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與書法：游於藝

（王陽明《矯亭說》，44歲作）

相對修行大事而言，書法只是一項小技藝而已，純屬小道，所以自古修行者都不是很重視書法，以至於像程、朱這樣的大儒，其書法水平也很是普通。然而，孔夫子在訓示弟子時，卻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之後，專門加了一項——「游於藝」，實在令人尋味。

其實，任何技藝皆是大道生化流行；所以，沒有一門技藝是不可通達大道的，只是看人以何種態度來修習技藝而已。不同的人、不同的技藝修習態度，效果差異很大。而孔夫子提倡的「游」，誠為修行者秉承的技藝修習心法，修習書法當然也不例外。

那麼，何為「游」？

身心散放、隨緣隨性地修習書法，卻又對書法修習的結果全然沒有期待，修習得好固然可喜，修習得不好也無需在意，好壞皆不著心。在此，書法已不僅僅是技藝而已，更是修行者的修心功夫，這就是修行者「游於藝」的態度。不然，難免為書所累。《顏氏家訓.雜藝》載有這樣一句精闢言語：「真草書跡，微須留意……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顏之推的識見實在透徹。

當然，真能「游於藝」，是一件令人歡喜的事。只是，「游於藝」還需有前提條件，那就是須先「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離「道」、「德」、「仁」三者而純粹「游於藝」，則會淪為翰墨遊戲而已，反而有礙心性修行的。所以，程子對張旭雖有超高的悟性卻只留心翰墨，深表惋惜。

（馬一浮書法）

不過，倘能真有志於道、實據於德、誠依於仁，那麼通過「游於藝」，反而有助於修行者身心修鍊了。

與世俗之人視書法為技藝、耽溺之徒視書法為至寶相比，修學者常將書法視作散放身心、涵養性情的一個方便法門，以書為學卻又不耽溺其中，專心習練卻又自在逍遙，雖有法度卻常超脫法度，全然由書入道、以道貫書而已。北宋大儒程明道曾說：「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他是將書法當做修身培敬的工夫在運用了。書法一絲不苟、筆斷意連、成竹在胸、變幻莫測、有法而無法的特性，可令修行之人在培養靜氣的同時，更能體會動靜結合、鳶飛魚躍的至樂境界，這又與身心修鍊是相通貫的，所以對於真正修行人而言，書法不僅不是累贅，更是由術溯道、由道貫術、由體貫用並進而以藝涵道、以用驗體的一種具體運用，因為「只此是學」啊。

明初大儒陳白沙，不僅學問精深，而且擅長書法，常束茅為筆，擅寫大字，筆力剛健雄強，不拘細節，為一時所崇。他曾說：「予書毎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吾所以『游於藝』也。」（《陳憲章集》）如此文字，到底是在論書法，還是在談修行呢？兩者皆是，渾貫一體吧。

（陳白沙草書《種蓖麻詩卷》）

一代大儒王陽明，不僅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還是位大書法家。他十七歲學書法，「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王陽明年譜》）王陽明習書的過程，哪是在練書法而已，全然是在修鍊心性啊。

也正是因為修行者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後能「游於藝」，所以其書法品味，就與以書法名世的專業書家有較大差異了。修行之人，其書法最大的特點莫過於：率性而書。一般而言，書法固然有它嚴格的法度，但對於修行人而言，這些法度不是不可以超越的，相反，有些修行人的書法非常大膽，純粹一任性情而書，見其人則得其書，見其書則得其人，如：陳白沙束茅為筆，狂放而書，尤擅大字，如其豪放的個性與自然為宗的學問；王陽明雖習家法（王陽明為王羲之後代），但更為俊逸瀟洒，一如其豪傑形象與大公心學；民國高僧弘一大師的書法，則又如其簡淡個性與精深的佛法修為，而繁華落盡、只留淳樸，一反流俗；民國三大儒之一馬一浮的書法，瘦勁爽朗，一如其錚錚鐵骨，全然馬先生形貌。

修行之人，之所以率性而寫，並非其刻意標榜獨特，而實為其修學後心身一體、知行合一所致；他們無需為了逢迎流俗而改變自己，並書寫世人所認同的書法作品；修行之人，恰恰是為了脫離流俗而改變自己，書法只是其變化氣質之後的隨緣產物而已，世人是否認同其書法，甚至是否認同其修行，真正身心靜定的修行人是不會在意的，這就是所謂的「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即是王陽明講的「一任良知」而已。

（弘一書法）

所以，如果你有緣賞析修行人的書法，請勿全然以書法的技藝精湛與否來論，而應契入修行人之心地，由心而學，由學而書，如此自能由書法的賞析逐步循跡而入，終究由書入道。而如果僅僅是縱論技藝、信口點評，則實猶如撿卻芝麻而扔了西瓜，不是很可惜嗎？

隨處皆可體天理，放眼無非妙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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