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陳洪綬《花鳥寫生冊》

明陳洪綬《花鳥草蟲寫生冊》，原作拍賣2979.2萬元。冊頁共十二開，絹本設色，分繪茶花蝴蝶、桃花蛺蝶、萱花蝸牛、牡丹蛺蝶、薔薇蝴蝶、紫菊蝴蝶、竹禽、水仙竹葉、古槐雙禽、紅果草蟲、奇石、梅石等景物，款署：「溪山洪綬寫於榕醪山館」，每開俱有「洪綬」朱文長方印及清人孫均對題，冊前有籤條「陳章侯花鳥草蟲寫生，看篆樓珍藏，藥房書籤」，畫後有崇恩、潘厚、潘景鄭三題。

看篆樓是清人潘有為的齋號，潘有為字卓臣，番禹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中書，博學多聞，精於金石、彝鼎，醉心搜羅古錢、古印與書畫，開廣東鑒藏文物風氣之先河，廣東著名藏家潘正煒聽帆樓的許多金石藏品正是來源於其二伯潘有為的舊藏。「藥房」是乾隆進士、翰林編修張錦芳的號，張以詩書畫俱佳名世，青年時就得到當時名流紀曉嵐、錢大昕的賞識。潘有為與張錦芳同為翁方綱的弟子，想必潘欣賞張的書法，便請他為自己的得意收藏題籤。為每開畫作對題的亦是乾嘉時期的一名篆刻家孫均，孫出身名門，為內閣大學士孫士毅之孫，嘉慶元年襲三等侯爵，後奉母南歸，僑居於蘇州名園環秀山莊。畫史記載，孫均不僅工於篆隸，亦善寫生，花卉得青藤、白陽神趣，正因如此，他才對陳洪綬的作品心有戚戚，或詩或論，極盡讚美之辭。畫後三題，皆出於知名藏家：崇恩為清宗室，藏書家，官至山東巡撫，工書，善畫山水;潘厚、潘景鄭兄弟是吳門望族，家有藏書三十萬卷，至於金石碑帖、歷代尺牘、名人書畫亦多有收藏。

陳洪綬的繪畫，尤其是他以之馳譽藝壇的雙勾設色花鳥畫，其特點有三，一是造型的古拙，二是色彩的古艷，三是線條的寓遲澀於勁挺，既厚重且圓潤。此件《花鳥草蟲寫生冊》從款字來看，是陳洪綬年四十左右的作品，正是畫家精力彌滿，技藝臻於爐火純青的時候，無論是造型，色彩還是線條都表現出陳氏的典型特徵。桃、竹、梅、萱花、水仙、紅果、蛺蝶都是陳氏花鳥畫中常見的題材，在畫家各時期的作品裡反覆出現。諸如桃梅古樹虯曲粗壯、布滿結疤的枝幹;桃花、水仙碩大而飽滿的花瓣;萱花樽形的花朵、長條狀的葉片以及布滿花朵與葉片的極具裝飾意味的脈絡;綴在葉片落盡的枝頭的紅果;皺褶繁複、輪廓尖峭的湖石;少許殘破的雙勾竹葉;幾何狀的蛺蝶，這些獨一無二的形象可以說是陳洪綬花鳥畫的標誌。設色方面，此冊也秉承了陳氏的一些習慣，比如畫家喜歡用一些藍色的小菊花作為畫面的點綴，《紅果草蟲》這一開中的樹榦後就畫有此種小菊花，畫家巧妙地用這一點點藍色與作為主題的紅果對應，既點醒了畫面，又豐富了層次。再如，陳洪綬在作雙勾白描竹子的時候，為了突出竹葉，常喜歡沿著勾勒的線條的外沿渲染一層淡淡的花青色，這種繪畫方式無論是在早年《父子和冊》(約1627年作，翁萬戈藏)中的《梅竹》一開，稍後的《花鳥圖冊》(1633年作，上海博物館藏)中的《幼竹蜻蜓》一開，晚年的《竹石萱草圖》(約1649作，南京博物院藏)以及《春風蛺蝶圖》(1651年作，上海博物館藏)中，可謂比比皆是。這本冊頁中有三開畫有雙勾竹，都採用了這種畫法，即便在《古槐雙禽》一開中的那兩叢新篁只是作為點綴的背景，畫家還是不厭其煩地作了渲染。如果說造型與色彩是繪畫的外在皮肉，那麼線條筆墨則是千古不易的骨力與精神，也是一個畫家繪畫風格最難模仿、最具個性的特徵所在。在本冊中，畫家展現出來極其深厚的駕馭線條的功力：勾勒竹葉時線條犀利，重起輕收，刻畫出竹葉薄而邊緣鋒利的特徵，與上文提及的幾張畫竹作品如出一轍。描繪水仙與萱草的長葉片時則用較粗的線條，行筆略緩，頓挫也不明顯，表現出這種葉片肥厚的質感，與《花鳥圖冊》(1633年作，上海博物館藏)與《雜畫冊》(約1651年作，南京博物院藏)中的水仙及《花鳥草蟲圖卷》(約1651年作，上海博物館藏)中的萱花類似。至於牡丹花的豐腴、桃花花瓣的輕盈、蝴蝶草蟲須腿的尖挺，雖然不一而足，卻都有陳洪綬獨有的筆性特色：既婉轉流暢又雄渾沉厚，看上去圓潤瀟洒，細細體會卻充滿凝重遲澀的趣味。

翁萬戈編著的三卷本《陳洪綬》第一卷第五章《陳洪綬書畫的鑒定》一文中提及署名陳洪綬的三本冊頁：《雜畫冊》十二開、《山水花鳥冊》十二開、《仿宋花鳥冊》(開數不詳)，據刊出的圖片來看，《山水花鳥冊》中有四開、《雜畫冊》與《仿宋花鳥冊》中各有一開完全與這本看篆樓藏《花鳥草蟲寫生冊》相同。而細審這三本冊頁，確如翁萬戈所說：「用筆細弱拘謹」、「軟弱及板滯」、「有板、弱以及形式主義化之病」，應是後人參照陳洪綬真跡仿造的贗品。而據翁氏記述，此三本冊頁前後也沒有時代接近且可靠的藏家題識。以此看來，看篆樓所藏的《花鳥草蟲寫生冊》很有可能就是前述三個仿本所參照的陳洪綬真跡。再者，本冊中陳氏印章為翁氏所錄陳洪綬印譜中所不見，可證此冊為翁氏當年所不曾見，並可進一步推論此冊當為翁氏所論三本偽作的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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