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福利社會，看偉大的白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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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再寫兩篇「從雙重標準，看偉大的白左」「從現代教育的幻覺，看偉大的白左」，這個系列就算結束了，也許下一個系列是「不可戰勝的伊斯蘭」，也許是暫時的休息。）
希望大家可以從這篇文章中找到啟示：為什麼美國的經濟學家以右派居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從下一篇文章「從現代教育的幻覺，看偉大的白左」中找到啟發：為何文人學者總是以左派為主)
2017年7月12號，美聯儲主席耶倫敦促國會，在決定政府支出和稅收時要將不斷增長的聯邦債務納入考量的範圍之中，並對美國可能遭遇到的大規模財政危機提出強烈的暗示「讓我用最強烈的詞語來表達我的擔憂」。
在左翼領導人奧巴馬執政的八年時間裡，美國債務不但達到歷史最高點，而且超越此前里根、小布希、柯林頓、布希四位領導人前後累計三十年所欠債務之和。
向歐洲靠攏、意圖實行高福利政策的奧巴馬政府不僅使得美國財政不堪重負，也把里根時代鑄造的充滿活力的美國經濟重新推向深淵。奧馬巴任內在福利方面的大規模的直間接支出，特別是其任內所推行的「名為全民福利實質為好吃懶做的黑人等少數族裔量身打造」的全民醫保更是一個超級無底洞，是對美國財政和全美中產納稅人的最致命一擊。
美國中產白人既要為受益於全球化的跨國集團買單，也要為「劫中產濟兩頭」「財富被不停稀釋和合法竊取」的「奧耶」（奧巴馬和耶倫）寬鬆的貨幣政策買單，更要為躺在床上吸血的鬧事懶漢的福利支出買單。
所以，川普得以在16年的美國大選中獲得全美白人中產的一致支持，在過去十幾年裡備受左派媒體、政客、文人所冷落和蔑視，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美國白領、藍領最終成為了川普進軍白宮、奪取國會控制權、控制最高法，一路所向披靡的最有力武器。
他們作為社會的中堅、國家的基石，在這個「誰弱誰有理，誰鬧誰最大，誰哭誰喝奶」的時代，他們不像極端宗教教徒那樣血腥暴力，也不學少數族裔那樣示威遊行和打砸搶，更不如掌握著輿論的文人墨客那樣煽情和高標自榜，他們只是在默默地用腳投票。
說個題外話，與陷入收支失衡的美國國債這個超級龐氏騙局相比，東大國的社保基金同樣不容樂觀、難以維繫，只能通過不斷延遲退休年齡、提高工資的社保比例、濫發鈔票、東牆補西牆的方式硬撐下去。
當然，今天的主題絕不是那個「只有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對市場進行干預」的美國社會，雖說在過去的八年間，左翼思潮也無時不刻在侵蝕著這個被譽為全世界最為推崇自由競爭的頭號經濟體，但與早就被淹沒在左翼浪潮里的歐洲相比，前者始終不如後者來的典型。
布希：「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就是因為人們堅信，政府只會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對市場進行干預。」
英國
1945年，左翼政黨——英國工黨領導人艾德禮正式從幕後走向前台，代替丘吉爾接任英國首相一職。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的忠實粉絲，艾德禮在其任內大力推行企業國有化和高福利社會，以其在1942年發表的《貝弗里奇報告》為背景，旨在為全面建立從「搖籃到墳墓」式的社會福利體系而鋪路。
1945到1948年間，在艾德禮及其工黨的強力推動下，從《煤炭工業國有化法》到《國民保險法》《國民醫療保健法》《國民救濟法》等一系列法案的頒布實施，標誌著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福利國家。
然而，即便是英國這樣已掠奪全球資源為己所用長達數百年之久、底蘊極為深厚的歐洲老牌強國，也承受不起社會長久的「殺雞取卵」式的高福利運轉，數百年的積攢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便被揮霍一空。
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財政支出不斷攀升、入不敷出，經濟失去活力，發蛋糕容易收蛋糕難、民眾的福利需求和胃口越來越大，劣幣驅趕良幣、變相引導大眾唾棄勤勞擁抱懶惰，隨之而來的「福利欺詐」也不斷拷問人性和道德，加上高福利社會導致的政府集權和「超級政府」的應運而生，讓政府、國企的官僚化和低效率現象變得日益嚴重。
對英國經濟的影響
殺雞取卵式的高福利政策一方面坐吃山空，一方面損害經濟的長遠發展：高福利社會的實現必須要通過兩個路徑：一是高稅收，一是企業國有化。
前者導致資本外流、富豪外逃、各種避稅，沉重的稅收包袱壓得中產階級透不過氣、甚至出現「踏實工作的不如領福利的」的極端例子、嚴重挫傷勞動者參與競爭的積極性；沉重的稅收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不滿，工薪階層民怨沸騰。
而後者，既破壞市場的自由公正，又因為效率低下、決策不靈活導致市場配置失衡、資源嚴重浪費。即便有少數國企盈利，其成本和單位資源利用率都遠高於此前的私營企業，企業的經營狀況開始出現病態。
「據統計，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間，英國國有行業鮮有盈利，在1950年到1952年，1955年到1962年和全部的1970年代全是虧空的，除了以上年份外，即便是有盈利，如果減掉補貼金後，盈利的百分比也只有1%～2%至少4%～5%在1976年，英國經濟發展署首次頒布了關於1960年到1975年英國國有行業經營境況的整體彙報。在這段時間內，英國國有企業的總產出年平均提高幅度百分比為1.1%，而整個英國製造業年平均增長幅度百分比為2.7%，後者高於前者1.6個百分點。部分國有企業，如煤礦、鋼材、交通物流的增長幅度在這段時間裡是成不斷下跌的趨勢。」
英國實行高福利導致政府的過度干預也被普遍認為是產生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
對英國社會文化的影響
福利社會產生了獨特的「懶人文化」，「懶人文化」的蔓延又導致了「貧困欺詐」和「失業欺詐」。「食利階層」「福利欺詐」等現象的迸發不僅在考驗和拷問著人性與道德，也從根本上動搖了部分積極向上的西方傳統文化。特別是對鑄造了西方几百年繁榮與自由的、建立在「責任與權利同等重要」之上的個人自由主義精神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哈耶克，「自由與責任不可分，自由不僅意味著個人擁有選擇的機會和承受選擇的負擔，它更意味著個人必須承擔由自由行動導致的後果。」
大衛G格林在對福利社會進行反思時曾明言，「隨著研究漸趨深入，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構建了一個由精英集團把控個體的大眾社會，雖然我們並非蓄意為之，但這卻是福利國家的位移效應無意中產生的結果。福利國家把實現個人理想主義的機會限定為其他人提供服務之內，因此侵蝕了個人責任感和相互之間的義務，而這正是一個富有活力的市民社會的基石所在。「「自由不可或缺的精神氣質在於個人責任。」
阿爾弗雷德對此一針見血，「集體主義似乎可能在短時期內創造福利，但那只是因為集體主義盜用了前期他人自決勞動的成果。」
對英國政治的影響
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個人自由，追求高福利當然地引發了集體主義和大政府，使得政府的權力之手變得無處不在並讓其行為理所當然地合理和合法化。
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和官僚的程度越來越深迫使大家對福利國家進行批判性反思：這種做法將使得個體對政府威權的依賴、無力和從屬得以永久存續。
這也是哈耶克所說的，主義和自由主義基本原則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衝突。
死氣沉沉的市場、高額的財政赤字、嚴重的通貨膨脹、高居不下的失業率，造成英國民眾對左翼工黨繼續固執己見的做法強烈不滿，右派因而得以重新上台執政。1979年，右派領袖撒切爾夫人正式開啟其長達11年之久，被後世譽為「扭轉了英國長期衰落的趨勢、重新煥發了大英帝國活力」的撒切爾主義改革。
主要措施有：
1.減少公共福利支出；
2.通過輿論宣傳，改變民眾在思想上對福利制度的依賴；
3.支持企業打壓過於強勢的工會；
4.大規模推行國企私有化；
5.大幅度減稅。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撒切爾夫人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英國的「福利病」。然而，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撒切爾夫人只是降低了英國社會的福利程度以及適當緩和了福利政策帶來的衝擊，但在選舉制下的國度，她個人及其政黨不願也無力徹底摧毀福利制度，英國社會中很多根本性的問題也並沒有因為撒切爾夫人而得到徹底解決。
30多年前，如日中天的撒切爾夫人尚且無力根治，30年後的今天，隨著外來移民以及穆斯林的大量湧進，英國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對此，現在的英國政客更是一籌莫展，這也是我以前一直所說的，「西方，不可避免的衰落」。
荷蘭
和英國一樣，其它的歐洲國家也先後出現過不同程度的福利病，例如荷蘭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它們有的通過改革暫時緩解了福利壓力，有的還在垂死掙扎，甚至意圖通過引進穆斯林接盤，讓穆斯林工作轉化為合格的勞動力並以此維繫這個超級龐氏騙局。只是他們萬萬想不到，穆斯林的到來不但無益解決問題，還加速了歐洲福利制度和西方文明的全方位崩潰。
這裡就簡單地以荷蘭為例，再闡述一下常見的福利病。
既然是福利社會，荷蘭的福利制度當然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勞資合謀吃福利」。
荷蘭特有的勞資關係使得僱主不能隨意裁員或者裁員成本過高，導致勞資雙方合謀鑽福利政策的漏洞。1976年通過的《無勞動能力法》更是成為荷蘭的災難，因為殘疾金的福利待遇高於失業救濟金,在法律頒布後的幾年裡，荷蘭殘疾人數目急劇上升。給殘疾人的特殊照顧似乎體現了現代文明的進步，但很快它就變成荷蘭承擔不起的包袱。
一方面，福利制度需要龐大的政府開支，必然給企業帶來高稅率、加重企業的負擔，挫傷企業投資的意願；另一方面，普通不再有工作的動力，與其辛苦勞作還不如躺在床上吃福利。
因此，隨之而來的就是高失業率和經濟長期低迷以及財政入不敷出。
1983年荷蘭的失業率達12%，1984年為14%，在此期間，還有大量的勞動者通過領殘疾金和提前退休退出了勞動力市場，荷蘭的廣義失業率已達27%，超過所有西歐的所有國家，同期的GDP增速也陷入困境。
另外，為了追求高福利社會，荷蘭還建立起臃腫的公共部門。80年代初，它的政府開支居然達到GDP的70%。財政入不敷出造成荷蘭國債不斷攀升，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荷蘭的國債在翻一番的基礎上很快就再翻一番。
盧伯斯上台後，對財政、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降低資本運作成本、勞動力成本上，最終才把荷蘭從福利病中暫時解救出來。
法國
最近上台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希望通過勞工改革和大規模降稅，旨在挽救搖搖欲墜的法國經濟和福利制度，這裡就不詳細展開了。在我眼中，法國的命運早已註定。
吃福利就像吸毒，沒有大破，就絕不會有大立。只是，在人口結構改變和左翼浪潮之下的法國甚至是歐洲，或許已經永久性地失去了再立的機會。
籠統的後記
從自然規律來說，人性是自私和有缺陷的，結果平等這一觀點實質上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傳銷，無論是人類之外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自然界還是身處較為秩序、和平的人類社會內部，也不論人性、智力、性格等先天區別還是學識、努力、機遇等後天差別，這些客觀差異必然會導致不同的物種、個體之間出現地位分化。
掩耳盜鈴式的烏托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們也應該承認這一事實，人類社會終究是從屬大自然裡邊的一個小社會，即便人類再怎麼以高級動物自詡也依舊脫離不了哺乳動物的屬性，依然要遵守生老病死、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等自然基礎法則。
人類得以暫時凌駕於其它生物之上依靠的絕非是對大自然規律的違背，恰恰相反，人類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無一不是建立在「發現、積累、總結、分析、遵守、利用」大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的。
其次，從經濟規律來說，驅動市場走向繁榮活力的從來就不是「平均分配和結果平等」式的分配機制。總結人類幾千年來的活動規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淺顯的結論：越是自由的市場、越是繁榮有活力，社會的總體福祉和生產力更能上一層樓。也正是追求比他人擁有更好的物質地位的貪婪人性和推崇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激發了大眾強烈向上的積極性。
人類無知的「好」（過於強調道德、忽略利弊衡量），往往會導致人類的「壞」處境；而人類的「惡」（貪婪自私），卻常常會促進人類向「好」發展。
從以里根的經濟顧問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線」，我們可以看出高稅收抑制經濟活動，人們缺乏動力進行經濟活動；
從「經濟人」的自由競爭我們可以看出，在防止壟斷前提下的自由競爭會導致工資、利潤符合自然率而趨向於均等利害，儘可能讓社會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儘可能地促進生產力的提高，而從有利於提高全社會的福祉。
從巴黎公社運動（1871）、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SOC改造（1953）、法國五月革命（1968）、歐洲企業國有和福利化（因企業國有化和福利化後的歐洲各國經濟日漸失去活力，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包括英國、法國、荷蘭在內的各國被迫進行去國企化和去福利等一系列改革，以求激發更大的市場活力。）、委內瑞拉SOC化（2006），我們不難發現，忽視人性和市場規律的一切行為都會導致新一輪的經濟蕭條。
最後，從社會實踐來說，左翼的烏托邦構想為何屢屢遭受滑鐵盧。社會制度是依據特定的自然條件、人性規律、歷史傳統、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社會習慣等所決定的，是經過人類幾千年來慢慢摸索與改進的結果，是約定俗成的產物。與其說自由競爭和貧富差距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不如說歷經千百年仍然充滿生機活力的它們所反映的只是各種客觀規律的匯總。
左翼構想「人人平等、人人無私」的理念就如古代臣民幻想「權力有賴道德束縛、官吏士紳應從道德高尚的聖人之中產生」一樣，更多的只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願景。
在現實社會中，過程公平、機會平等原則是唯一有現實操作性的對社會有益的原則，無論追求何種平均主義其結果都是使社會失去進步的動力。
另外，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個人自由，追求高福利的終究結果就是導致極權。
「人性危機」「資源難以得到市場的合理利用」「有損長遠的經濟發展」「超級政府」和其帶來的「官僚化和低效率」等問題都迫使人們對建設福利國家進行批判性反思。
傳銷千百種，卻各不相同。
歷史也不會簡單重複、只能借鑒，但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缺乏對歷史的敬畏，文人政客比一般人更善於從歷史之中尋找規律。然而，思維僵硬教條的他們所汲取的歷史經驗常常是問題的外衣而非其內在本質，當相同的一樣事物更換不同的外衣，大家對其的熟悉度和警惕性都會直線下降。
回溯歷史，每一次激進的社會洗牌，都伴隨著新舊思潮的興衰和更迭，但新舊思潮帶來的理論反思和視野拓展常常帶有明顯的局限性和短暫的時效性。無論是身處劇烈的時局變動當口的親歷者，還是在大波濤大跌宕之後的旁觀者，他們往往不能自明，歷史絕大部分的反躬自省與深刻反思要麼是流於形式要麼是隔靴搔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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