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看《歷史學宣言》科學春秋

知識 07-16

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令全球失望。圖片來源：Pixabay

撰文 | 劉鈍（中國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

責編 | 徐可

今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旨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此時距其前任奧巴馬批准簽署這個文件還不到一年半。雖然人們對這位商人總統的乖張舉止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一時間還是釀成轟動世界的重大新聞。不僅聯合國與眾多大國政要表示遺憾,包括蘋果、谷歌、微軟、英特爾、特斯拉和通用電氣在內的各大公司也紛紛譴責，認為此舉將徹底葬送世界第一強國的信譽，導致美國重新回到19世紀末那種孤獨的、高度依賴煤炭與化石燃料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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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歷史，美國政客這樣無視大國信譽已不是頭一回了。2001年初，身為共和黨人的小布希一上台就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當時據其前任民主黨總統柯林頓簽署這份文件不過四年。在20年的時間裡美國兩次締約又兩次毀約，說明氣候變化問題在美國總統那裡已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主要是意識形態與政黨立場問題。特朗普不過是踐行自己在競選總統時的諾言而已，他聲稱退出巴黎協定是為了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把被別的國家「偷走」的財富和工作機會奪回來，從而使這個國家重新強大起來，背後的目標則是眾多草根選民手中的票。

這種政治蹺蹺板的現實及其危害，在不久前出版的編史學著作《歷史學宣言》中得到了深刻的剖析。比照特朗普的言行，《歷史學宣言》就像是一部預言書。對於當今世界呈現的加速上升的種種危機與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該書一開始就發出了尖銳的責問：

「安全在哪裡？自由又在哪裡？我們的子孫能夠稱之為家園的地方何在？你找不到一個長期的公共機構來回答，根本沒有人試圖回應上述重大的時代變遷。相反，我們生活中每一層面的籌劃、管理、評判以及支出，都是以幾個月至多是幾年為時段操作的，而且基本沒有什麼機會擺脫這種短期基準的制度架構。沒有人會提出長時段的問題，因為人們似乎覺得這樣做毫無價值。……在這個不停競選的時代，政客們籌劃問題的時限只是下一次的參選。他們在公眾演說中當然會談到後代子孫的福祉，但二到七年的任期決定了哪些問題必須優先解決。其結果，便是少有資金投入到凋敝毀損的基礎設施和學校教育，更多的資金被投入到增加目前就業的項目。」

《歷史學宣言》的作者是兩位在美國工作的歷史學家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和古爾迪（Joanna Guldi）——前者是出生在英國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後者現為布朗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該書於2014年10月3日首先通過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公開上網，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部先發布電子版再付梓的學術專著。兩位作者「宣言」的目的不是政治宣傳與革命鼓動，而是合力推出一本充滿激情和挑戰性的編史學專著。

劍橋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歷史學宣言》電子版首頁J.Guldi, & 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劍橋大學出版社在推介廣告中寫道：「歷史學家應該怎樣向掌權者講出真情——以及為什麼此事關係重大？為什麼500年的規劃視野比5個月或5年的更好？為什麼歷史——特別是長時段的大歷史——對於理解導致我們充滿衝突的今天的多重經歷是必要的？《歷史宣言》是對歷史學家和每一個對歷史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感興趣的人的動員令。」

通觀全書，其核心是批評當前史學界的短視與碎片化傾向，呼喚長時段歷史（longue durée）的回歸，號召歷史學家在政治決策與公共領域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作者們在書中警告道，歷史學科正在逐漸失去對普通公眾的吸引力，它往昔在政治決策者那裡的優越位置正被其他學科代替，特別是落在那些將人的本質看成是靜態的經濟學家那裡——後者的立場往往不是基於歷史事實，而是以滿足當權者任期的需要為出發點。

兩位作者特別指出：以美國為例，至少在有關氣候變遷、國際治理和社會不平等這三個公眾議題上，有關未來發展的話語權完全掌握在那些信奉普世經濟模式的人們手中，而歷史學家可以也應該在這些議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本文則只介紹他們關於氣候變遷這一議題的論述。

上世紀60年代，先後出現了卡遜（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哈丁（Carrett Hardin）《公地的悲劇》等嚴重關切生態危機的著作。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布有關未來環境的評估報告《增長的極限》，警告人類不能再不計後果地追求經濟上的成功，並對以此為目標的科學社團、大型公司以及國家進行譴責。與此同時，美國則經歷了一場民間宗教式的「末世論」（eschatology）思潮衝擊，人們先將環境惡化的罪責歸咎於工業化，繼而悲憫人類難逃毀滅的厄運。福音傳道派作家林賽（Hal Lindsey）等人的《消失的偉大星球》，成為20世紀70年代美國非虛構小說類中最暢銷的一本。到了21世紀初，一種新的崩潰敘事悄然出現，受到昆蟲學家威爾遜（Edward O. Wilson）有關蜂群崩潰考察的啟發，論者把人類文明比作使役過渡的生態系統，將工業化以來的歷史與業已消亡的復活節島文明相提並論，斷言人類末日的不可避免。

蕾切爾﹒卡遜與《寂靜的春天》首版（1962）封面圖片來源：Wiki

相比於「末世論」，一些經濟學家主張的「豐饒無憂說」（cornucopian stories）似乎更能獲得緊盯著GDP和就業率的政治家們的青睞。在這一派人看來，生態學家和氣候科學家們在思考未來發展趨勢時，基本沒有考慮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的作用，如新能源的開發會使有害排放物大幅度減少，有效益的產權和經濟秩序可以減少資源的消耗等。在中國有很大影響的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Douglass North）就垂青此說。某些偏左的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僅憑某種理論就剝奪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機會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按照當下的趨勢，經濟增長至少可以不受干擾地持續半個世紀以上。

作者們還指出，對於全球氣候變遷的應對，1987年聯合國環境特別委員會（即布倫特蘭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是一個關鍵事件。該報告認為發達國家不應為改善氣候狀況負責，原因是它們正致力於扶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又宣稱全球南方已陷入「囚徒困境」，由於印度和中國等國對全球氣候變遷問題的立場不明確，美國不應主動行事。這一觀點在今日看來顯得特別刺眼，因為它正是特朗普在競選拉票和退出巴黎協定時的主要辯詞。

阿米蒂奇和古爾迪寫道：「在這一事例中，種類（species）的思想——堅持全人類必須合作應對——實際上是西方精英的一個託詞，目的在於否認自己必須對氣候變化作出反應；而歷史思辨——尤其是印度和中國精英認同的後殖民史——輕鬆摘掉了西方經濟理論溫情脈脈的面紗，讓世人看出這是為無所事事尋找的借口。」

道格拉斯·諾思與《我們共同的未來》首版（1987）封面

圖片來源：nobelprize.org & Wiki

兩位作者觀察到，在經濟學家和氣候科學家針對政策制定的論戰中，歷史成了雙方都試圖借用的王牌。事實上，當下氣候科學中的大部分內容並不是拓展新的生態模式，而旨在澄清歷史問題。氣候學家中的許多人，正致力於確立一個各方都認可的造成氣候變化之人為因素的時間表，進而呼籲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改變現有的環境政策。諾貝爾獎獲得者、大氣化學家克魯岑（Paul Crutzen）於2000年提出「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旋即引發史學界的激烈爭論。這一概念把人類活動的累積效應與地質學年代聯繫起來，既涵括歷史又指向未來。人們不禁要問：是250年前出現的蒸汽機，還是五千至八千年前的農業革命，抑或更早的狩獵技術的進步導致的某些動物的滅絕與相應的生態變化，要為氣候變遷承擔「原罪」？把這個問題放在國際政治論域，就轉換成誰來買單的問題。

保爾﹒克魯岑，2011年5月26日出版的《經濟學家》封面

回顧歷史確實能夠提供氣候變化大辯論中大部分問題的答案，一些具有建設性的思想，如「地球系統治理」或「碳（排放權）交易」（carbon trading），就建立在全球人類史的宏大背景之上。

同樣的動力也影響了當下的經濟學。包括馬坎狄亞（Anil Markandya）在內的經濟學家正藉助歷史思維考察經濟增長與生態惡化這一對矛盾，他利用歷史檔案得出結論，英國早在1821年就開始規範二氧化硫及其他有毒污染物的排放，由此施行的相關措施並未對人均GDP的增長造成顯著影響，用歷史數據駁斥了技術創新與生態保護不可兼得的論調。

書中還舉出許多實例，說明長時段的歷史學研究對於氣候變遷這一議題是富有價值的。例如沃德（Paul Warde）研究近幾百年來的犯罪案例與氣候變化的聯繫，發現一旦環境惡化，整個社會通常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直到某種新的治理形式應運而生方能恢復秩序。推特（Terje Tvedt）研究人類解決水荒與水災的歷史，從中國古代的灌溉管理直到當代非洲的水資源爭奪，力圖揭示水資源的利用是如何影響了政權形式、軍事戰略、農耕格局和工程建設等。他提出當今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氣候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因此未來的金融或工業中心並不一定要在沿海的深圳、倫敦或紐約，而很可能轉移到水資源豐富的格陵蘭或西藏。

此外，瑟斯克（Joan Thirsk）關於歷史上尋求可持續農業經營模式的研究，湯普森（Paul B.Thompson）對環境保護、有機農業和可持續建築等歷史資源的考察，馬爾默（Ardreas Malm）和霍恩伯格（Alf Hornoborg）關於蒸汽機的需求與使用範圍的研究等，都被作者們推崇為在人類過去與未來間搭設橋樑的典範。他們滿懷激情地寫道：「歷史繪製的畫卷不止包括得意洋洋的資本主義幻象以及氣候變化揚起的末世煙塵，裡面還有更為現實的通向未來的路徑，這當然取決於我們究竟想要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歷史幫我們開闢新的思維，擺脫驚悚的舊日噩夢。」

阿米蒂奇和古爾迪指出，在過去的五百年里，歷史學家始終是人群中最敢於向當權者講述真理的，他們善於觀察長時段的社會變遷，勇於向公眾揭露腐敗行為，因此有能力把歷史過程置於更大的背景下加以拷問。從歷史上看，人類文明創造出來的最富韌性的組織就是大學，大學中的人文科學特別是歷史學，是向後代灌輸批判性思維這一教育信條的最基本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