy）中，義大利詩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將放高利貸的人投入到地獄的第七層。雷吉納爾多·斯科洛維尼（Reginaldo Scrovegni）是義大利帕多瓦的一名銀行家，靠放高利貸積累了可觀的財富。但丁專門在《神曲》中寫到他，稱斯科洛維尼的兒子最終修建了一座小教堂。斯科洛維尼的兒子還請喬托（Giotto）繪製小教堂的壁畫，希望以此為家族曾經犯下的罪孽贖罪補償。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中，其他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家族（比如美第奇家族）也開展了不少慈善事業和捐助行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部分原因在於認識到自己放貸收取的利息積累財富是罪惡的行為，因此感到愧疚不安。

放貸是一種令人不恥的行為。這個理念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也沒有發生改變。為了便於理解，試想一下你知道銀行以 5% 的利息向企業提供貸款之後的反應。你覺得這樣做沒什麼問題，對吧？假如你的媽媽以同樣的利息借給你一筆錢，你又作何感想？在聖經時代（Biblical times），常見的貸款更像是上述的第二種情況。換言之，聖經時代常見的貸款並不是公平合理的交易，而是富人向遭遇不幸或者無家可歸的鄰居提供的具有慈善性質的借款。中世紀歐洲早期，教會或者富裕家族常常是某地唯一的資本來源。這個特點在大型商業中心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很多農民利用修道院提供的抵押貸款購買土地。當時，世界上沒有信貸市場和保險公司。於是收取利息便好像是敲詐勒索朋友或者家庭成員一般的行為。

在 2011 年出版的《負債：前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一書中，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出一個觀點：在貨幣出現之前，某個社區內的經濟生活實際上就是一個由相互債務組成的大網。人們不是自私自利的個體，至少從單獨某一筆交易的角度來看不是這樣。相反人們會分享食物、衣服和奢侈品，同時相信周圍的人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報答自己的恩惠。負債和信貸的起源實際上是一個互助系統，人們對彼此充滿信任。如此一來，很多文化將收取利息的行為視作不道德之舉便再正常不過。

1390 到 1399 年期間，畫家尼科洛·佩德羅·吉利尼在義大利普拉托的聖弗朗西斯科教堂里創作了《聖馬太的生活場景》。據悉，聖馬太是銀行家的守護神。圖片版權：Getty Images

另外經濟學家何塞·沙因克曼（José Scheinkman）和愛德華·格萊賽（Edward Glaeser）也指出，規範限制高利貸的法律發揮了社會保險的作用，因為它能減少社會的不平等。自從收取利息（尤其是過高的利息）被認定成違法行為之後，窮人便能以很低的成本獲得緊急貸款，而富人則無法輕而易舉的「錢生錢」和不勞而獲。至少這是人們的理想狀態。然而現實生活中，人們經常會向放高利貸者借錢，或者向因為放貸而被妖魔化的富有猶太人貸款。

有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表示，禁止放高利貸的規定更像是一種形式主義，很難落到實地。他們稱有錢的群體通常會無視這個禁令。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人們要求上流社會開展不切實際的慈善行為。商人和銀行家手段多樣，能夠巧妙地將利息偽裝成其他東西。比如說他們會要求借貸雙方達成一致，同意在未來以高於現實情況的匯率購買貨物。還有的時候放貸者的確不收取支付利息，但他們要求分享借款人生意的部分利潤（這是一個漏洞，但確保銀行家只有在借款人能從貸款中獲益時才能得到收益）。

與此同時，天主教教會在改變人們對高利貸態度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十三世紀時，他們發明了「煉獄」（Purgatory）的概念。煉獄在聖經中沒有體現，但卻讓犯下放高利貸罪行的人感到一些心理安慰。在 1990 年出版的《你的財富或者你的生活：中世紀的經濟和宗教情況》（Your Money or Your Life: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一書中，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寫道：「煉獄只是基督教耍的一個小手段，給放貸者提供了一個出路。因為煉獄的存在，人們便產生了能夠逃離地獄的幻想和希望。這使放貸者能夠不斷推動十三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從而一步步催生出資本主義的萌芽。」

雖然像德·維特里紅衣主教這樣的神職人員在佈道時都宣稱放高利貸者死後會在地獄中遭受磨難，但教會卻越來越願意舉借外債。借債是發動戰爭的關鍵因素。無論是君主還是教皇，他們都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才能武裝軍隊。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是天主教組建的軍事修士會，在十字軍東征（Crusades）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二世紀，聖殿騎士團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私人銀行。聖殿騎士團的騎士負責保護前往聖地（Holy Land）的朝聖者，而這種保護就包括守衛朝聖者的財產。聖殿騎士團允許朝聖者在歐洲存入財產，然後再在聖地取出來。隨著時間發展，聖殿騎士團提供的金融服務種類越來越多，皇室甚至還以王冠為抵押向他們借款。聖殿騎士團於 1312 年正式解散，但其他銀行家卻將放貸這種金融業務延續到十六世紀。從十六世紀開始，商人們漸漸開始在歐洲大陸的各個定期集會上買賣商業債務。

最終，君主、政治家和商人都開始大規模採納高利貸。不過，教會卻有不一樣的看法。1462 年，義大利方濟會的修士建立起第一個非盈利性質的當鋪。他們稱其為「monti di pietà」，也就是「虔誠銀行」的意思。這種機構很快就出現在歐洲大陸的各個角落。虔誠銀行的理念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比較一致：它是人們在迫不得已時才會前來尋求幫助的出借人。方濟會的修士希望利用虔誠銀行來對抗那些敲詐壓榨孤注一擲借款者的放貸人。此後教皇又批准了更多類型的金融工具。最後，收取利息的放貸也漸漸被人們接受。

雖然有著諸多漏洞和免責條款，但規定限制高利貸的法律依舊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經濟歷史學家悉尼·荷馬（Sydney Homer）和理查德·西拉（Richard Sylla）在 2005 年出版的《利率的發展歷史》一書中寫道：「有的人將教會全面否定高利貸的禁令看成是《禁酒法案》。他們認為只有虔誠信徒才會遵守這種規定，有關當局在執行時非常隨意，社會各界更是對禁令不怎麼重視。這是非常錯誤的觀點。」

一些人認為，禁止高利貸可以被看成是單純的教理——就好像教會認定太陽是圍繞著地球旋轉一樣。隨著教會的分崩離析和政治權威喪失，這些教理也漸漸失去約束力。經濟學家羅伯特·艾克隆德（Robert B Ekelund）和羅伯特·埃貝爾（Robert F Hébert）曾經表示，我們可以把教會想像成一個企業，而其核心產品就是救贖。當天主教會在歐洲具有壟斷地位時，神職人員能以高價銷售「救贖」——這就包括要求信徒遵守各種嚴格的禁令，購買贖罪券等。買下贖罪券後，上帝便會寬恕放過高利貸罪人所犯下的罪行。但是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過程中，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這樣的神學家公開抨擊天主教會的行徑。他們提倡信徒應該與上帝建立更為直接的聯繫，不需要依賴神職人員作為中間人。在此基礎上，他們建立起新教（Protestantism）等一系列新基督教運動。這些新誕生的宗教就好像是剛剛進入市場的新公司，打破了天主教的壟斷。基督教的各個派係為了爭奪信徒，不惜開展以信仰為基礎的「逐底競爭」（競爭參與者為了尋找最高回報率，不惜以犧牲道德、觸犯法則為代價——譯者注）。為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各個教派開始減少對信徒的要求和限制。這也就意味著宗教在面對高利貸這個問題時的立場和態度有所弱化。

為什麼高利貸會漸漸擺脫罪惡名聲？人們還有另外一種觀點：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收利息的借款變成了一種不划算的交易。在十六世紀的歐洲，經濟重心正在從漸漸從本地農業向佛羅倫薩（Florence）這樣的商業中心轉移。全球擴張使得放貸和投資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正巧從南非運抵歐洲的大量黃金引發了通貨膨脹。沙因克曼和格萊賽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放貸的機會成本變得越來越高。

圖片來自Flickr

除此之外，銀行業的擴張最終使得信貸從鄰里之間的私人交易轉變成一個充滿競爭且冷酷無情的資本市場。在 1949 年出版的《高利貸的理念》（The Idea of Usury）一書中，社會學家本傑明·尼爾森（Benjamin Nelson）稱這種制度性的改變讓歐洲能夠在宗教改革期間以更友好善意的眼光來看待借貸業。馬丁·路德對《聖經》中關於高利貸的段落（尤其是認定向窮人收取利息是犯罪的段落）進行了解釋，認為這是號召信徒要學會慷慨大方。他表示，放高利貸者只有在自己的行為違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原則時才構成罪孽。換言之，就是說放貸者不應該以自己不想被他人對待的方式來對待他人。這種相互性意味著商人和富裕家族之間可以互相收取貸款利息。馬丁·路德要求基督徒不應僅僅為貧窮之人提供貸款，更應提供其他幫助。不過，他依舊認為 5% 之內的貸款利息是合理且可以接受的。

如今，我們真的不再用道德教化方式看待借貸業嗎？如果世界上沒有了貸款利息，那將只有很少數人能在上大學、買房子或者開辦公司時獲得資金。法國宗教改革領袖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認為，法國人在潮水一般新教徒難民湧入時大肆哄抬物價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不過要想讓更多 Uber 司機在新年夜繼續營業，就要大幅度提升車費。通過這件事，我們也能明白一個道理：較高的價格能夠向市場釋放信號，從而確保貨物流向供求關係最緊張的地區。

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放貸業之所以能夠崛起，原因不僅僅是教會向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低頭。神職人員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向信徒傳播理念，漸漸使得高利貸成為一種受人尊敬的金融手段。

十二世紀到十六世紀期間，作為經院哲學家（Scholastics）的神職人員就放貸究竟是不是真正有罪這件事展開激烈辯論。經院哲學家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每天在巴黎、科隆、維也納和其他歐洲城市的大學裡研究《羅馬法》、古希臘哲學和阿拉伯科學。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西歐封建社會基督教神學和神權政治理論的最高權威，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被基督教會奉為聖人，有「神學界之王」之稱。他把理性引進神學，用「自然法則」來論證「君權神聖」說，死後也被封為天使博士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學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馬斯哲學學派的創立者——譯者注）便是經院哲學家的傑出代表。經院哲學家著書立說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嚴謹挑剔，這一點與律師非常相似。與此前多代信奉價格應該反映產品成本理念的思想家不同，很多經院哲學家能夠理解供給和需求的力量。在他們看來，市場定下的價格就是公平合理的價格。義大利經院哲學家，著名紅衣主教托馬斯·卡耶坦（Thomas Cajetan）曾經撰寫過一篇論文，專門分析銀行家利用過高匯率隱藏利息這一手法背後所體現的倫理道德。這就好比一位紅衣主教能在 2006 年撰文分析信貸違約風險掉期（通俗講即貸款或信用違約保險——譯者注）。

經院哲學家同樣認可承擔商業風險所體現的價值。他們中的很多人允許借款人利用部分利潤來償還商業貸款。他們表示商業行為存在風險，抵押品也有可能最終無法落入放貸者之手。因此只要貸款的回報無法得到保證，放貸者就應該有權利收取利息。有些神職人員更加超前，已經能意識到放貸者將錢借出之後便失去了將這筆錢投入到其他有利可圖商業領域的機會。這正是人們認為利息具有合理性的現代解釋：機會成本。借錢的成本（也就是利息——譯者注）反映出放貸者失去將錢投入其他有利可圖業務的機會。

經院哲學家認為金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但他們也經常將金融視為連接正義和自然法則的橋樑。金融能幫助我們實現實用功效最大化，也能誘發人們產生利己主義念頭。現代經濟學家可能關注這樣狹隘的問題，但是阿奎納卻並不關心。他和同時代的其他經院哲學家想要找到一種公正合理的財富分配方式，也想要確保人們的經濟交換活動能夠符合公平原則。1265 年到 1274 年期間，阿奎納完成了《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一書。他在書中提出，金錢的「歸宿」和目的便是用於交易。放貸是利用錢生錢，而不是利用錢來促進產品和服務的交換。從這個角度來看，放貸違反自然法則。這就好比將酒或小麥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銷售。換言之，就是把一個東西賣了兩次。他在書中寫道：「靠放貸來收取高額利息本身就是不公平、不正義的行為，因為這是實際上是在出售一個本來不存在的東西。顯然，這種行為與我們提倡的公平背道而馳。」

經院哲學家和其他宗教領袖對問題有很多思考和認識，但不是所有的觀點都值得稱讚。有些神職人員堅持按照《聖經》原文行事，不肯做出一點讓步和變通。還有的神職人員崇尚反猶太主義，希望藉此譴責抨擊高利貸。不過，他們的種種觀點為我們重現了當年那場信息量巨大、影響極為深遠辯論的樣貌：在學術界和宗教界的高層，人們就道德倫理、放債、通貨膨脹、巨額融資和壟斷之間複雜糾纏的關係爭論不休。然而在今天，這樣的討論哪裡還見得到？

圖片來自Wikimedia Commons

經院哲學家從來未就這場爭論達成一致。相反，新的權威在倫理道德和經濟金融領域取代了他們地位。直到二十世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盛行之後，經濟學才大概變成一門研究利己主義和個體激勵的科學。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指導下，經濟學家不對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進行評判。他們不再用道德標準衡量經濟活動，就好像生物學家不會評判蜜蜂的「道德水平」，工程師也不會評判溝渠的「倫理標準」。

當然，今天的人們依舊會討論金融手段背後的倫理標準。我們討論銀行家究竟應不應該拿豐厚的獎金；我們擔心銀行救市政策所存在的道德風險；我們譴責明知道手中金融工具會出問題卻依然大肆兜售的銀行家。不過既然經濟學的大部分研究對象都與道德無關，現代經濟學的基礎又是假設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狹隘的私利行事，因此要求金融界做到公平公正就不切實際。這就好比希望戰爭能帶給我們公平合理的結局一樣。長久以來，我們都喪失了一種本能的直覺：金融和負債實際上都是與道德有關的東西。而這些恰恰是經院哲學家所能夠理解和思考的話題。

經院哲學家會怎樣看待現代金融？現代家庭能夠利用儲蓄進行投資，有效促進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他們會對此表示羨慕和欽佩嗎？相比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借款的成本更高。他們會對此表示譴責和抨擊嗎？他們會對現代銀行發達的國際業務感到驚訝嗎？窮人使用支票賬戶這樣的銀行服務需要支付費用，但是富人卻可以免費。他們會對此加以指責和批判嗎？

花旗銀行這樣的大銀行僱傭米勒這樣的神學家本不應該是一件如此令人稱奇的事情。真正奇怪的是我們竟然對花旗銀行的舉動表示震驚。如今，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以及股東價值都存在問題，而花旗銀行此舉便是想用現代的方式解決問題。米勒與銀行家和高管交流時，他們經常告訴米勒自己覺得在基督教堂或者猶太教堂學到的東西無法適用於工作。當米勒決定離開金融界去神學院讀書時，他告訴前同事們自己受到了「召喚」。其實，即便是米勒也覺得自己這樣的說法有些令人尷尬。

不過無論是世俗之人還是宗教權威，他們都沒有給銀行家提供太多指導，無法幫助銀行家將工作與某種倫理道德傳統聯繫起來。在神學院里，人們對經濟和市場漠不關心。米勒說：「神職人員也許沖在第一線，紛紛指責企業開支過度。但是，他們也沒有提出什麼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方案。」公眾因為銀行家道德敗壞而指責紛紛，但銀行家自己也有苦衷：我們的倫理道德權威沒有給他們提供有效的知道和幫助，辜負了他們的期待。

不過，任何想要在金融領域重塑道德權威的人都可以利用傳承數千年的人類文明智慧完成自己的任務。米勒沉思之後說：「亞里士多德、康德、邊沁…他們難道僅僅是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指導借鑒的死人嗎？或者說他們也認識到一些問題？如果活到今天，他們肯定無法接受如今的經濟體系。不過金融系統雖然不斷發展，但是其中存在的問題卻一直沒有改變。」

翻譯 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Wikimedia Commons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好奇心日報，每天看點不一樣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