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事情就是這樣

2007年秋天，湖北人孫海洋到了深圳，在白石洲住下，租了門面開包子店，開業只一個星期，四歲的兒子孫卓被一個男人拿一輛玩具車拐騙走了，找了十年，至今沒找到。事情就是這樣。

他的故事隨後被改編成電影《親愛的》。

親愛的，事情就是這樣

文 王琛

我想起了孫海洋，找到他的號碼打過去。我不知道他換號碼沒有。已經夜裡快十一點了，電話通了，那邊的「喂」聲聽起來帶著睡意。

「孫先生？」我問。

「是我。」我能感覺到他立刻提起了精神。「你是哪位？」

快十年了，接每個陌生電話孫海洋都很小心。四年前我第一次打他的電話，跟這次一樣，一說要找他，他的聲音里就跳出一種本能的、條件反射似的振奮。和那次一樣，他的振奮讓我覺得有一點為難，覺得接下來沒法開口。我這裡沒有任何他想要的消息。這次我告訴他，四年前我廣州的報社工作，見過他一次，這次路過深圳，想再見一面。

「太好了。」他說。他很快給了我地址，約我第二天見。這種反應也和四年前一樣。他怕自己的事情被人忘了。他希望找他的人越多越好。

四年前他還住在西麗，那是深圳的關外。我記得我是坐了很久的公交車過去的，那時他住在路邊一座小房子，屋裡光線不好。這次他搬到了龍華地鐵站（深圳北站更北邊）附近。生意沒變——他又租下了一整棟幾十間民房，和妻子彭四英一起打理，一間一間往外租，中間賺個差價。我得知彭四英最近身體不太好，住了院，見面這天只有孫海洋在家。七月的深圳三十多度，悶熱，走幾步就渾身是汗，孫海洋卻穿了西裝長褲站在路口等我，遠遠擺手，一走近又伸出兩手，跟我握了手，馬上又幫我提行李。他的表情和動作帶有一種正式感，這讓我覺得不好意思，就像打電話時一樣，我感到我沒法帶給他什麼，卻被他過分重視了。

我隨他去家裡，先是走進十字路口旁邊的一條像是藏起來的小路，上一棟老樓，走了四層樓梯，出樓是個大露台，穿過露台，轉到另一棟樓，再上兩層。孫海洋步子快，提著我的行李，爬樓梯時三步並兩步，我背著包緊跟在後面。走進屋裡我們好像只用了一口氣。我滿頭是汗了，趕緊站在風扇前。

孫海洋倒了兩杯水，放在茶几，拉了兩個椅子，我們面對面坐下。我喝了口水，他一句多餘的話也沒有，開始說起兒子的事情。和上次見面一樣，孫海洋先是回憶兒子被人拐走的那天，接著是他的尋找經過，又說到了他對公安的看法，說到了其他人丟孩子的故事，說到為什麼有人買孩子，說到人販子，說到打拐科技上的進展，最後說到孫卓今年已經十四歲了。也許因為跟不同的人說了太多遍，他速度不快，聽起來極為冷靜，只有其中講到招牌的事情，突然嘴角抖動起來，眼睛瞪圓，不得不深呼吸，胸口的T恤也起伏著。他兩手撐住膝蓋，一句話不說，看起來快坐不住了。

那招牌是兒子丟了以後他立在包子鋪上的，三米多長，貼了孫卓的照片，寫著大字「懸賞二十萬尋子」，也是這個招牌讓他被人注意到的。後來包子鋪不開了，退了租，房東看他可憐，告訴他牌子不用拆，就立在房頂。快十年過去，孫海洋搬了幾次家，但是只要人在深圳，每個星期就去牌子下面站一會兒，看看招牌上的兒子，再繞著包子鋪走幾圈。「那個地方是我的一個寄託了。」他跟我說，就在上個月，有一天他又過去，發現牌子被拆了，他去找城管，沒討到說法，又找公安，也沒辦法。他覺得那牌子不礙事，這個事情超過了他的底線。「十年了都能立在那裡，為什麼今年不行了？」他喃喃地說著，看著我。我解答不了，又找不出安慰他的話。那一會兒他不說話了，我也不知說什麼，心裡堵，就站起來在屋裡站著，四下看看。

舊傢具主要是幾台低矮的柜子，繞著客廳擺在牆下，柜子上擺了雜物，看起來收拾過，但收拾得又不太仔細。不少地方扔著各種童書。孫卓丟失五年後他們生了第二個孩子，今年也四歲了。陽台擺了幾盆植物，衣服晾在空中。窗外不遠是輕軌，每隔幾分鐘都有地鐵轟隆隆地呼嘯過去。一會兒天灰了，下了雨，越下越大，屋裡沒開燈，更暗了。孫海洋背對陽台坐，只剩個黑黢黢的剪影。他好像更願意呆在這樣的光線里。兒子丟了以後他喜歡走夜路，半夜十二點鐘，睡不著，他就出門走去那些細窄的巷子，一遍遍來回走。起初聽到路過的人家裡有小孩哭鬧，他就忍不住悄悄地扒在門口聽一下，後來走多了，不停下，總是筆直地走，走到凌晨兩點，走累了才折返回家。他曾花了一百塊錢，按照一個算命先生的指示，殺了一隻公雞，煮到半熟不熟，提著在包子鋪的周圍一邊喊著兒子的名字一邊走了，走了七圈，接著在兒子被拐時的監控錄像跪下磕頭。白石洲的街坊覺得他瘋了。算命先生說，七天以內孫卓一定自己回來。孫海洋七天沒怎麼睡，有時站在門口，有時坐在客廳，有時在巷子口踱步，開著家門一直等，七天過去兒子沒出現，他還是不願關門，每天天不亮就開門東張西望，沒看到孫卓，不死心，就責怪自己開門太遲。

我在屋裡走了一圈，又回到椅子坐下。他好像有點歉意似的看我一眼，好像自己說得太多，冒犯了什麼。我無法給出什麼回應，感到坐在那裡難受。我想起身告辭，但是覺得唐突，我竭力想找一些什麼話出來，想說一點輕鬆的東西，可是又意識到什麼都不行，我感到我已經僵住了。他的昏暗的房間像是個悶熱的籠子。我們對坐著。

也有其他一些時候我跟朋友喝著酒，聊到一些什麼話題，感到沒有答案，聊天卡住，我們就枯坐在那裡，喝口酒或者抽一口煙。那種枯坐好似是一種慣性的解決辦法，好像它本身就是問題的答案了。我喜歡逃避到那種枯坐里。久了我真的認為它本身也是某種值得玩味的詩意的狀態，我願意享受它，每次都希望那種時刻不停地延續下去。

就是在孫海洋的家裡我才知道，還有一種對坐是難熬的。我希望無聲的對話快點結束。有一會兒我只能聽著雨聲打發時間，雨每下一會兒就有一列地鐵開過去。我有點懷疑自己為什麼要來找這個人，我甚至後悔了。我當然真正地希望他能找到丟失的孩子，希望他的苦難快點結束，可是我又覺得我的同情顯得廉價。我什麼都幫不了他，現在搞得自己手足無措。

兩個小時後，我起身告別，告訴孫海洋我可能會像上次一樣寫點什麼。說完又覺得不合適，好像寫點什麼這件事情於他而言真有什麼價值。「也許能幫到你。」這話我剛要說又咽了下去，我想我不該再說這種話。

孫海洋起身向我致謝，我們又握了握手，我拉了行李下樓，他沒有送我，關門的時候動作很慢，好像有點失神。我下了樓快步往地鐵走，雨很大。第二天我在深圳的上沙和下沙附近轉了轉。有兩年時間我也住在那裡，跟四年前比，這個城市多了幾個地鐵站，它的樣子仍在變。十年前，2007年秋天，湖北人孫海洋到了深圳，在白石洲住下，租了門面開包子店，開業只一個星期，四歲的兒子孫卓被一個男人拿一輛玩具車拐騙走了，找了十年，至今沒找到。事情就是這樣。

—— 完 ——

題圖：2014年11月02日，孫海洋拿著失蹤兒子的照片站在長汀縣童坊鎮的個條小路上。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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