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亞市港門沿革考

文：王墨先生

港門距三亞市區45公里，位於崖州古城西南4公里的寧遠河入海口，歷史悠久，然，文字記錄廖廖，沿革莫衷一是。本文擬根據歲月碎片，給港門沿革以歷史相承的解釋，但囿於史料和水平，裒益欠縝，瑕疵難免，懇請史家及父老鄉親指正修補。

一、畢蘭村

畢蘭村，亦稱「筆蘭村」（清光緒十四年即1888年，崖州知州唐鏡沅《題熱水池既濟亭壁》詩云：「郎勇城東霞散綺，筆蘭村北雨如絲」。）（《崖州志?卷之二十一?藝文志三?詩》），其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至晚唐：「李德裕謫崖，居於畢蘭。後故，歸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沖畢蘭，徙抱班」（《康熙崖州志?卷一疆域志?遺事》）。畢蘭村究竟在哪？歷史也開了一個玩笑，耍了一個小小懸念。清咸豐本州鏡湖（今樂東九所）舉人吉大文在《上唐芷庵刺史書》中道：「…豈今日多港，即昔日抱勸耶？畢蘭雖不可考，而抱班尚屬崖西黎峒」（《崖州志?卷之二十?藝文志二?書牘》）。這語氣讓人茫然，忽而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畢蘭村，相傳於保平、港門之間。李衛公謫崖時，居此」（《崖州志?卷之五?建置志?古迹》）。這條關於畢蘭村「於保平、港門之間」的史料，得到了史學家郭沫若的認可並在《李德裕在海南島上》一文中引用，此文1962年3月16日發表於《光明日報》，也收入《崖州志?附錄》。至此，港門前身為畢蘭村已無庸置疑。

二、番坊港

地名大多與當地山川湖海等堪輿或人文因素有關。關於「港門」，還是沿著母親河—寧遠河去探尋究竟。我們先看看300年前（從《康熙崖州志》成書時算起）的寧遠河：「大河水，一名大江，一名水南河，州北三里。《舊志》：源自五指山，東流轉西，繞州之南門。其深莫測，傳有龍潛。宋知軍毛奎厭之，水路塞為平地，反流城北數里入海。今有自三丈河分流南北，環城而下，直抵保平、番坊二港，相合入于海」（《康熙崖州志?卷一?疆域志?山水》）。61年後重修的《乾隆崖州志》，在「卷一疆域志?山川」中對寧遠河的描述同上。首先，捋清4個關鍵詞：毛奎、大水河、舊志、番坊港，為考證港門的前世今生尋找鋪墊。第一、宋知軍毛奎。毛奎，字子文，昭州富川（今屬廣西）人。南宋淳佑年間（1241-1252年），任知吉陽軍。毛奎任知吉陽軍，距康熙七年（1668年）張擢士修纂《崖州志》約427年；距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李如柏重修《崖州志》約453年；距乾隆二十年（1755年）宋錦復修《崖州志》約514年；距今約770年。第二、大水河即寧遠河，南宋時期，它的河道和流向由

於人為原因，與康熙年間完全不同；清中期，寧遠河的深度、落差、水道與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寧遠河也不一樣，但流向仍順西南入海。第三、《舊志》。張擢士康熙七年（1668年）任崖州知州，親自纂修《崖州志》，被稱為崖州修志第一人。志書纂成後，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繼任知州李如柏以張擢士《崖州志》為藍本，補充修訂後正式刻印，形成了現存最早的《崖州志》版本。因此引文中稱《舊志》應為張擢士所修纂的手抄本《崖州志》，而《乾隆崖州志》同一條目中的「舊志」，當然即《康熙崖州志》。第四、番坊港。在《康熙、乾隆崖州志》對港口記錄的同一條目「山水或山川」中，均有「保平港」、「大蛋港」等港口的記載，光緒《崖州志》增補了「頭鋪灶（今鹽灶，筆者注）港，城西十六里。其港開塞無常」的記錄，唯獨沒有「番坊港」。這隻能說明：其一，番坊港為僻處遐荒的小漁港，登不了大雅之堂；其二，由於屬保平里管轄（或屬保平港），志書只標明大的港口。但從史料中可知，「番坊港」與「保平港」近在咫尺，寧遠河「直抵保平、番坊二港」，並「相合入于海」。其次，據《中國伊斯蘭教志》記載：「在宋代，伊斯蘭教有了初步發展，其覆蓋面比唐代廣泛得多。…在海南至今仍有番浦、番港、番坊、番村、番塘、番井等等稱呼」；《廣東通志?卷一一二》記載：「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間，因亂挈家駕舟而來，散泊于海岸」。由此可見，在海南環海地帶，好多沿海地方散居著番民，都有類似以上的稱呼。那麼，寧遠河河口上的「番坊港」究竟是哪裡呢？我們還是先從當年番坊港和保平港的地理區域入手，探明當年它們的具體位置。《廣東通志?卷一一二》記載：「（崖州）番坊港，在城西五里」；《康熙崖州志?卷一?疆域志?山水》明表：「保平港，州西五里」；61年後的《乾隆崖州志?卷一?疆域志?山川》曰：「保平港州西八里」。從史料給出的地理方位推斷，與「保平港」近在咫尺，「相合入于海」的「番坊港」，就是當今之港門。持相同觀點的還有日本已故教授小葉田淳先生，他在《海南島回教徒的村落回輝村考》一文中說：「（明）萬曆府志記載：大蛋港在『州西南三里，客商泊船處』。對此，則有番坊港在『州西五里』的記載。府志中沒有保平港的記載，可以認為番坊港即相當於今日河口的保平港。番坊港恐怕也是番人的居住地」。從小葉田淳這段考證中可以作下列推斷：其一，小葉田淳沒有看過康熙或乾隆《崖州志》對寧遠河的描述部分，要不然他不會下「可以認為番坊港即相當於今日河口的保平港」的結論，然而，這一結論，讓我們對「番坊港」即「港門」的論斷深信無疑。「萬曆府志」即《萬曆瓊州府志》，修纂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故稱。此書現藏於日本。《府志》距《康熙崖州志》成書時間約120年；距《乾隆崖州志》成書時間約180年。其二，這雖是一條間接的史料，但它從側面說明了保平港與番坊港其實是同一海港不同位置的兩個口岸，也奠定了「番坊港」在「畢蘭村」至「港門」歷史沿革中承前啟後的位置。再次，回顧兩個關鍵詞：《廣東通志》和「小葉田淳」。這與行文關係不大，只是把史料與筆者的芻議介紹給大家了解而已。第一、《廣東通志》。《廣東通志》是明朝郭裴所著的一本記載廣東地方堪輿、人文、風俗等諸多方面的志書。從《廣東通志初稿》算起，曾經編修了八次，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由郭裴、王學曾、袁昌祚等人負責纂修的為第三次，至1602年完成，距今412年。明萬曆年間關於「番坊港」的記載，正與本村若干戶神主牌移崖始祖的年頭相承。所以本村村民把港門的歷史推至明代並不出奇，也不可非議，但當時的村落不叫「港門」，而是「番坊港」。

第二、小葉田淳。小葉田淳，日本明治38年（1905年）出生於日本福井縣，1925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30年出任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講師、助教授，出版《日本貨幣流通史》。1942年出版《史說日本與華南》，同年秋，受日本海南海軍特務部（海南海軍特務部，最早稱海南島特務部，1941年4月海南警備府成立後，海南海軍特務部隸屬於海南警備府，1942年5月，改稱海南海軍特務部，作為抗戰時期日軍在海南島的軍事佔領中主管海南島內「行政與開發」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委託，著手《海南島史》的編纂，1943年初到海南進行兩個月的實地考察及收集資料，同年12月，著作《海南島史》完成，著作權者：「海南海軍特務部」。1944年再次到海南進行考察，同年，應徵入伍，1945年日本戰敗，留任國立台灣大學副教授。2001年去世，年96歲。本文是小葉田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撰寫的論文，昭和51年（即1976年）發表於日本雜誌《南方文化》第2輯。然而，在他撰寫與發表此文時，並不知道保平港已經不知何年被港門港所取代，要不然他給出的結論將是「可以認為番坊港即相當於今日河口的港門港」，而不是「可以認為番坊港即相當於今日河口的保平港」了。至此，「番坊港」就是「港門」的歷史一目了然。以上所述，自「水沖畢蘭」之後的宋、元、明三朝，番坊港（港門）這個荒蕪小漁村陸續有來自越南占城的番民和為討生計而遷入的一些漢（黎）族混雜居住，直到中晚清時期，除部分番民遷移之外，一部分為漢族同化，「蒲姓番民改為符姓」（《試談海南回族古籍及其歷史文化價值》）就是佐證。滄海桑田百年之後，隨著地理和生產生活環境的改變，「港門」稱謂呼之欲出。

三、港門村

港門名字從何而來？為何而稱？我們再看114年前的寧遠河：「寧遠水，俗名大河。…繞南城，復南行，匯於港門西南之保平港，入海」（《崖州志?卷之二?輿地誌二?川》），從乾隆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寧遠河已流過了145年。又「保平港距城西南十三里，潮滿，水深丈余，或五六尺，可容大船十餘」（《崖州志?卷之十二?海防志一?環海水道》），再「保平港距營十三里，為州治海門門戶」（《崖州志?卷之十二?海防志一?海防》）。從以上三則史料可知，保平港在晚清時是一個深水港，而大蛋港由於河沙沖積已廢，番坊港仍處在寧遠河進入保平港的河口。另，保平港為州治（今崖城）的海門門戶，而「海門門戶」與寧遠河交匯處的番坊港，正扼守著寧遠河流入保平港的咽喉，起到了港口門戶的作用，也就是說，保平港是海門的門戶，番坊港是保平港的門戶，由於此時番族已遷出或被同化，根據所處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因素，老百姓在長期的生活生產中認定「番坊港」就是個「港門」，並逐漸傳開，這便是「港門」的由來。但從何時開始稱為「港門」，筆者認為應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後的中晚清百年之中。

四、村落稱謂與文化遺舊

為什麼「港門」稱謂始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後的中晚清百年之中而不是更早時期？與港門文化遺舊的考證是否有關聯？

（一）關於五龍宮

港門有個部落叫「宮廟」，也就是「五龍宮」的始建地。「五龍宮」建於何時？查閱康熙、乾隆、光緒《崖州志》均沒有記載，可見「宮廟」不是官府修建的，而是村民（漁民）為祈求平安自發建造的小廟，故志書不於收錄。但據現存「龍頭」考證，「龍頭」雕刻於「順治八年」（即1652年）。順治6歲登基，是清入關後第一位皇帝，在位十八年，「龍頭」距今362年。「順治八年建宮廟」，正好在康熙、乾隆《崖州志》所稱的「番坊港」時空範圍，此時「港門」尚未出現。也就是說，順治八年，村民（漁民）在番坊港修建「宮廟」。（註明：這裡的村民、漁民不包括番民，番民為伊斯蘭教徒）

（二）關於陳繼統

「陳繼統，港門人。雍正間，往南山嶺樵採，憩牛車山下，步入大洞天。見二叟對弈石上。繼統旁觀，拾余果吃。閱三時久，二叟忽不見。下山覓牛，存其骨，車亦朽壞。歸家已三年矣。後無病而終，享壽百歲」（《崖州志?卷之二十二?雜誌一?紀異》）。我們先不考究「紀異」的真偽，我們需要的是「港門人」和「雍正間」。雍正45歲登基，是清入關後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十三年。陳繼統卒於何時史料沒有顯示，但肯定在雍正之後。這條史料說明在「雍正間」已有叫「港門」的村落，但這個「港門人」和「雍正間」是光緒二十六年的《崖州志》記錄的，在《乾隆崖州志》里沒有關於「陳繼統」「紀異」史料的記載，也沒有「港門」的稱謂，因此，雍正時期村名應為「番坊港」，但「史，厚古薄今；志，厚今薄古」，所以光緒《崖州志》取當時村名「港門」合情合理。這條史料從側面說明了：光緒年間（或更早），港門已取代了「番坊港」。

（三）關於賽龍船

港門有一個方圓數十里周知的賽龍船風俗。「…五月端午。保平里有賽龍船之舉。為角粽，祀先祖，以相饋遺。又采蘆花、香草、菖艾，浸水供神，浴體。或折艾懸門，以辟疫。是日，士女皆出港門觀競渡。…參《舊志》」 （《崖州志?卷之一?輿地誌一?風俗》。這段話是「參《舊志》」記錄下來的。據徐日霖先生說：「現郭沫若點校本《崖州志》在序言、條目、議論中所稱的《舊志》，即指張擢士所修纂的《崖州志》」。按徐日霖先生所說，《舊志》即《康熙崖州志》，則港門「賽龍船」風俗將有346年或320年的歷史，但筆者認為，此處的《舊志》應該是《乾隆崖州志》，因為《康熙崖州志》沒有「風俗」條目，也就不存在「賽龍船」的記錄。而「是日，士女皆出港門觀競渡」這句話，出自《乾隆崖州志》：「…其日皆出觀競渡，閭閻婦女亦不之禁」（《乾隆崖州志?卷八?風土誌?風俗》），且《乾隆崖州志》中並沒有提及「港門」，「港門」二字是光緒《崖州志》按「志，厚今薄古」的原則增補上去的。說明乾隆二十年之前，還是「番坊港」。這條史料從一個側面進一步證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後才出現「港門」之稱謂，並在中晚清百年間的某一時期，港門逐漸取代「番坊港」。

《乾隆崖州志》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崖州知州宋錦與崖州學正黃德厚纂修的，距今259年。因此，番坊港（港門）「賽龍船」風俗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超過259年。

綜上所述，港門前身屬畢蘭村，「水沖畢蘭」之後的宋、元、明三朝近七百年，這個人煙稀少之荒蕪小漁村，陸續有因逃亂而漂自越南占城的番民和一些為討生計而遷入的漢（黎）族混雜居住，形成了以番民為主的村落——「番坊港」。滄海桑田百年之後，隨著地理環境和人口遷徙、轉移的改變，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後的中晚清百年間，「港門」稱謂逐漸取代「番坊港」並沿用至今，未超過259年。

（完）

因源文化.歷史傳承.軍坡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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