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德意日蘇」

原標題：美國名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德意日蘇」

一

1911年，統治中國多年的清王朝被徹底推翻了，自此之後，中國境內相繼爆發了一系列的事變。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國內外對於「西安事變」的反應很強烈，從程度方面來說，沒有哪次事變比它的影響更大了。當我還在菲律賓的時候，「西安事變」就爆發了。「西安事變」發生後不久，我就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隨即收拾好行囊前往中國。在聖誕節之前幾日，我到達上海，當時上海和南京都呈現出一種歡呼雀躍的場面。那時，南京是中國的首都。

當時，蔣介石不僅是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還是中國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不過，那時的蔣介石處於被人挾持的狀態，由此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一方面中國政府陷入癱瘓，另一方面一些政界人士蠢蠢欲動，企圖再次掀起黨爭，或實施政治陰謀。此前，蔣委員長憑藉他強硬的態度有效扼制了這些黨爭和政治陰謀。

那時，亞洲東部的政治形勢十分緊張，這加劇了中國內部的混亂局面。「西安事變」引起了中國、蘇聯和日本的高度關注。德國和日本曾簽署了軍事同盟，在這之前，雙方還在《反共產國際協定》上簽字，這麼說來，德國也算是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國家。1936年11月25日，日德在柏林展開雙邊會談，兩國就蘇聯和第三國際的相關事宜達成一致意見，並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在此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西安事變」就發生了。如此看來，德國和義大利也與「西安事變」有關係。更何況，中國此前加入反共同盟的請求遭到來自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的反對。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侵佔了中國東三省。在這之後，日本又不斷向西擴張，將內蒙古劃入勢力範圍；那時蘇聯控制著外蒙古，而內蒙古恰好與外蒙古接壤。由此，中日關係和日蘇關係都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當時，關於蔣介石安全問題的謠言傳遍了上海，當地的政治局勢因而動蕩不安。為了使這種動蕩的情形有所緩解，《大陸報》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需要說明的是，《大陸報》是一種英文報紙，那時由中國人經營。至於「西安事變」，則是由張學良發動的，共產黨也參與其中。《大陸報》抱有這樣的念想：「西安事變」的當事人能夠早點兒醒過來，並遣送蔣委員長到南京；如此，國家的統一才有了切實的保障。這種念想與孔祥熙的期望不謀而合。這時，孔祥熙是財政部長，同時兼理行政院院長之職，不過這個職位只是臨時的。當時，一些記者對孔祥熙進行了專訪，採訪中孔祥熙說：「一些人打著反日的幌子，卻居心叵測，他們著實給國家造成了不少不良影響，我相信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這一點。」

二

當時，日本和蘇聯的關係相當緊張，東京就此專門發了一條電訊，上海方面將這條電訊發表在當地的報紙上。這條電訊是這樣的：座間勝平和大竹廣吉是日本報紙的兩名編輯，不幸的是，他們被抓。理由是，這兩位編輯將內蒙的軍事情報泄露給伯瑞斯洛道夫，並從中牟取了一定的利益。那時，伯瑞斯洛道夫是蘇聯派駐日本大使館的館員。這個情報與蒙古德王的對外活動有一定的關係。在這之前不久，德王前去日本，並訪問了那裡；其間，日本當局授予他內蒙古偽政權主席的職位。此外，德王與外蒙古串通一氣，這時的外蒙古由蘇聯掌控。

在德國和日本的威逼下，中國政府同他們秘密簽訂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涉及這樣的條款：中國政府需聘請日本人為特別顧問，這些顧問的職責很多，不僅要密切關注共產黨的活動，還要嚴加防範朝鮮人在中國的「不法」活動，並將其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除此之外，對於中國境內的一切反日活動，這些顧問必須加強打擊力度。另外，為了重新編寫中國各級學校的教材，這些顧問需要選派一些中日學者專家，並將這些人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委員會。需要指出的是，川越茂將這些條款轉交給張群。當時，川越茂是日本駐華大使，張群是中國外交部長。日本人真是慾壑難填，竟然向蔣委員長提出把華北的軍政事務權力轉交給日本的要求。在無可奈何之下，中國政府只好答應了日本當局的要求，並就此簽訂了一項協議，名字是《塘沽停戰協定》。

1933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各派代表在這項協議上簽字，他們分別是何應欽、梅津美治郎。那時，何應欽是中國陸軍部長。（此處應為作者筆誤，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的中日代表分別是熊斌、岡村寧次，且日本駐華大使不是川越茂，中國陸軍部長也不是何應欽。）北平學生得知《塘沽停戰協定》簽訂的消息後，當即組織示威遊行活動，強烈抗議中國政府的行為。

當時，由於中國西北的政治局勢動蕩不安，蔣委員長在最近的數個月內竟然去了西安兩次。造成這種不安情形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對於蒙古地區，日俄垂涎三尺，都想收入囊中，同時日俄雙方的利益關係極其複雜；一個是中國共產党進駐陝北和綏遠，並在中國西北地區積極活動，一方面是搞政治性的宣傳，另一方面是進行軍事活動。

那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與中國政府的兩支軍隊在西北對峙，後者分別是由張學良將軍指揮的13萬東北軍和由楊虎城將軍帶領的4萬地方軍。不過，這兩支軍隊極易被中共的宣傳所左右，這是因為政府對士兵的待遇問題直接導致軍隊的士氣普遍不高。

當時，西北政局呈現出動蕩不安的情形，上海的報紙上大量刊載了相關的新聞。有些新聞這樣說：在中國西北地區，大量學生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活動，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對中國共產党進行壓制，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並組成統一戰線，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與此同時，中共僱用了一個美國婦女，讓她用中英文兩種方式在中共的電台做同樣的宣傳。需要指出的是，這位美國婦女是一位左翼分子。那時，中共承受著日軍的巨大壓力，自然想蘇聯站在中共這一邊，並向中共提供一定的援助。因為日軍不僅向西伯利亞施壓，還對外蒙古加壓——那時，外蒙古由蘇聯強佔著——於是蘇聯與中共產生了同樣的念頭。此外，蘇聯希望日本能夠深深地陷入中國戰場，如此必將釀成日本與英美兩大國的衝突。對此，莫斯科方面拒不承認。不過，「西安事變」的發生很大程度上與莫斯科方面有關，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三

早在「西安事變」數月之前，張學良的部下一改先前的敵對態度，開始與共產黨交往，雙方的關係相當友好，許多人都意識到這一點。當時，張學良的部下給予共產黨一定的自由，准許共產黨在他們的防區做宣傳，並向普通居民發放相關的宣傳品。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南京和漢口地區先後與中國共產黨攤牌，也正是從這時起，蔣介石始終沒有同意與中共和解的建議。在蔣介石看來，中國共產黨那時處於共產國際的庇護之下。蔣介石說，倘若中共斷絕與蘇聯的現有關係，同時不再對中國西北地區實行控制，那麼他還有與中共和解的可能。當時，外界有這樣的傳言：為了繼續推行反共政策，蔣介石故意將張學良撤職（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在陝西省南部地區設立了一個「剿匪總部」，任命張學良為「剿匪總部」的總司令），並讓別人繼任「剿共總部」總司令一職。早在蔣介石去西安的三天前，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對外聲明：中央政府繼續推行蔣委員長原先提出的外交政策，依舊執行在西北實行的反共決議。除為數不多的衛兵外，還有10位高級政府官員陪同蔣介石前去西安。這10位高級政府官員里，其中有幾位是將領。蔣鼎文將軍便是這些將領中的一位，時任福建省綏靖地區的主任，他就是繼張學良之後擔任「剿共總部」總司令的人。

在「西安事變」中，除蔣介石外，他的隨從也被扣押。「西安事變」頗具戲劇色彩，此次政治性事變不僅牽扯到中國、日本和蘇聯的利益關係，還波及全球的政治利益。

張學良與蔣介石

12月7日，蔣介石搭乘的飛機在西安著陸，蔣介石隨即在臨潼華清池落腳，這兒與西安之間還有一段路程。當時，邵力子是陝西省政府主席，此前他是上海報社一位很有資質的人。需要指出的是，邵力子的職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對於蔣委員長的到來，邵力子表示了真摯的歡迎。當時，陝西省有一支警察武裝力量，這支警察隊伍是邵力子掌控的惟一的武裝力量；「西安事變」之後，這支警察隊伍始終聽從蔣委員長的調派。長期以來，在解決重要政治事件時，蔣介石和蔣夫人會同時出現在公眾場合，這次是個例外。

蔣介石剛一抵達西安，就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議。除蔣介石及其隨從外，張學良和楊虎城也出席了這些會議。需要說明的是，張學良被人稱為少帥，楊虎城是時任陝西省軍隊的首長。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一再提出與會人員還應包括地方代表的要求，這些會議都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展。這些地方代表無一例外都主張立即發動對日戰爭。會議持續了4天，期間並沒有什麼成果。在這之後，蔣介石對張學良說，對於陝西北部的共產黨，中央政府將繼續推行「圍剿」的決策。蔣介石一再強調說，倘若中央政府對日宣戰，而任由陝西北部的共產黨發展勢力，那麼這與自殺有什麼區別？然而，在張學良和他的搭檔看來，明智的選擇應該是接納中國共產黨，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

當時，中國西北地區駐紮的部隊人數多達27萬。張學良始終認為中央政府不僅應該負責發放這27萬人的軍餉，還應該為他們更新裝備。不過，張學良說，對於統一戰線的人是否服從中央政府三軍統帥指揮的問題，他心中也沒底。這或許就是張學良為何邀請中共代表單獨與蔣委員長協商的緣由吧。

一次會談上，中共代表和蔣委員長之間展開了一場唇槍舌劍的爭辯，雙方一度陷入了僵局；蔣委員長隨即回到臨潼華清池歇息，這裡是一個臨時營地。在臨潼華清池，除為數不多的衛兵外，還有一支地方警察部隊保衛著蔣介石的安全。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衛兵是蔣介石的人手。

接著，張學良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除其部隊中的師長外，楊虎城等人也應邀出席了會議。會議結束後，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部隊遵照張學良的命令夜襲西安的戰略要點，並攻佔了這些據點；次日早上，西安已處於這些部隊的重重包圍之中，事變自然按照原定部署勝利完成了。此次事變中，張學良的部隊是一師人，楊虎城的部隊是一團人。在臨潼一帶，蔣委員長由為數不多的衛兵和地方警察保衛。在這次事變中，惟一反抗張學良和楊虎城部隊的武裝就是這些衛兵和地方警察。事變發生的當晚，一陣槍聲把蔣介石從睡夢中驚醒。隨後，在一個衛兵的保護下，蔣介石逃出起居室。接著，蔣介石從高高的院牆翻過，不幸的是將腳踝扭傷了，因而沒走多遠就藏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後來，張學良手下的一位軍官發現了蔣介石，並將他送回去。在這之後，蔣介石被安置在楊虎城的一所宅子里。此時，邵力子也被抓獲了，與蔣委員長的隨從們關押在一個地方。需要指出的是，邵力子及其掌控下的警察部隊是蔣介石的忠實擁護者。

蔣委員長被扣押的消息一經傳出，西安整個地區頓時沸騰起來，隨之而來的是種種反蔣抗日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包括召開群眾大會，還包括大範圍的示威和遊行。當時，傳單、標語在西安隨處可見，不僅嚴厲斥責了日德意反共同盟，還要求組成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當時，為數不多的共產黨激進分子提出許多建議，但意圖只有一個，即抗日救國。

直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表面的跡象顯示中共直接捲入了「西安事變」。不過，這個事變發生後，按照張學良的命令，一架飛機飛抵延安，將這裡的三個中共領導人接到西安，這無疑表明中共開始插手「西安事變」。這三個中共領導人包括周恩來、葉劍英和博古。與這些中共領導人前去西安的還有幾個秘書和隨從。

不過，時間不長，莫斯科發表聲明說，「西安事變」的發生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從未插手「西安事變」；此外，譴責日本，指出日本對這個事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幾乎在同一時間，東京發表聲明說，「西安事變」來得太突然了，他們都沒反應過來，更不可能參與「西安事變」的籌備工作了；另外，指責莫斯科，表示莫斯科應當承擔這次事變的部分責任。莫斯科的報紙上大肆渲染「西安事變」，說這次事變是汪精衛和日本人的佳作。與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內部人員持有這樣的觀點：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中國共產黨的鼓動；這次事變的教訓是深刻的，同時它表明中國很有必要加入反共協定。

《報紙新聞》是東京的一種報紙，它上面刊載了這樣的新聞：不管是在西班牙，還是在中國，共產黨都做了「統一戰線」宣傳，這種宣傳內容幾乎一樣。倘若張學良固執己見，聯合蘇聯成立統一戰線，那麼日本將會採取相應的措施，給予有力的回擊。「西安事變」後，日本趁中國政局不安的情形，大肆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讓中國政府與他們在反共協定上簽字，《大公報》就此發表了一則新聞，嚴厲批判日本的這種行徑。需要說明的是，《大公報》是中國自由主義派的報紙。《日日新聞》是東京的另一種報紙，它說在朱德和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共領導的軍隊力量不斷壯大，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將與中央政權展開權力之爭。

（摘自《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 文/[美國] 約翰·本傑明·鮑威爾 譯/劉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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