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完全是個例外，今後不會再有民族能逢這樣的際遇

從歷史中尋找啟示與歷史研究是兩回事。對美國這樣比較特殊的國家，要從其歷史中尋求某種有普遍性的，甚至是有借鑒意義的東西則尤需謹慎。

托克維爾就曾提醒到：「美國人的際遇完全是一個例外，我相信今後不會再有一個民主的民族能逢這樣的際遇。」

不過，如果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審視美國1890—1900年的經歷，那麼其特殊性就不是在於美國具體的地理、經濟和文化條件，而在於這是一個極為少見的、超大國家崛起和擴張的案例。這裡所謂超大國家（Superstate）的概念是相對於近代歷史上英、法、德等傳統歐洲列強而言的，其基本含義就是在幅員規模上成倍於一般意義的中等強國。

正是由於其規模，這類國家崛起和擴張對外界產生的影響極大，可能引發的反彈也極大，此其一；其二，國內進程有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國際進程，換言之，這類國家擁有通過改變自己而改變世界的潛能；其三，與既有國際制度的相容程度是此類國家崛起過程中的關鍵變數。從這些要點出發總結1890—1900年美國的崛起與擴張，也許能夠得出一些具有相對規律性的東西。

擴張的內化

德國19世紀最為著名的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曾提出「對外政策優先」（Primat der Aussenpolitik）的概念，認為成功的對外政策可以使一個國家獨立於其他國家的干預，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憲法體系等，因而對國家來說處於首要地位。無論其他國家的情況是否符合這種假設，對19世紀末的美國來說該理論顯然不太適用，甚至可以說是恰恰相反的。

對於美國這樣一個擁有廣袤內陸、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的超大國家來說，內部因素往往比外部力量更能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

從1890—1900年美國的崛起與擴張來看，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就一直是國內社會和政治進程，而不是某種外部的刺激或對外政策本身的突然轉向。實際上，從美國思想界探討如何擺脫「邊疆關閉」帶來的危機和問題，到政府、商界和思想界基本形成推動海外貿易擴張的共識，這一重要步驟完全是在國內政治進程中完成的。

在1890—1900年海外擴張中，這種國內共識起到了定調子和定方向的功能，為具體的擴張行動提供了關鍵的認知基礎，促進政府在關稅、外交、軍事等各領域的政策協調。當政府的一些做法出現「偏離」時，這種共識也成為反對派的主要依據，發揮重要的「糾偏」作用。這一點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美國吞併整個菲律賓群島後，引發國內強烈反彈並形成了「帝國主義派」和「反帝國主義派」的大爭論，而後者的主要論點基本都來自90年代初期美國國內對海外擴張途徑的共同認識。

另外，美國這十年的海外擴張並不是一種政府行為，而是整個社會在直接或間接地涉足擴張，其中商人和傳教士是在拉美、東亞和夏威夷擴張的真正主力，政府不過是及時適應這種情況並提供支持。從整個海外擴張過程來看，美國社會實際上是通過不斷地自我動員來促使自己「向外看」，從而使整個國家的機構設置、政策制定和社會理念等方面越來越適應海外擴張的需要。簡短地說，美國就是將海外擴張的行為「內化」到國內政治進程和社會生活中，通過改變自身來改變對外行為的方式。

這種「內化」還體現在，國內政治往往是左右外部擴張進程的主導性因素。1890—1900年間，美國海外貿易擴張一直頗為順利，但在涉及兼并少量海外領土的「要點式擴張」中，起遲滯作用的往往不是外部力量，而是來自國內的反對。以夏威夷為例，1893年夏威夷政變後，美國兼并該群島的兩次努力都由於國會反對力量的阻止而失敗，直到美西戰爭後才獲得成功。

從這一角度來看，美西戰爭對美國擴張的最大貢獻並不在於從西班牙手中奪得一些領土，而在於在國內形成了一種對海外擴張極為有利的氛圍。在這種普遍情緒的推動下，美國國會中主張擴張的激進派得以壓倒反對派，如願以償地吞併夏威夷、關島等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點。相形之下，戰後美國之所以未能正式吞併古巴，其重要障礙就是來自宣戰前美國國會通過的「泰勒修正案」。從1890—1900年的整個時期來看，除薩摩亞群島以外（英國與德國是主要因素），其他所有海外領土的兼并均取決於美國國內的政治進程。也正因如此，對西奧多·羅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等熱衷於海外擴張的人來說，其主要精力或主要工作就是如何說服國內，而不是去制定某項對外擴張政策。

即使是在諸如海軍等與擴張相關的領域，國內進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0—1900年是美國海軍實力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美國從一個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的轉型期。這一過程並不是因為受到某種外部的威脅或者挑戰，而是源於國家整體實力發展帶來的一種自然需求，是利益驅動和理論牽引（主要是馬漢的海權理論）的綜合過程。比較有意思的是，這一階段影響美國海軍發展最關鍵的因素並不是經費，也不是技術，而是理念問題。

1895年左右美國海軍建設的思路逐步擺脫傳統的影響，開始將海軍作為「自由到達」「全球到達」的工具，而不是將其作為大陸軍事體系向海洋方向的延伸。這一理念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馬漢等人思想傳播的結果，決定了此後美國海軍的發展方向，並進一步強化了貿易擴張和「要點式擴張」的海外擴張模式。同樣，美國關稅調整也主要是國內政治鬥爭的產物，當時以民主黨人為主的低關稅派和以共和黨人為主的保護關稅派（互惠貿易派）相互較量，先後推出了「麥金萊法案」「威爾遜－戈爾曼法案」和「丁利法案」三大關稅法案，對這一時期美國海外擴張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就包括在夏威夷、古巴引發叛亂與革命。

對於由海外擴張產生的各種壓力，美國的多數反應也並非直接來自政府。從1890—1900年的情況來看，這些外部壓力和刺激往往通過某種機理首先作用於國內政治進程，然後才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體現。比如吞併菲律賓以後，由於美軍與菲律賓起義軍開戰並引發一場殘酷而持久的戰爭，各種消息傳到美國國內後首先使社會輿論意識到了兼并的代價，自由派人士則對美軍的一些暴行表示震驚，這種傳導作用沿著社會—國會—政府的路徑發揮影響，迫使麥金萊等主要政府決策人改變立場，明確放棄了再度兼并海外領土的意圖，將海外擴張的重點重新放到貿易和影響力擴張上。

在中國的情況也有點類似，1897年德、俄等國強佔中國膠州灣和旅順口後，駐華公使田貝是向美國政府提出警報的重要人物，但與此同時，在華有重大商業利益的棉花生產商和紐約、費城等地的商會也行動起來，紛紛通過決議並向政府和國會請願，從而使這種外部的刺激與壓力迅速地得到傳遞，迫使政府儘快採取應對措施。可以說，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前後，美國各界（尤其是商界和宗教界）都會以決議、公開文章或請願等方式向政府施加壓力和影響，而國會則藉此推動一些提案，要求政府行動。這幾乎成為美國應對外部刺激的一個標準程序。

但這就牽涉到另一個重大問題：如何處理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分歧。

一般而言，海外擴張是一個權力與財富快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重新分配的過程。如果像美國那樣選擇依託海洋和貿易的擴張方式，那麼其中還涉及權力與財富的迅速分散化，這對任何形式的直接控制都是一個極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挑戰。

歷史上像俄羅斯這樣的傳統帝國更願意致力領土擴張而不是海洋擴張，其中既有生產力水平、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原因，又存在著一個制度匹配問題。就美國的情況來看，相對成熟的代議制度在這方面顯示出較大優勢，可以將分散化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利益訴求納入到統一的國內政治程序，實現比較有效的協調和妥協。這樣，美國就很好地避免了一戰前德意志帝國那種「卡特爾化」（Cartelization）現象，即各大利益集團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結果迫使政府同時追求不同的利益和戰略目標。在成熟的代議制基礎上，美國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也對海外擴張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政府與國會的權力天平逐步向政府方向傾斜，這與兩大部門的權力鬥爭有關，同時也是美國文官制度改革的必然結果。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觀察到的那樣，文官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增加專業化行政官員的數量，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權力。隨著政府的專業化，政府與國會的關係越來越像企業中董事會和總經理的關係：公司業務的專業程度越高，董事會在具體問題上的發言權就越少，決策權就越是集中到總經理手中。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種政府的專業化和權力集中，美國將難以應對由海外擴張帶來的迅速膨脹的各類事務，更不可能制定並執行有效統籌全局的政策。

所以，美國1890—1900年的海外擴張儘管以自身改變為基礎，是一種擴張內化的過程，但這種改變也是有條件的，與美國自身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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