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混」現象的三大原因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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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混」現象的三大原因

韓曉燕 | 中共上海市閔行區委黨校講師

郝宇青|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8期

在當下中國，「混」現象幾乎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從宏觀的社會背景和理論視野出發，「混」現象得以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人生價值立場的退卻是「混」現象產生的思想根源，先賦性的身份壓制了自致性能力是「混」現象產生的現實困境，特殊主義的標準戰勝了普遍主義的準則是「混」現象產生的制度困境。「混」現象是社會病態的表現和反映，應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所謂「混」，按照《辭海》的解釋，是指「苟且過活」。混日子、混飯吃等即是這一含義的具體運用。毫無疑問，「混」的心態是一種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使命意識的不良社會心態，由此而衍生的「混」現象則是社會病態的反映。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下中國，「混」現象幾乎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病。據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於2010年進行的一項關於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混」現象的專題調查，結果顯示：72%的受調查者表示，事業單位「混」的現象「非常嚴重」或「嚴重」，其中49%受調查者選擇「非常嚴重」，23%受調查者選擇「嚴重」。其實，「混」的現象並不只是在事業單位存在，它在整個社會都是存在的。應當說，這種現象的存在是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相違背的。因此，我們對於這一社會現象必須給予高度的關注。在此，筆者僅就當下中國「混」現象產生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期待人們進一步的關注和研究。

人生價值立場的退卻：「混」現象產生的思想根源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意味著「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毫無疑問，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尤其是在2010年，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在經濟迅速發展並帶來物質上的豐裕的同時，人們的精神世界卻出現了極大的反差。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下不少的國人中間，追求和佔有物質利益成為了人生的第一需求，「物慾橫流」可謂是描繪當下社會生態最為貼切的詞語，人變成了賺取物質利益的工具，並最終成為了物質的奴隸，這也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異化」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也極大地改變了或正在改變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誠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甚至連「人的尊嚴」也「變成了交換價值」。這種冷冰冰的、純粹的「金錢關係」澆滅了人們精神世界之火，摧毀了那些「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褻瀆了「一切神聖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精神世界幾乎完全被物質利益和慾望所佔據，而留給精神和價值的空間卻日漸狹窄。或者說，當下的世界，已經沒有了精神和價值的位置。失去了神聖和可以敬畏的價值觀念，失去了精神世界的依託，還有什麼可以再去抱以崇敬的東西呢？於是，人生不再神聖，並被「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工作也不再神聖，並失去了以往「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這樣，「混」的心態也就有了得以滋長、蔓延的空間和土壤。

慾望猶如黑洞，它要把所有的物質都納入到自己的懷中。在改革開放伊始，為了調動民眾參與改革開放的積極性，給予人們的慾望以合理、合法的理由就成為中共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條件。再像以前那樣強調「大公無私」、「忘我」甚至「無我」，像「文革」期間提出的所謂「狠批私字一閃念」的口號,就無法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也就難以推動改革開放。所以，鄧小平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然而，慾望一旦調動起來，便如脫韁的野馬難以駕馭。應當說，中共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因此，在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鄧小平在1980年底就強調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他還說：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但是，在具體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更由於在對地方幹部政績考核中的唯GDP傾向，從而造成了物質文明建設的「一手硬」，而精神文明建設的「一手軟」。在全國範圍內，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但是，卻沒有一個地方真正把心思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設上來。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追求物質利益的慾望的無限度膨脹，甚至這種無限度膨脹的慾望成為了制度鼓勵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道德滑坡、價值斷裂和價值混亂的現象。而對於具體的個體來說，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生價值立場的退卻。

總之，人生價值立場的退卻和長期忽視精神文明建設有關，同時也和當下中國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現代性有關。這便成為當下中國「混」的現象產生的思想根源。

當然，「混」的現象並不是當下中國的專利，它在過去也是同樣存在的。譬如，在計劃經濟時期，一些機關幹部經常是「一杯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來混日子，國有企業職工和集體所有制之下的生產隊農民則以「磨洋工」來打發工作時間。行政事業單位的辦事效率低下，國有企業和生產隊的效益不佳，都和「混」的現象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過去的「混」和現在的「混」還是存在著重要差別的。如果說，過去的「混」是由平均主義分配方式造成的，那麼，當下的「混」則是由競爭性分配方式造成的。在過去「大鍋飯」的時代，人們「干與不幹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雖然那時有政治動員和所謂的精神激勵，但是時間一長，精神激勵也就失去了作用，「混」的現象也就成為了常態。這正如鄧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的那樣：「乾和不幹一個樣，甚至幹得好的反而受打擊，什麼事不幹的，四平八穩的，卻成了『不倒翁』。在這種不成文法底下，人們就不願意去動腦筋了。」而在當下強調競爭的時代，雖然打破了過去那種否認差別、強調統一和一律的觀念，肯定了競爭的價值與意義。但是，由於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完全性和契約精神的不徹底性，存在著壟斷性競爭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公平競爭的情況，進而造成了在競爭的表象之下競爭消失的局面。譬如，在經濟領域，一方面處於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在與民營企業的競爭中總是能夠佔盡天時地利的優勢，其實，這種優越的地位不僅不能有效保證國有企業的競爭意識，反而容易形成一種惰性；另一方面處於弱勢地位的民營企業，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則會受到政府各種政策的限制。這就是說，在政府主導性的經濟發展模式之下，民營企業的發展和興衰基本上受制於政府的政策與偏好。這樣，對於國有企業來說，既然沒有在競爭中敗下陣來的擔憂，日子也就好混；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所謂的市場猶如江湖，它們的自主性在政府面前毫無意義可言，於是只好為了贏得政府支持而混跡於江湖之間，於是所謂的官商勾結、官商一體也就成了民營企業混跡於江湖的重要手段。在這樣一種經濟場景之下的個體，在代際固化的社會現實重壓之下的個體，「混」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行為方式了。

先賦性的身份壓制了自致性能力：「混」現象產生的現實困境

所謂先賦性身份，是指個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經被社會賦予的客觀條件；所謂自致性能力，是指通過個人後天努力所達到的身份和地位的主觀條件。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如果能夠為其社會成員創造更多的向上流動的機會，那麼，它就是充滿活力的。當然，向上流動機會的獲得必須以自致性能力的發揮為前提，只有這樣，它才能對於社會活力發揮正能量。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是以釋放人們的慾望為動力的，而從社會身份的角度視之，這種慾望便表現為人們向上流動（社會地位和職業的提高）的強烈預期，表現為對自致性能力的嚮往和尊重；而從社會流動的角度視之，這種慾望的結果表現為自致性因素的增加和先賦性因素的減少。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前,那種建立在血緣、遺傳等先天因素基礎上的家庭出身、戶口等「先賦性」身份，一直成為判斷和決定人們命運的重要標準，甚至可以說，那時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行是建立在先賦性因素的考量之上的。譬如，一個人的家庭階級出身在「文革」期間乃至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整個時期，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先賦性因素，並影響著一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過程。尤其是那些家庭階級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因為「不好」的階級出身這一先賦性因素是受到制度的歧視和排斥的，其社會流動的管道是被國家管制的。這不僅成為人的全面發展和自身能力與素養提高的障礙機制，而且也導致了社會競爭和活力的喪失。而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會流動環境，激活了社會流動機制，提高了社會活力。而自致性因素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又成為改革開放的動力之一。在不少情況下，這都被看作是我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

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流動的空間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擴展，反而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出現了先賦性以及類似先賦性因素（如單位制、所有制等）對社會流動限制作用的回潮。被社會各界熱議的「官二代」、「富二代」、「民二代」、「窮二代」等社會階層固化的「二代」現象的出現就是證明。所謂「二代」，是指父輩擁有什麼身份，子輩便繼承性地擁有了這種身份。階層固化是先賦性因素在當下中國廣泛存在的反映，是先賦性身份壓制了自致性能力的結果。雖然現在還不能對先賦性身份壓制自致性能力的社會影響，作出全面而準確的判斷和評估，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一現實的社會環境引發了「混」的不良心態。

現在成了一個「拼爹」的年代。「我爸是李剛」能夠成為網路熱詞並進入到日常話語之中，就在於它和當下中國的現實是如此的貼切。當然，這個「拼爹」中的「爹」自然是指強勢的、或富或貴、或既富又貴的「爹」。有了這樣一個好爹，對於子輩來說，自然是「好事」，因為他可以憑藉先賦性因素獲得較別人更多的資源。但是，這樣的「好事」卻在向著壞處發展：他們學習不需努力、就業不用操心、花錢不必在乎……似乎一切都不需要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奮鬥，只需要動用一下「爹」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就可以輕鬆搞定，這不僅養成了他們飛揚跋扈、狂妄自傲、懶散懈怠、不求上進的心理，而且失去了培養自致性能力的耐心和毅力。可以說，「混」的心態在這些「拼爹」的二代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他們在大學裡「混」日子，玩酷甚至炫富，作為主業的學習卻拋到了九霄雲外，與其他同學相比，他們的自致性能力差了許多，卻照樣可以在畢業時得到一份體面的職位；他們在工作單位「混」日子，卻不必在意單位領導和同事的看法和意見，即便如此，獎勵、榮譽甚至晉陞等各種機會都會如期而至。

「拼爹」一族存在的現實，在強化他們這一群體的先賦性身份的重要性，弱化他們自致性能力獲得動力的同時，也在整個社會產生了不良的示範效應。和「我爸是李剛」這一霸道的網路熱詞相對應，「為什麼我爸不是李剛」也迅速躥紅，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會上弱者的無奈。對於社會上的弱者來說，先賦性的身份是無法選擇的，但後天獲得的自致性能力的作用不彰，這無疑堵住了他們向上的社會流動的大門。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就減弱了他們自致性能力獲得的動力。例如，在改革開放之初，「知識改變命運」的口號是何等響亮，它激發了許許多多的貧寒子弟努力拚搏，而且他們正是通過自致性能力的獲得，而實現了自己的人生轉折。2008年麥子的一篇《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網文，之所以得到廣泛傳播，就在於它真實地反映了城鄉戶籍這一先賦性因素所產生的不平等，但農家子弟經過努力與奮鬥，還是能夠取得和城裡的同齡人平起平坐的權利。然而，2011年的另一篇網路文章《我奮鬥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實實在在地道出了那些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的無奈、無助甚至無望。在作者的筆下，讓人強烈感受到的一種意識是：競爭已不再發揮作用，能力、業績的作用也已微不足道。毫無疑問，這擊碎了「知識改變命運」給人的激勵和夢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也會強化先賦性身份在他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弱化他們自致性能力獲得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憤慨、不滿，但這都無濟於事，於是，「混」也就成了他們的基本人生態度。

來自農村的知識青年如此，隊伍龐大的「新生代農民工」階層更是如此。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只是為改變他們的身份提供了名義上的可能。由於我國的戶籍制度等制度性安排，也由於目前我國社會結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固化，形成了嚴重的社會結構壁壘，階層、群體之間的流動受阻，導致絕大多數農民工最終只是空間的位移，他們改變身份的願望經常會化為泡影。想改變身份，反映出他們對自己先賦身份的不認同；而身份改變不了的現實，反映的是先賦性身份在社會上的頑強存在，反映的是先賦性身份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由於無論自己做出何種努力，都無法擺脫先賦性的身份，於是，他們便有了「混」的人生態度，留下的也只能是「混」的人生軌跡。

特殊主義的標準戰勝了普遍主義的準則：「混」現象產生的制度困境

按照社會學家T.帕森斯和E.希爾斯的定義，所謂特殊主義是指憑藉與行為者的特殊關係而認定行為對象身上的價值至上性；而普遍主義是指獨立於行為者與行為對象身份上的特殊關係。這一對概念通常被用來描述一個社會的制度的價值取向。在帕森斯看來，那種不是因人而異的、而是尊重製度的普遍價值取向的普遍主義，被看作是現代社會的標誌。一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就是普遍主義逐漸取代特殊主義的過程。其實，這一過程就是亨廷頓所主張的政治制度化的過程。然而在當下中國，制度和規則的作用機制則呈現出一種特殊主義的標準戰勝了普遍主義準則的態勢，即按規章制度辦事的普遍主義準則失效，而因人而異、差別對待的特殊主義標準則被廣泛運用。這可以被看作是「混」現象產生的制度安排。

從某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法治經濟。其運行需要的是普遍的制度準則，而不是非理性的情感作用。因此，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來，我國的改革就是以制度化建設為中心的改革。應當說，自十四大以來，我國在制度化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傳統的以特殊主義的人情聯繫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和交往模式構成了衝擊，同時也使我國朝著法治化、民主化國家邁進了一大步。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按照「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規範的公司制改革，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等重大事件，在一定意義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國政府致力於改革開放、致力於市場經濟建設、致力於政治透明的毅力和決心，是寄希望於普遍主義的制度化建設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這種以制度化建設為中心的改革，強化了普遍主義的制度和規範的作用，弱化了特殊主義的人情，而且也大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對於體制內的人來說，尤其如此。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十四大之後，政府放鬆了對經濟領域過多、過細的管制，出現了體制內人員向體制外轉移的「下海潮」，他們拋掉了官本位的束縛，享受著體制鬆綁的自由，憑著自己的能力和勇氣，運用著普遍的制度規則，在市場經濟的大海里遨遊，而且也的確培養了不少成功人士。因為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體制內的官員和國企並沒有什麼特權，在市場經濟剛剛起步的一段時間裡，他們的前景甚至是不被看好的。但是，總體上看，那時體制內的黯淡並沒有影響到改革開放的步伐，並沒有影響到體制外的社會活力。這種社會活力的源泉，就應當歸功於普遍主義的制度和規範的建立及其作用的發揮。

但是，由於我國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一方面，政府主導和市場經濟之間始終存在的張力，政治權力的尋租和國企改制中的暗箱操作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國進民退」，以及部分行業壟斷利益和利益集團的形成，不僅給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改革帶來了阻力，而且政治權力和利益集團也不斷抵觸和突破市場經濟的底線，使得我國的市場經濟始終未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也使得普遍主義的制度和規範在當下中國已讓位於特殊主義的人情標準。

於是，在當下中國出現了許多關於普遍主義的制度和特殊主義的人情之間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是大量制度和規範的建立，卻又不能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是特殊主義的人情標準的盛行。在特殊主義的人情標準盛行的情況下，其所帶來的社會政治後果只能是：制定的制度和規範越多，不僅不能帶來秩序，反而只會帶來更多的社會混亂。這也就是說，目前我們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如何按照普遍主義的要求去貫徹和執行。但是在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的較量中，前者佔據了上風，因此，按照特殊主義的標準來實施制度，其結果只能是混亂。例如，對於公務員的錄用，既然規定了「凡進必考」，那麼也就有了特殊主義作用下的「蘿蔔招聘」；對於公務員的晉陞，既然有了相關的條例和規定，那麼也就有了特殊主義作用下的「舉賢不避親」之裙帶和任人唯親；甚至是一些再小不過的行政事務，有無關係都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於是，無論辦什麼事，都要找「關係」，「關係學」成為了一門雖不上檯面但人人必修的顯學。

其實，這種情況對於人的精神面貌的影響也是至為深刻的：它削弱了人們到社會上去闖蕩、去競爭的勇氣和能力，因為面對特殊主義的陷阱，即使有再大的勇氣和能力，也不免折戟沉沙的風險。它使人們日趨保守，《南方周末》在2011年3月1日刊發的一篇題為《年輕人，到「體制內」去》的報道，就典型地反映了這一問題：2007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達60萬，比2004年翻了近5倍。2011年國考報名人數更是超過140萬。在2000年前後，還不大有吸引力的國企，近年來卻成為了年輕人趨之若鶩的首選。有數據顯示：2009年，國企在中華英才網公布的「最佳僱主50強」中佔據29席，2010年升至33家，而外企只獲3席。沒有闖勁、沒有競爭精神、日趨保守的精神狀態，在一定意義上和「混」有著不解之緣。這種現象，對於那些進入體制內的人來說如此，對於那些未能進入體制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多屬於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沒有多少特殊主義之下的關係資源可以依託，因而在這場「關係」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他們，便不得不安於在「混」中生存了。

結語

不論是人生價值立場的退卻，還是先賦性的身份壓制了自致性能力，抑或是特殊主義的標準戰勝了普遍主義的準則，這三者都構成為「混」現象產生的重要原因。而要防止「混」現象的蔓延，消解「混」現象的不利影響，並培育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自然需要根據其產生的原因去尋找答案。

在當下中國，最為緊要的或許是：消除因先賦性身份壓制了自致性能力而形成的社會流動的身份壁壘。因為這是目前中國社會不平等最為重要的原因，而且也正因為如此，它不僅削弱了普遍主義準則的力量，遏制了競爭，製造著新的社會不平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生價值立場的退卻。應當看到的是，只有承認身份的平等，方能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培育平等的競爭主體，方能因平等的競爭而形成一種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而這種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等是至關重要的。

在這裡，謹記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教誨是有益的。他在強調民情對於政治民主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指出了民情「隨著身份平等而日趨溫和」的事實：「我們看到，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的身份逐漸平等；同時我們還發現，民情亦日益溫和……在我看來，身份的平等化和民情的溫和化不只是同時發生的現象，而且是相關的事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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