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到大清

最新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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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間諜到大清（1）

侯德雲

《中日修好條規》簽訂始末

近代史上，中日關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是從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開始的。1870年9月27日，日本外交代表柳原前光，攜帶明治政府的「無限誠意」，到達天津港，旨在遊說清政府與日本訂約通商，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柳原率領的代表團，共有十三人。這個數字，在西方人看來很不吉利。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日本人的主動「示好」，對於大清帝國，確實很不吉利。

柳原到天津後，先後拜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隸總督李鴻章，遞交日本外務卿清原宣嘉的書信。書信的措辭情真意切：「方今文明文化大開，交際之道日盛，宇宙之間無有遠邇矣。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互訂盟約，共通有無，況鄰近如中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船往來，未嘗修交際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也乎？」信中的「泰西」，意思是「西方」。

成林很快將書信轉交總理衙門。這個大清帝國的外交部，上上下下，最怕辦外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他們給柳原發照會說：「貴國既常來上海通商，嗣後仍照前辦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條約，古所謂大信不約也。」結尾還自作多情加一句：「此乃中國與貴國格外和好親睦之意，諒貴國必明悉此情也。」

先說什麼「大信不約」，再把不跟你玩兒說成是「格外和好親睦」，明顯是糊弄鬼嘛。柳原不聽糊弄，轉而遊說李鴻章，再三懇請，說：「英法美諸國，強迫我國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此番言語，一下子撓到老李的癢處。老李是主張「以夷制夷」的呀。何況，早在1865年，他給老師曾國藩的信中，就提出「聯日以制泰西」的主張。

李鴻章上書總理衙門，陳述與日本建交是大勢所趨。最重要一條：「推誠相待，縱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聯絡。」同時成林也上書陳情，意思跟老李差不多。

總理衙門再次照會日本方面，說，好吧好吧，既然「大信不約」、「格外和好親睦」你們不幹，那就照你們說的辦，等明年你們的「特派大臣到津」以後，我們再好好商量這事兒。

隨後，恭親王奕給兩宮太后上奏，說日本打算如何如何，臣讓李鴻章和成林去交涉，成林「往複再四」勸日本人回去，他們說不。臣為什麼沒有立刻答應他們呢？怕的是答應得太痛快，他們登鼻子上臉，還會提出更多的要求。另外，要是不答應他們，他們一旦請英法出面幫腔，咱就被動了。咱得罪不起英法啊，到那時候再答應，太丟臉了是不是？與其將來不得不答應，還不如現在就答應算了，省得日本人「饒舌不休」，臣的耳朵都讓他們磨出老繭啦。

從奕的奏摺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大權，基本掌握在總理衙門手裡。上奏，僅僅是通報一下情況。也不難看出，恭親王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言辭也很柔軟。他還是很講「政治」的。

洋務派同意跟日本訂約的消息傳出以後，很快就有人提出異議。反對派以安徽巡撫英翰為代表，提出訂約「恐貽後患，殷殷以杜絕為請」，衡量利弊，「與其將就一時而貽害無窮，不如明其大義，以絕非禮之求」。

說起來，清廷還是有一點民主意識的，他們把英翰的奏摺「寄諭各疆臣」徵求意見。力挺英翰意見的人，皆「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

李鴻章坐不住了，上奏駁斥反對派的觀點，曆數跟日本訂約的理由，其中有很尖銳的一段話：「聞該國自與西人定約，廣購機器兵船，仿製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色技業，其志固欲自強以御辱。就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說到底，還是重申「以夷制夷」的思想。不過必須承認，老李對日本及國際形勢的認知，顯然高人一頭。

兩江總督曾國藩也上奏表達個人意見，奏摺前半截的意思跟李鴻章相近，後半截提出一些具體的訂約意見，如「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等語」，尤其不可說什麼利益「一體均沾」，簡而言之，「禮數不妨謙遜，而條理必極分明」。

曾國藩心裡有話，沒全部說出來。以前，大清跟西方各國訂約，吃過「總例辦理」和「一體均沾」的虧，他是暗示清廷，不能總吃豆子不知豆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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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聽懂了曾國藩的言外之意，下詔書表揚老曾「所慮頗為周密」，同時指定由李鴻章負責跟日本人談判。就在此前不久，大清撤銷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位，由李總督兼任北洋大臣。老李辦外交的時代開始了。跟日本訂約，是他外交生涯的「處女作」。

曾國藩的「所慮」，後來成為中日建交一個激烈的爭論點。日本代表團堅持要享受西方各國的一切待遇，商討信函的措辭非常巧妙，貌似有理有據。李鴻章的兩位助手，應寶時和陳欽反駁無據，極不耐煩，竟失外交禮儀，大耍潑婦，說什麼，我天朝沒想跟你小日本結好啊，是你們腆著臉主動要結好的，那幾個破字，就是不能寫，你們干就干，不幹拉倒！這一通潑婦語，把日本代表團副使柳原給整蒙了，「徘徊躊躇了十幾天」，才重開談判。

談判從1871年7月29日開始，到9月13日結束，雙方簽署《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約定互設使館、彼此商民往來貿易等各項事宜。

拋開簽約日里有個「十三」之外，這裡還有一個「十三」——日本成為跟大清建交的第十三個國家。歷史深處有一個小鬼頭，喜歡開開玩笑。

李鴻章挺高興，覺得跟以往不同，這是一部平等條約。後來的史書也多持此論。美國學者馬士，帶點調侃的語氣說，這「多少像是兩個平等國家之間所締結的」條約。

至此，大清終於放棄從名義上視日本為「藩屬」的想像，承認日本跟大清，是地位相等的主權國家。

《中日修好條規》簽訂之後，日本動作很快，第二年年初，先後開設上海領事館和福州領事館。同年8月，派遣陸軍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到中國東北偵探考察。第三年，開設香港領事館。第四年，派遣柳原到北京，設置公使館，同年又開設廈門領事館。跟日本的「草率」相比，大清政府「穩重」多了，直到簽約後第六年，才派何如璋率使團進駐日本。

從此兩國官方和民間交往，日見頻繁。比較而言，還是來多去少。大清對日本真正感興趣，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以日本為樣板推行各種改革措施。戰敗第二年，就派出十三人（怎麼又是十三？）到日本留學，到1905年前後，在日本的大清留學生達八千人之多，這其中，包括後來在新文化運動中博得大名的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在留學生團體之外，各地官紳到日本遊歷、考察的也不少。

日本人的動作總是比大清敏捷，自建交之日開始，他們就蜂擁而至。有官方組織派來的，有民間組織派來的，也有自己主動要來的。形形色色的官僚、學者、記者、作家藝術家、商人等等，都變成小蜜蜂，紛紛來大清采蜜。目的多種多樣，有觀光旅遊的，有求學工作的，有發展實業的。這些人中，混雜了大量日本間諜，以採集大清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風土人情為目的。這支間諜隊伍，為後來甲午戰爭日本的獲勝，立下汗馬功勞。可憐的大清，那時候，根本不知道間諜為何物，直到戰爭即將爆發，才把日本間諜當回事。而自己的間諜隊伍，仍然是水中月霧中花。

中日兩國始於1871年的親密接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日本非常主動，大清先是被動應付，到甲午戰敗後，才變得主動。對日本來說，大清是它強扭的瓜。誰說強扭的瓜不甜，他們覺得大清這隻大西瓜，甜得很。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兩國建交歸建交，骨子裡還是互相瞧不起。在日本一面，認為滿清不是正宗，是竊取中原的「夷」。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時，有一個花絮，日本反對大清自稱「中國」。「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大日本」不是你的「邊疆荒服」，你不能寫「中國」，只能寫「大清」。其實日本人的這種觀念由來已久，宋亡於元，他們認為是亡於「夷」，宋可亡，而「中國」不可亡，自此以「中國」自居。李鴻章不理那一套，聲稱：「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改國號之例。」意思不外乎是說，「中國」，是大清的固有稱號，想侵犯我們的固有稱號，我們堅決不答應。為這事，談判耽擱多日，最後折中，漢文版的條約寫「中國」，日文版條約寫「大清」。由此可以想見，《中日修好條規》是漢文版的說法，日本版應該叫《日清修好條規》。前文提到的日本外務卿清原宣嘉的信件，中有「況鄰近如中國」字樣，也是漢文版的說法，日文版顯然是「況鄰近如大清」。

可惱的是，即便折中處理，日本代表團在日方保留的漢文合約中，仍舊使用「大清」而非「中國」字樣。大清對此提出嚴正抗議！日本代表團狡辯。李鴻章息事寧人，算了，雞毛蒜皮的，沒意思，團結一致向前看吧。

其實不光「中國」字樣對日本人有刺激，「中華」和「神州」也一樣。以大量海外史料為切入點研究晚清的雪珥說：「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而且這種宣傳，還真的產生了一定效果，日本人覺察到，在大清的通商口岸，「漢人的抗日情緒遠低於滿人」。

大清朝野對日本的藐視，不以訂約而改變，嘴上紙上依舊稱對方是「蕞爾小國」或者「蠻夷小邦」。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二十三年後，這個「蠻夷小邦」竟然不宣而戰，「冒犯上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