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

撰文：劉志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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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遊學歐洲，結識了法國文學大師瓦萊里和羅曼·羅蘭，他們的交往一直只有梁宗岱的回憶文字記載。二一三年底，盧嵐與我撰寫的梁宗岱青年時期傳記基本完成，這時才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他寫給瓦萊里的十七封信和羅曼·羅蘭的四段日記，剛好來得及和其他新發現的法國旁證資料一起，在二一四年十月出版的《青年梁宗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中作首次披露。但是當時仍未看到他寫給羅曼·羅蘭的信函。

這是事出有因的。羅曼·羅蘭是一位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特別留意保藏文獻。他去世前已經開始親手整理自己的日記，以及一些專題文檔，去世後留下一個龐大的書籍、筆記、書信和各種印刷品的收藏。他的夫人瑪麗·羅蘭（Marie Rolland，1895—1985）是斯大林時代的俄羅斯文學愛好者，母親是法國人，因為寫詩給大師而認識，而了解，最後在一九三四年結成夫妻。她是大師生前的秘書，死後的唯一繼承人，按照大師的囑咐，忠心耿耿保管全部檔案。除了在一九五年代把日記送給國家圖書館，書信全部留在身邊，親自整理，任何人查閱都要經她的同意。經過四十年從未間斷的努力，整理出大約二十七種日記和書信集，以《羅曼·羅蘭叢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為總名，由著名的出版社阿爾班·米歇爾（Albin Michel）出版。

一九八五年羅蘭夫人去世後，由於沒有子嗣，檔案成為國家財產。按規例，將陸續分送到不同的圖書館存放，但如何分配，一直沒有公布。我們在《青年梁宗岱》付印後才確實知道，這些信件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黎希留分館的手稿部。二一四年夏天，我們聯繫上羅曼·羅蘭書信檔案的主管，見面後才知道文獻的數量實在驚人，時間過去了二十年，藏品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有些小語種的外文文獻，每年還要向社會招募能人處理。至於我們感興趣的書信，現在只做到按人名歸類，仍未正式編目，更不要說電子化了。主管拿出來給我們看的目錄是半成品，一本土裡土氣的大活頁夾，裡面是散頁的打字紙，簡單列出寄信人的姓名及信件數量，按字母順序排列，不少地方留下不同的手改筆跡。檔案尚未向公眾開放，研究者須提出申請，說明理由，得到批准後才能約定時間查閱。信件不準影印，只能逐字抄錄，拍照要事先申請，數量嚴格限制。

然而，這是一個無價的寶藏，我們在這裡不僅找到了尋覓多年的梁宗岱致羅曼·羅蘭的七封信，還看到了其他中國留學生的信件，時間跨度從一九二年至一九三九年。羅曼·羅蘭這段時期和中國青年的友好往來，在世界文學史上獨一無二。過去不少文章談到這個特殊現象，但因為缺乏第一手資料，無法深入，甚至產生一些錯誤。漢學家魯瓦女士（Michelle Loi, 1926—2002）是魯迅專家，曾經協助羅曼·羅蘭夫人整理書信檔案，她在《羅曼·羅蘭與中國人 羅曼·羅蘭與魯迅》（Roman Rolland et les Chinois Roman Rolland et Luxun，載《歐洲》一九八二年一月號）一文中寫過：「這些年青人一到法國（通常到里昂）或瑞士，便趕快寫信預告登門拜訪」，這與事實有距離，寫信人及拜訪者不能說很踴躍。

這些沉睡了近一個世紀的珍貴文獻，提供了很多前所未知的信息和具體細節，加上已經向公眾開放的羅曼·羅蘭日記（微縮膠捲），讓我們有足夠的資料，重組這位文學大師當年和中國留學生交往的歷史。筆者正在整理逐字抄錄回來的文獻，計劃輯匯成書，希望能為這個重要的新文學史課題提供一個新的研究基礎，填補這段不應再存在的空白。

曾經寫信給羅曼·羅蘭的中國青年人有十位，其中兩人（高長虹二封，溫源寧一封）找不到回信的痕迹。在其餘八人中，敬隱漁，梁宗岱，閻宗臨和汪德耀四人曾經到瑞士登門拜訪，盛成在一次團體活動中見過羅曼·羅蘭，李又然，傅雷和張昊三人只有書信來往。八個人的信函總數在一百二十封以上，另有十多種附件。本文按照各人第一封信的寫作日期順序，簡略介紹他們和羅曼·羅蘭交往的經過。

1

盛成（Cheng Tcheng）

在所有中國留學生中，盛成（1899—1996）是第一位給羅曼·羅蘭寫信的人，時為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離他到法國只有八個月。他在《人道報》讀到羅曼·羅蘭致全國小學教師大會的公開信，當天便去函表示同意和支持。

關於盛成的早年生平，包括留學法國的經歷，同時代人的見證或文獻旁證可說不見片言隻字，一直只有他本人的回憶文字。我們打開宗卷時，看到信件的數量相當多，覺得有點出奇，因為盛成的《海外工讀十年紀實》（中華書局，一九三一年），記敘放洋留學經歷，其中涉及羅曼·羅蘭的文字寥寥無幾。現在眼前的宗卷，竟然有三十一封信，加上兩首詩歌抄本和四份印刷品，總共三十七種。這個數量，在留學生中排第二，僅次於敬隱漁。

讀完信後，檔案主管又主動為我們找出羅曼·羅蘭的回信。這又是一個意外，因為其他人都沒有這類宗卷。這一次，看到的不是原信，而是已經轉錄的打字抄本，頁端有兩行說明，「根據盛成在一九六九年轉交的影印件抄錄」（Copié sur photocopie transmise par Cheng Tcheng en 1969）。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盛成第二次僑居法國，這些影印件便是此時送交圖書館。由此可知，他十分珍惜這些信件，一直帶在身邊，一起度過大半個狂風駭浪的世紀，最後還希望能夠永久保存下來。這個舉動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羅曼·羅蘭給中國留學生的親筆信，現在能看到的如鳳毛麟角，不是湮沒於戰火，便是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焚毀。更難得盛成表現出很大方的氣度，因為大部分信件都是對他的正言直諫，換了別人，可能沒有勇氣示人。

盛成留下的追述文字，像很多同類文字那樣，往往真實與想像混雜，教人無從把捉。加上他的寫作風格獨特，一九二年代法國一張報刊，形容他的政論文章為「詩意政論」（poétique）。現在讀到的法國檔案，無論書信或日記，只有真實，沒有任何「詩意」，正好用來對照辨析，比較確切還原他們之間的交往過程。

我們不知道盛成在交出信件前是否看過大師的日記，裡面有關記載共四段，兩長兩短，除了「機靈聰明，對人友善」幾個字，其餘都不是恭維的話，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最後一段最短，也最嚴厲：「我在所有人身上，都遇到同一種瞧不起盛成的看法，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江湖郎中。他們為自己的國家在西方被這個輕浮的小青年所代表而痛苦」。

雖然這是引用其他留學生的說話，但看得出也是大師的心情，這與他對其他中國留學生的友善態度有天壤之別。到底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往來書信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答案，一切源自盛成在一九二六年寫的一本政治小冊子《和平中國》（La Chine pacifique）。他在該年八月把手稿寄給羅曼·羅蘭請序，大師認為該書侮辱了天主教，建議修改。他沒有接受，寫信激烈辯駁。大師對青年人寬容大度，不以為忤，仍與他保持友好來往。這一年十二月，推薦他參加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與自由聯盟在瑞士舉行的夏令講習班。這是一個小型的和平主義者國際研討會，邀請不同國籍人士參加，盛成是唯一的中國人。他不僅拒絕，而且寫了一封尖酸諷刺的回信，羅曼·羅蘭再次耐心解釋會議的重要性，對方回信時卻乘機挑起寫序舊事，責怪大師言而無信，要求「文明人應該道歉」。羅曼·羅蘭生氣了，「我拒絕為你的小冊子寫序言，因為其中表現了一種對基督教的狹隘無知，夾帶著仇恨。因為我的意見沒有令你改變初衷。我不受任何宗教或非宗教的信仰約束，但我要求尊重西方或東方的高度精神價值。我拒絕助長排斥異己，拒絕助長亞洲的無知，它與歐洲的排斥異己和無知同樣有害」。盛成收信後，態度一百八十度轉彎，不僅願意參加會議，還表示要聽從大師勸告修改小冊子，但是兩人之間的交情已經斷裂，無法修復。

盛成：《和平中國》

盛成趁著瑞士八月講習班，結束後移居巴黎，從那裡趕工完成了《我的母親》（Ma Mère）。他首先給羅曼·羅蘭寫信，請求賜序，以及協助出版。大師由妹妹代書複信，建議他去找《歐洲》月刊出版商里埃德書局。三個月後，十二月二十二日，羅曼·羅蘭忽然收到盛成來信，解釋為何這段時間沒有再寫信。這是一封典型的「詩意信」，寫信人得意洋洋，通篇大談「沉默」，翻來複去讚美「沉默」，間中射出冷箭，「沉默，它也會表露。它敘述我的心靈和情感。今天，我再沒有無聲的憤怒。我的沉默把那些平庸的人，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輕藐和不滿埋葬在我心底」。他的「詩意」從何而來？原來他在羅曼·羅蘭這頭碰壁後，在法國朋友提醒下，轉向另一位文學大師瓦萊里求助。經過近三個月的反覆哀求後，終於得到瓦萊里的接見，並且獲得應允作序。序言尚未動筆，一個出版商便與他簽訂了出版合約。這封信便是寫於瓦萊里接見後次日。

羅曼·羅蘭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此時《我的母親》已經出版，盛成正忙於四出參加推廣活動。大師在信中給他最後忠告，「我想你最好返回中國，而且刻不容緩……今天的中國不再是孫逸仙的中國，更何況孔夫子的中國。這一切已成過去，我們不需要以過去來創造今天！今天才重要」。

一年後，他寫下上面那段關於盛成的最後日記，為這一段不愉快的交往打上終結號。

2

敬隱漁（Jean-Baptiste Kin Yn Yu）

敬隱漁（1901—1932）是第二位寫信給羅曼·羅蘭的中國青年人，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第一次從上海寫信，請求授權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他也是最早公開與大師通信的中國人，回信在八月收到，次年一月便在《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一號刊出。此信的發表是中國新文學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有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作家寫信給中國青年作者，態度如此友好，贏得了中國讀者的好感，《約翰·克利斯朵夫》此後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與作者的友善形象有一定關係。

在我們看到敬隱漁信件檔案之前，已經有另一位學者張英倫作過深入研究。張英倫專攻法國文學，曾在一九八五年進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他從二九年開始為敬隱漁立傳。憑著在法國的工作經驗，熟悉收集資料的門路，很快便找到手稿部這個寶藏。他把敬隱漁的四十多封信，和羅曼·羅蘭的七段日記，都寫進《敬隱漁傳奇》（二一五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這些材料不僅成為全書的主幹，同時提供了豐富的枝葉，以很多具體的細節重組了敬隱漁在法國的四年多不平凡生活。當他知道我們整理中國留學生信件檔案後，很慷慨把從里昂和瑞士辛苦收集來的敬隱漁材料拿出來分享，讓我們省去很多工夫。

敬隱漁的信件現存四十三封，對照其他文獻，可以知道有三數封佚失。他使用洋紙寫信，原件保存得很好，差不多一個世紀後，有些紙頁還熠熠如新。他自幼便在傳教士辦的修道學校學習法文和拉丁文，使用的法文語言和書信格式有點古老（羅曼·羅蘭日記說，「他的法文寫得很好，有點過時，按照遠東的方式插入一些古老的謙恭辭藻」），字體工整，看得出經過謄抄。思想表達有條不紊，一頁一頁讀下去，不知不覺便進入了他的世界。不僅知道他到過何處，做了何事，生過什麼病，喝過什麼咖啡，還聽到他的呼吸，他的長嗟短嘆，他向生活發出的絕望呼喚。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孤獨的書生，心懷大志，卻迷落在失樂園裡，任何快樂都會在瞬間化作悲哀。他知道這是自己的心魔，但無法克服。看到他在信中描述如何痛苦掙扎，卻無法停止漂流，眼見就要被命運的急流捲走，心中很想立刻知道最後的結局，如果不是為了抄錄，就會首先一口氣把所有信件都讀完。但是，他的信件沒有提供結局，現在我們能讀到的最後一封信，寫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日。這是一封自我深刻剖析的長信，仍然那麼清晰，絕對不像出於一個瀕臨精神失常的人的手筆。

這是因為在寫信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背後有一位可以信賴的保護者，深信他能夠及時把自己拉住，從深淵邊緣挽救回來。這位保護者便是羅曼·羅蘭。他和敬隱漁的關係有一種奇異的色彩，似乎兩人之間前世註定有緣。從一開始，在回復萬里外的敬隱漁的第一封信中，便對這位素昧平生的中國青年表現出一種超乎常情的關愛，「以你寫給我的一封簡訊，我視你為一位小兄弟」。他們的第一次見面同樣不比尋常，奧爾迦別墅的訪客通常停留一兩個小時，至多半天，但敬隱漁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傍晚和一個白天，兩人還一起外出散步。當敬隱漁返回里昂後，因為身體不適沒有立即回信，不過幾天，羅曼·羅蘭便焦急萬分，動員自己的妹妹，通過各種關係，千方百計向里昂的中國人打聽，最後驚動到敬隱漁本人，寫了一封報平安信，他才安心下來。在此之後，羅曼·羅蘭不僅兌現了一開始便許下的諾言，「若是在生活上無論何事我能夠為你進言，或是指導你，我很願意為之」，「你若在工作之間有為難的地方，我願意為助。你把難懂的段節另外抄在紙上，我將費神為你講解」，而且遠遠超出這個範圍。他花了大量心血在敬隱漁身上，細心為他修改法文譯稿，儘管這與自己的著作無關，然後親自推薦給不同的出版人，讓這些作品能夠由文學雜誌《歐洲》月刊和著名出版商里埃德書局發表，這一切顯示了他有心把敬隱漁引進法國文壇。至於日常生活上的關心，不是停留在口頭指導而已，而是給予慷慨的金錢資助。敬隱漁到法國僅僅兩個月，便接到第一筆從瑞士匯來的款項。此後每次求助，都立即得到回應。大師這樣做不是縱容，因為他的目的是幫助這個中國青年完成學業，每發現情況異常，必定正言告誡。

然而，敬隱漁健康不佳，加上先天性格壓抑和後天心理紊亂越來越嚴重，事情的發展迅速偏離原先的軌道。一九二九年十月，羅曼·羅蘭從敬隱漁來信中意識到他的病情惡化，他不僅沒有撒手不管，避開無法預知的後果，反而十分緊張，首先向汪德耀和梁宗岱打探情況，由於兩人都不住在里昂，沒能提供任何信息。到了十月十八日，他再次接到敬隱漁來信，聲稱打算離開里昂到瑞士來。他感到事情接近失控，再也不能坐視觀望，當天便採取具體的行動介入，寫信給一位最親近的醫生朋友，請他介紹一位合適的醫生，準備自費為他治病。

在他安排下，敬隱漁在十一月四日進入了里昂郊區一家醫院接受治療。但是事情的發展突然加速，十一月五日，中法大學來信，學校決定取消敬隱漁的學籍，請他協助說服敬隱漁接受遣返回國。他不同意學校的做法，在十一日的回信中請求收回成命，讓敬隱漁留在法國治病，「唯望不論何種情況，這位可憐的孩子能夠交託到善心人士手上，即使病情已無希望。因為他是生活環境的受害者，值得關愛」，他說已經準備了三千法郎作治療費用。這些近乎苦苦哀求的話語，聞者傷心。然而，敬隱漁的病情超出他的預料，三天後，十一月十四日，醫院院長通知他，學校當天派人來接敬隱漁出院，鑒於病人的病情不宜繼續留在該院，因此同意出院。羅曼·羅蘭知道後，在日記中寫下他的不祥預感：「［學校］要把他遣返回中國……（換而言之，唉！把他擺脫掉。等於把一個人扔進水裡——說不定在海上旅途上他便自己跳下去！）」

敬隱漁出院後，回到里昂大學，給羅曼·羅蘭再寫了一封求救信（此信佚失），大師收到後，由於應承不再寫信給敬隱漁，所以沒有回復，但他寫信給中法大學校長，作最後一次努力，「如果有一種治療能挽救他，即使一線機會，都不應放過。這個不幸的人對新中國可能是一位真正的人才」（十一月二十二日信），信寫好後，又加上一段附言：「敬隱漁的文學才能毋庸置疑。即使精神紊亂，他的作家天才仍然令我驚訝。他有一定的法語文筆駕馭能力，在外國留學生中很罕見。」這些發自腑肺的話語，催人淚下。如果說羅曼·羅蘭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的表態，事後被驗證為錯誤，那麼在與敬隱漁的交往中，他的人性，他的人道主義，他的愛心，他的誠懇，沒有半點瑕疵，燦爛如日。高尚的人格，令人敬佩。

3

梁宗岱（Liang Tsong Ta?）

一九二六年秋，敬隱漁離開里昂到巴黎，羅曼·羅蘭發現他越來越疏遠。偏偏這幾年再沒有其他中國留學生出現，期望中的中國沃土又變回原來的荒原，難免產生一種失落感。正當這個時候，上天給他帶來意外的補償。一九二九年開始，他接連收到四位中國留學生的來信，令他十分興奮，在這年十月十日的日記中，以十多頁的篇幅，記載了這些通信的內容：「托爾斯泰曾經抱怨，太少中國人來找他。我也有同樣的遺憾。在所有文明土地中，中國有識之士於我始終最遙遠。在我聽到的聲浪中，缺少他們的聲音，至多聽到一兩個孤立的聲音。——但最近幾個月，這些聲音從四面八方升起。上兩星期，三位有才智（intelligents）的中國年青人預告前來訪問。」在四位新通信者中，最先寫信的人是梁宗岱（1903—1983），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寫成第一封信。

我們看到的法國檔案，總共收藏他的六封信，一張明信片和兩份法文詩歌列印稿，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所有信件及附件都保存得很完整，連信封也一個不缺，根據郵戳很容易確定寄出和寄達日期。至於羅曼·羅蘭的日記，共有四段記載，前兩段是收信記錄，後兩段兩次見面詳情。這些材料已經相當豐富，但想更全面研究，還離不開另一份中文文獻，一篇廣為人知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中國文壇熱烈慶祝羅曼·羅蘭七十誕辰，梁宗岱在六月十七日的《大公報·文藝版》發表了回憶文章《憶羅曼·羅蘭》（後入集《詩與真二集》）。我們知道，梁宗岱一直珍藏著大師的五封信函，但在「文革」抄家時，被紅衛兵焚毀。幸好在這篇文章中，他曾經摘譯了其中兩封信的主要段落，我們看到的雖然不是法文原文，但讀起來覺得就是羅曼·羅蘭的文字，這是因為譯者的譯風忠實嚴謹，完全值得信賴。另一方面，文章詳細記述了兩次到奧爾迦別墅拜訪的細節，而在大師的日記中，也有對應的兩段長篇記載，兩人的立足點各不相同，內容有異，這就像兩面不同的鏡子，把同一件東西的兩面分別反映出來，讓人看得更全面。這篇文章所記錄的對談，涉及大師對敬隱漁和盛成的評價，這是十分難得的同時代人的見證。

梁宗岱一九二四年秋抵達歐洲，等了四年多才寫第一封信，似乎有點太晚。因為他很早便愛上大師的作品，十八歲念中學時，去嶺南大學看望在那裡讀書的文學好友司徒喬和草野心平，三個青年人曾一起閱讀和朗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英譯本。到法國後遲遲沒有寫信，可能是因為他進入索邦大學後，很快便在學生會的課餘文學活動中，結識了名重一時的文學大師瓦萊里，得到賞識，成為入室弟子，不再需要其他導師。事實上，當他寫第一封信時，已經完成《水仙辭》的中譯，在《歐洲》月刊和《歐洲評論》發表過法文詩歌，《法譯陶潛詩選》也進入出版前的最後修訂階段，可以說他已經到達法國文壇的大門前，這和其他仍然屬於文藝青年的中國留學生大不相同。他寫信的動機並非為得到指點，而是單純出於文學考慮，當時羅曼·羅蘭的新作《從〈英雄〉到〈熱情〉》（De l Héroique à l Appassionata ）出版不久，這是七卷本系列著作《悲多汶：他底偉大的創造時期》（Beethoven : les Grandes Epoques créatrices，梁譯書名）的第一卷，他讀後寫信請求准許翻譯，大師很快回信同意。但是他一下筆，便發現音樂知識不足，在第二封信中，坦白承認「作為翻譯者，我對音樂應該有更多了解」，提議先翻譯第二卷《歌德與貝多芬》（Goethe et Beethoven）。此信離第一封信不過十天，羅曼·羅蘭喜歡這種誠實態度，欣然同意。

在當時的法國文壇，羅曼·羅蘭和瓦萊里分別是兩個不同陣營的大纛，前一派喜歡插手政治，干預世事，後一派恪守純文學，通常互不往來。當梁宗岱出現在他面前時，毫不隱瞞自己屬於瓦萊里一派，羅曼·羅蘭一點也不反感，更沒有拒之門外，反而在第一封回信中，便熱情邀他把法譯陶潛詩篇交給《歐洲》月刊發表。在最早兩段日記中，連續兩次私下讚揚他的法語水平，「我覺得他出色地精通法語」，「他寫信給我，法文很好」，這當然不會單指信件的文字，梁宗岱兩次信件都附寄了法語作品。第一次見面後，他在日記中又提到梁宗岱的法文，「他二十四五歲，法語說得很出色，甚至完全沒有口音。和歐洲人相比，中國人學習歐洲語言多麼容易，儘管他們對我們的一些字母完全陌生，例如 r，但是梁宗岱做到像巴黎人那樣以小舌發出顫音」。很明顯，羅曼·羅蘭是一位君子，愛才惜才，不受政治影響，熱心鼓勵年青人。

梁宗岱與大師的接觸不算多，三年間只寫過七封信，見過兩次面。但已經讓對方另眼相看。第二次見面後大約一個月，羅曼·羅蘭寫信給《歐洲》月刊主編蓋埃諾（Jean Guéhenno, 1890—1978），談到為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專號組稿，「如果我肯定巴黎的梁宗岱目前的地址（去年是居約街19號），我會向他約稿：這是我認識的最出眾最有學問的中國青年之一」。已經答應為專號撰稿的作家有托馬斯·曼和黑塞，兩位先後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家，由此可見這話的分量。羅曼·羅蘭這樣提議，不會只考慮法文水平，而是通過兩次見面，發現這個中國年青人對歌德和德國文學有相當的認識和個人見解，「談鋒漸漸在別的題目上展開了。我們照例對我們共同崇拜的哥德和悲多汶致熱烈的敬意」（梁宗岱《憶羅曼·羅蘭》）。能夠和一位內行人交談他的本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差池就會露馬腳，談不下去。

兩人的交往隨著梁宗岱返國結束。在所有中國留學生中，這段交往最平靜，最接近他想傾聽的中國聲音的願望。

4

李又然（李家齊，Li Chia Tsi）

李又然（1906—1984）原名李家齊，第三位寫信給羅曼·羅蘭的中國留學生。一九二八年夏天自費來法，先到里昂。由於從未讀過法文，進入培力茲語言補習學校，從ABC讀起。差不多一年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寫信給羅曼·羅蘭，使用一張法國布爾日湖風景的明信片，在署名及日期之外，只有三個法文字，A Bonne Santé，這個句子的文法有誤，推測是模仿法國人的祝酒語 A votre santé（敬祝健康，相當於中國的「乾杯」）。

過了五天，七月一日，他寄出第二封信。這一次是真正的法文信，文字流暢，以充滿感情的筆調，作了自我介紹，表達了對大師的仰慕，然後陳述自己的願望，「我衷心請求給我親筆回信，讓我前來拜見。儘管我只會說一點點法文，又不懂其他歐洲語言，但是如果能夠在先生的身邊默坐一會，將感到莫大幸福」。直到這裡，這封信和常見的仰慕者來信大致相仿，但緊接下一段，卻頗為出人意外，「我以中文寫這封信，然後由朋友譯成法文，我再抄一遍。因為我還沒有能力自由運用法文來表達我的與眾不同的思想，表達我的熱烈感情」。如此直率，近乎天真，教人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像大多數中國留學生檔案那樣，我們沒有看到回信，但是他的兒子李蘭頌給我們提供了李又然一九七五年的家書，從中知道大師沒有把這封信作為兒戲，而是十分認真，像對其他來信那樣，迅速作了回復，「先生回信說，他就要出去旅行（先生是大旅行家），假如我去瑞士只是要看他，那麼最好晚些去，那時我的法文也講得更好了，可以多談談」。（李又然家書，下同）

李又然人如其文，終其一生，老實誠懇，不識世道艱險，後半生因此受盡苦頭。這一年九月，他轉到巴黎，從那兒寄了一張明信片給大師，然後完全失去音信。差不多兩年半後，一九三二年四月初，大師突然接到他的一封挂號信，第一句話是：「先生，能否寄給我一小筆錢？」，原來他差不多有一年沒有接到家裡的匯款，已經欠下一大筆債，求救無門。他在信末呼喊，「先生，我再重複一次，不要猜疑我！我非常需要被人相信是一個誠實的人」。信後還有一段附言，「先生，如果給我答覆或者寄錢，我不會再回信，以免過於打擾」。其他人收到這樣的信不知會如何反應，羅曼·羅蘭是這樣做的，「先生寄來了錢，還給我介紹了一位法國教授，美學學者，說他會來看你的。這位先生後來也送給過我錢，還介紹好些朋友照顧我。」

李又然收到錢，真的沒有回信，但是久候的家庭接濟很快到來了。三個月後，六月三十日，他從瑞士寫信給大師，告訴他已經付清了債務，買好船票準備回國，「先生，出發在即，很想能前來拜見」。但時機不巧，「先生回信說，他正住在醫院裡治療眼疾，醫生不允許會客。但他又說，不忍心讓我這樣走了，因之立即複信給我，要我回國後經常給他信，告訴他血泊中的那邊（指中國）的情形，做他和中國之間的橋樑」。這段回憶完全符合事實，羅曼·羅蘭真的正在外出求醫，我們看到這封信的信封，到達奧爾迦別墅的郵戳是七月一日，上面的地址被劃橫線刪除，下面寫著轉寄的新地址：琉森市拉爾邦旅館。信封后面有大師手書的兩行備忘文字，「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從琉森回信」。

李又然在信中沒有提到借錢的事，給人留下一個懸念。回到中國後，他寄出第六封信，外觀和以前完全不同，中式信封，中式信紙，毛筆書寫，寄自浙江慈溪，日期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這時離他回國已近四個月。信中報告了很多回國後的信息，到了信末，有一句很簡單的話，「先生，現在奉還二百法郎，並致謝忱」。看到這裡，心中頓感寬慰。因為在同羅曼·羅蘭通信的中國留學生中，有另一個人在另一種場合，一種遠不是困窘的處境，向另一位法國人先後借了三千法郎，拖了好幾年，兩三次以不同借口推延，回國工作了好長一段時間仍未清還。筆者看過這些拖欠信，為之難堪，但不想花費時間去追查，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

羅曼·羅蘭去世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李又然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偉大的安慰者》，以第三人稱提及這次及時得到的救助，「一個遠東青年，落在窮困里，這是不會游泳的人掉在水裡了，先生一知道，立刻寄錢給他，同時托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隨時就近照顧他」。

李又然最後的一封信寫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當時他在蘇州一間中學教書，次年便投奔延安。信內仍然署名李家齊，但信封上已換成Y.-R.Li（李又然）。此信主要報告個人情況，真正動機卻是完成女作家謝冰瑩的託付，「我的朋友謝冰瑩，一個中國革命青年女兵作者，她把一本最新作品送給大師，書名是《女兵自傳》，作品充滿坦率、爽直和生氣勃勃。她要我給大師寫信，表示她的深切敬意，並請大師親筆寫一封鼓勵信給她」。這件事至今未有人提及，本文後面汪德耀一節，還會回頭談到。

羅曼·羅蘭的日記關於李又然的記載只有一段：「第四位李家齊，一個二十三歲的年青人，去年底到法國（以前曾做過商業僱員）。他七月份從里昂給我寫了一封信，語帶誇張而感人，令人微笑，但很親切。」這是最早的日記，在所有留學生中最短，但李又然留給大師的最終印象，一定不會最淡薄。

5

閻宗臨（Yian Tsouan Lin）

李家齊留法時結識了一位好朋友閻宗臨（1904—1978），「在［比利時］魯文，和在瑞士的閻宗臨不斷通信。我的漢語寫作能力，就是和他在不斷的通信中逐漸提高的」，「他去看過羅曼·羅蘭先生，先生的地址是我告訴他的」，「我要回國了，在瑞士閻宗臨處住了一些時候」（李又然家書）。

閻宗臨通過華法教育會，到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抵達法國。由於身無分文，又沒有家庭接濟，一到達便要四齣打散工，解決燃眉之急。一年後轉往裡昂，進入一家化工廠，工作相對穩定，省食儉用了兩年，總算儲夠一筆錢。工廠總工程師偶然得知他為讀書而儲錢，甚為賞識，通過友人介紹他在一九二九年初進入瑞士弗里堡天主教大學讀書。補習了半年法文後，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第一次寫信給羅曼·羅蘭，請求獲得翻譯《米開朗基羅傳》的授權，同時提出見面的願望。他很快便收到同意接見的回信，十月四日，他寫信感謝，在結束前寫下一段動情的話，「我將很高興到維爾奈夫來拜見，像年青的德富健治郎（Kenjiro Tokutomi）拜訪托爾斯泰那樣。我深信大師會給我父親般的愛。請大師授我學問，教我如何生活，把我當作兒子。我有志氣，但不知如何運用」。有人引用這句話，證明中國留學生對羅曼·羅蘭的崇敬已經帶有一抹宗教色彩。在大師的日記中，閻宗臨的名字也在十月中旬第一次出現：「閻宗臨來瑞士弗里堡大學研究基督教精神和拉丁推理術。」

還要再等兩個月，閻宗臨才發出第三封信，請求十二月八日到奧爾迦別墅拜訪。會面進行得很愉快，羅曼·羅蘭對他的印象很好，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這些年青人樸實的自尊令我和我的妹妹感動。他們感謝我們的真心關懷。我喜歡這些年青人，他們不事空談，接觸過無情現實的最底層，既不悲嘆，也不嘲諷，而是保持平靜，準備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大師沒有看錯人，閻宗臨後來學業有成，取得博士學位，成為著名的西洋史專家。

這次見面有一個特點，閻宗臨不是單獨赴會，而是事先得到大師同意，和另一位同學一起赴約。這位同學名叫曾勉（1905—1951），江西省崇仁縣人，出身天主教家庭，曾受洗禮，外文名 Thomas Tseng Mien。一九二九年進入瑞士弗里堡大學，一九三二年獲法學博士學位，接著前往美國，一九三四年取得芝加哥天主教大學社會學博士文憑。返國後擔任過江西省政府法制專員，一九四年起在大學教書，同時參與宗教工作，一九五一年七月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判處死刑。

閻宗臨的法國檔案只有三封信，以及兩段羅曼·羅蘭日記，以數量計，在通信的留學生中倒數第二，提供的內容不算豐富。因此我們寄望於中國方面的相關文獻，希望找到補充。但是中國文獻同樣少，只得兩種。第一種是閻宗臨的《羅曼·羅蘭談魯迅》（《晉陽學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這篇文章是作者應許廣平面邀，在一九六三年前後撰寫，但從未發表，現在能讀到的是手稿。文章記述了和羅曼·羅蘭的見面，剛展開便戛然而止，既可能未寫完，又可能寫成後佚失。文內直接引述的大師說話只得兩句，「我也有晚年托爾斯泰的心情」，「魯迅的阿Q是很生動感人的形象。阿Q的苦痛的臉，深刻地留在我心上」。這兩個句子可以分別在羅曼·羅蘭日記，以及敬隱漁文章里找到佐證，因此他的回憶完全可靠。

另一篇文章是《一位羅曼·羅蘭教導過的中國留學生—— 記我父親1929—1937留學伏利堡天主教大學》（《魯迅研究月刊》二一年第九期），作者是閻宗臨的女兒閻守和，記錄了一九七一年與父親多次長談中，有關羅曼·羅蘭的部分，作者回憶三十年前父親講述的對四十年前往事的回憶，這是一篇雙重回憶文章。但是寫得很清晰，很多細節，毫不含糊：弗里堡大學一位教授應大師之請，推薦閻宗臨為他作有報酬的私家補習，通過講解魯迅作品來了解中國。作者文筆生動，繪聲繪影，很多地方直接引述的兩人對話，這是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史料。第一次閱讀時，給筆者留下很強烈的印象，但也感到有點「傳記文學」的影子。等到開始接觸法國檔案，立即發現兩者互不吻合。閻守和筆下的閻宗臨說，大師主動通過教授找他去講解魯迅；檔案的閻宗臨信卻這樣寫，「如果先生願意約見我，我將很高興前來聆教」。這類矛盾不止一處，另外還有一些細節與時代或人物的背景相左。

可能文章完成於二一年之前，作者尚未接觸到閻宗臨的法國檔案。但是文章發表後不久，她便認識了正在撰寫以弗里堡大學中國留學生為題的碩士研究生柯萊特女士，通過她得到了相關檔案。她的弟弟閻守誠撰寫的《閻宗臨傳》（三晉出版社，二一三年）曾經交待，「檔案中保存了父親寫給羅蘭的三封信。羅蘭的《日記》多處關於父親的記載，柯萊特把這些內容翻譯成中文。我看到了她的譯稿。這個譯稿，後來經姐姐守和校閱，比利時魯汶大學盧卡斯教授審定」。他介紹了檔案的主要內容，同時把閻守和的文章一字不改並放書中，未作任何比較。柯萊特女士也一樣，雖然在論文中指出了一些不協調地方，卻沒有進一步質疑，同樣全盤照收。她在二一三年通過學位答辯，論文開始傳播開來，已經有刊物轉載。閻守誠是歷史學教授，筆者相信兩者的分歧能夠得到澄清，像書中「後記」所說的，「盡量做到言必有據，真實可信」。

6

汪德耀（Ouang Te Yio）

汪德耀（1903—2000）是里昂中法大學第一批學生，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抵達里昂，專修生物學。一九二五年獲得理科碩士學位，轉往巴黎大學深造，一九三一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同年十二月返國。羅曼·羅蘭檔案收藏了他的二十封信，日期從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至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大師的日記有五段與他有關。

他們的交往一直在很融洽的氣氛中進行。大師像對其他中國留學生那樣，很關心他的生活和健康，尚未見面便通過私人關係，介紹他進入瑞士一家療養醫院，治療腳骨結核病。汪德耀是官費生，沒有太多經濟憂慮，學業和個人生活處理得井井有條，沒有給大師帶來任何困擾。他雖然讀生物學，但熱衷政治和文學，兩人交流時很談得來。羅曼·羅蘭在日記中寫過：「他的信寫得很好，簡單明了，我讀的時候覺得奇怪，沒有發現任何細微的差異或者外國色彩。無論思想或筆調，都和歐洲人和法國人一模一樣，沒有任何區別（最近和梁宗岱的交談也有同樣的印象）。我還沒見過另一個民族，即使我們的西方鄰居，很多來往最密切的人（我認識的外國人很多！），也找不到中國年青人這種絕對的完全一致。」頭兩年的通信主要圍繞謝冰瑩《女兵日記》的翻譯和出版。羅曼·羅蘭為此花了很多時間，親自修改譯稿，推薦給《歐洲》月刊，在得悉作品不適合雜誌選刊後，轉而找出版社刊行單行本，經過幾番周折，最後順利出版。他當時對孫中山很感興趣，曾鼓勵汪德耀以名人傳方式撰寫孫中山的生平。

然而，他們的交往到最後留下一道陰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中國留學生和華僑義憤填膺，組織各種抗議活動。十月二十一日，汪德耀發了一封電報給羅曼·羅蘭，「請為和平戰士同盟星期四抗議大會賜寄數語」。大約十天後，大師的日記出現一段文字：「汪德耀以電報向我要一篇講詞……事後給我寫了一封信，要讓我相信他本人在集會上宣讀了，並且受到歡呼。我請《人道報》的弗雷維爾去調查（由於報刊對我的講話和集會一字不提），他發現講詞沒有宣讀」，大師很生氣。汪德耀到了晚年接受訪問時，主動提到這件事，並作了解釋，「羅蘭還同時收到另一封來自朋友的信，那位女士稱根本未見汪在大會上發言，其實是她自己到會晚了，而羅蘭對她所說深信不疑……汪收到那封措辭嚴厲的指責信後，立即去信說明情況，曾出席過大會的他的女友露絲及其全家，又寫了由六人簽名的證明信，但羅蘭的氣還未全消。直到後來，法國人權同盟機關刊物《人類的祖國》，及《新人道》雜誌上，報道了這次大會，其中有他發言的消息和發言時的照片，這個誤會始渙然冰釋。」（徐小玉《〈從軍日記〉、汪德耀、羅曼·羅蘭》，《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下同）汪德耀還說，他曾專程到瑞士向羅曼·羅蘭解釋這件事，但是大師日記對這次會面隻字未提，這種做法有違他的習慣。尤其這段時間，正逢甘地來訪，他要為這不平凡的六天留下歷史見證，日記寫得特別詳盡，幾乎是一小時一小時記載，但沒有發現汪德耀的名字。

還有，汪德耀說他利用這次機會，同時訪問了甘地，聽到大師「親自彈奏貝多芬的《英雄協奏曲》，表示對甘地的熱烈歡迎」，他本人和甘地進行了交談，「請甘地在自己帶去的《甘地傳》上簽名……為甘地拍了多幅照片，也有羅蘭與甘地的合影……他急於回國，將底片交給女友露絲代為沖洗，當她洗好寄到上海時，正趕上『一·二八』，郵件失落了！」如此輕易被介紹給甘地，不符合甘地的身份，他去英國談判印度獨立，地位相當於未來的印度國家元首，身邊有一個寸步不離的英國高級警官；也不符合羅曼·羅蘭日記記載的甘地表現，他筆下的甘地是一個十分嚴謹、鄭重、頑固的政治人物，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甘地沒有一件事是天真的」。能夠如此從容交談、簽名和拍照，更不可能，羅曼·羅蘭本人想拍一張照片也不容易，「我得到他的同意，早上十一時半到我家來，請一位攝影師（蒙特勒鎮的舒萊默）拍照，這是他從來幾乎不會答應的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日記）。汪德耀的回憶與這些背景旁證距離太遠，不能確定為真正的歷史事實。

另外還有一件撲朔迷離的事情，關於女作家謝冰瑩。這位《女兵日記》作者在一九六年代寫過一篇文章《羅曼·羅蘭》（謝冰瑩《作家印象記》，三民書局，一九七八年），裡面說，「忽然有一天，從汪德耀先生的手裡，接到一封由法國寄來的信，我只認識我自己的名字和羅曼·羅蘭的簽名」，「他給我的信，大意是這樣的」，接著便是一大段羅曼·羅蘭對她的贊語，使用了直接引語格式，似乎就是原信譯文。可是汪德耀在晚年訪問記中，從來沒有提及「羅曼·羅蘭的信」：「一九三二年初……約好時間後，他們在虹口春潮書局的二樓相見……他告訴她，羅蘭稱她為『折了翅膀的女英雄』……［她］表示想寫信向羅曼·羅蘭致謝。他立即給了她對方的地址，並說她肯定會收到羅曼·羅蘭的親筆回信的。後來果真如他所說，冰瑩收到了大師寫給她的鼓勵信。」但是在謝冰瑩筆下，「鼓勵信」不是「後來」才接到的，而是第一次見面由汪德耀交給她的，「幸好汪先生馬上替我譯出，而且他要我當天回一封信給羅曼·羅蘭。不用說，又是請汪先生譯成法文，只有簽名我用了三個中國字，我滿以為以後還能接到他的信，獲得更多的教益，誰知那是他給我的最初亦是最後的信，從此永遠地不能見到他的筆跡了！」前面李又然一節曾經說過，一九三七年，她通過李又然把《女兵自傳》寄贈給羅曼·羅蘭，由此文可見也沒有收到回信。

到底「羅曼·羅蘭致謝冰瑩信」曾否存在？答案在汪德耀檔案的兩封致羅曼·羅蘭信里，第一封寫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冰瑩日記剛在瓦盧阿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法國讀者如何接受這本書。我已經請出版社給大師和令妹各寄上一本」。第二封信寫於八個月後的十月十一日，「多時未通音信，深以為歉。撰寫論文確實佔用大部分時間，但更主要感到身心俱疲，不如保持緘默。因此大師和令妹來信談到冰瑩日記時，失於回復。自知不可原諒，尚祈見諒」。可見大師和妹妹收到贈書後，寫過一封「談到冰瑩日記」的回信，執筆人應該是大師的妹妹，而羅曼·羅蘭的贊語，就是轉引自這封信。這和曾經鬧得滿城風雨的「羅曼·羅蘭致魯迅信」何其相似，大師對中國人的友好態度，給一些人提供了天馬行空的想像空間。

7

傅雷（傅怒安，Fou Nou En）

傅雷（1908—1966），字怒安。一九八年代初，漢學家羅阿應戈寶權之請，在羅曼·羅蘭檔案中找尋傅雷的信件，可能不曉得信件署名傅怒安，遍尋未獲。

傅雷在一九二七年冬天自費留學法國，曾進巴黎索邦大學修讀法國文學。一九三一年春始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同年秋回國。一九三三年九月辭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師職務後，以翻譯和寫作為業。一九三四年一月發表了《貝多芬傳》（部分），譯竣《彌蓋朗琪羅傳》，接著開始《托爾斯泰傳》的翻譯。三月三日，他從上海寫信給羅曼·羅蘭，請求授權出版三本書的中譯。羅曼·羅蘭的檔案收藏了他的七封信件，其中四封有附件。

他和羅曼·羅蘭從未見過面，單純通過書信來往，所談之事，基本上屬於作者和譯者的具體問題。他的第一封信寫得很誠懇，飽含感情，告訴大師已經完成三本名人傳的中譯，除了請求授權發表，還向大師請序，「如蒙賜復，並俞允發表回信在譯本中作為序言，本人將歡喜若狂」。羅曼·羅蘭在敬隱漁之後，雖然認識了幾位中國留學生，但沒有一個人真正完成過他的作品翻譯，現在傅雷一下子完成了三種名人傳，對他來說是一個驚喜，很快便按要求寫了一封代序的長信，還夾上兩張照片。他在日記中也摘錄了來信及回信的主要內容。傅雷後來把回信譯成中文，冠題《羅曼·羅蘭致譯者書（代序） —— 論無抵抗主義》，作為《托爾斯泰傳》中譯序言。

傅雷的第二封寫於同年八月二十日，請一位出發到歐洲的朋友帶到法國，在九月二十一日從馬賽投郵寄出。在信中，除了告知收到回信，還回答了關於敬隱漁回國後下落的查詢，「敬隱漁情況經多方打探，未獲確訊。一說此人已瘋，似乎可能，因為聽說已不止一次；另一說已經去世，唯未有證據。」

接著兩人的通信中斷了一年半，等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他才寄出第三封信，通知寄上《托爾斯泰傳》及《彌蓋朗琪羅傳》兩本樣書，並告訴一個消息，「我的出版社（與發表兩部大作同一家）最近向我提議翻譯大師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已於昨天簽訂合約，年底前完成……我固然甚感榮幸，唯必須得到大師授權，甚至為我解釋和澄清某些未能確切理解意義的段落」。他預料羅曼·羅蘭一定會同意，沒有等到回信，便於五月二十日發出另一封信，「《約翰·克利斯朵夫》之《黎明》已譯竣，在此冒昧請教未能確切譯出之疑點，尚望賜言釋惑」。疑點共十一項，另紙列出。他這樣做，可能記得羅曼·羅蘭給敬隱漁的第一封信曾經說過：「你把難懂的段節另外抄在紙上，我將費神為你講解」。既然大家都是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他的請求也就理所當然。

幾天之後，他收到了羅曼·羅蘭對前信的回答，「至於《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譯，本人樂見其成，唯未能提供任何授權。你個人或者中國出版人，先要取得本人的法國出版人阿爾班·米歇爾先生（M. Albin Michel）的授權，他的地址在巴黎十四區惠更斯街二十二號，請直接去信聯絡」。這個回答無疑像當頭一瓢冷水，傅雷情急之下，回信爭辯，「無論本人或出版人，都不必請求阿爾班·米歇爾先生之准許，皆因中國沒有參加國際出版與翻譯版權公約，對外國出版商沒有任何義務」。大師改變過往做法，把版權交給出版社代理，必定有其理由，傅雷不僅不替人設身處地想一下，還硬邦邦說了一通近乎教訓的說話，這封信成了兩人關係的轉折點。他沒有意識到做錯了事，以為理由在自己一邊，已經解釋得一清二楚，中譯將一如既往那樣出版，因此在同一信中附上第二張《童年》疑難表。

半個月後，不等回信，又在六月十六日寄出第三張《清晨》疑難表，「希望七月十五日前完成第一卷，內容包括《黎明》《清晨》和《童年》，交給出版社後便去度假」。一個半月後，寄出第四張疑難表。這時他已感到有點不妥，「至今未見賜復，殊覺不安。萬望恕我沒有按照尊意，向你的出版人請求授權。況且此事無論與本人或任何中國出版商都沒有關係」，仍然堅持理在己方。

這次他接到回信了，但不是大師簽名，而是瑪麗·羅蘭，「我的丈夫工作過多，未能顧及你的翻譯。他任務纏身，無法處理所有來往信件。請在中國找一位熟諳法文的人，復校你的譯文」。法國檔案保存了這封信的草稿，上面有羅曼·羅蘭的修改筆跡。很明顯，這是大師授意寫的。

8

張昊（Chang Hao）

張昊（1913—2003）的名字在國內比較陌生，在台灣卻是著名的音樂家和作曲家。由於早年在歐洲生活，退休後才到台灣的大學任教，名聲來得很晚。關於他的第一篇碩士論文是蕭雅玲的《張昊研究》，發表於一九九四年，這時他已經八十高齡。二三年，蕭雅玲和連憲升合作，出版了傳記《張昊：浮雲一般的遊子》，人們才全面認識他的生平和成就，他也在這年離世。連憲升從一九九四年起留學法國，專修作曲及音樂學，二五年獲得音樂博士學位，現任台灣屏東教育大學音樂學系主任。他熱心向筆者提供了羅曼·羅蘭一九三七年給張昊回信原件的掃描。這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文獻，大師給八位中國留學生寫的信函原件，現在能看到的有敬隱漁一封（複印件），傅雷一封（複印件，缺一頁），盛成七封（抄件），連這一份（原件）僅得十封。

張昊是湖南省長沙市人，一九二九年六月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專修小提琴。一九三一年轉修聲樂和鋼琴。一九三七年畢業前夕，在五月十四日寫信給羅曼·羅蘭，訴說自己的彷徨，「我學習小提琴和聲樂，但不成功，現在改為主修鋼琴，剛讀完第一級，仍然不成功。導師阿基雅柯夫（Akiakov）是白俄人，曾師從格列恰尼諾夫（Gretchaninoff），說我彈得太慢太軟。我擔心自己年紀過大，可能不會成為鋼琴好手（我今年二十八歲）。很多女同學每天學習六小時，比我彈得更好」，他請求指點，「我以鋼琴為生明智嗎？」

羅曼·羅蘭完全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他不是普通的音樂愛好者，音樂造詣很深，國家博士論文就是以音樂為題，《呂利和斯卡拉蒂之前的歐洲歌劇史》（Histoire de l』opéra en Europe avant Lulli et Scarlatti），此文獲得法蘭西文學院一八九六年頒發的卡斯特奈—布爾蘇獎（Prix Kastner-Boursault）。後來，他寫作了著名的《貝多芬傳》和七卷本《貝多芬的偉大創作時期》，另有數量眾多的音樂家介紹和評論，結集為《今日音樂家》（Musiciens d aujourd hui）和《昔日音樂家》（Musiciens d autrefois），小說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也以作曲家為主角。到了今天，他的音樂評論還經常被同行所引用。甚至有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已經超出他的文學作品。他不僅精於音樂理論、分析和歷史，還會彈奏鋼琴，一生沒有荒廢。一九四四年聖誕節之夜，一對從事音樂教育的老朋友夫婦來訪。經過大病後的羅曼·羅蘭極為衰弱，羅蘭夫人跟親友去教堂參加子夜彌撒，留下他們閑談。突然間，羅曼·羅蘭從座位艱難地站起來，搭著朋友的肩膀說：「來，扶我一把……我們去做彌撒。」朋友攙扶他艱難地走下樓梯，攙扶他艱難地走到鋼琴前面。一坐下來，他變成另一個人，容光煥發，開始彈奏貝多芬第三十二號鋼琴奏鳴曲第111作品。一曲既終，他說：「記住這光明的一夜」。五天後他便辭別人間，這是他的最後一曲。

張昊的信以英文書就，羅曼·羅蘭以法文回復，說得很直接，「據來信所言，建議你放棄鋼琴。所提及的貝多芬樂曲並非很困難，如果到了二十八歲，還因為速度和力度不足未能過關，以後難望獲得這些能力。你要轉向樂理教育或者藝術史」。

信到後十天，「八一三」事變，張昊避居到法租界，聽從羅曼·羅蘭的勸告，放棄鋼琴，改學作曲。兩年半後，一九四年二月四日，他發出第二封信給羅曼·羅蘭，報告自己的成績，「去年，我寫了一部小歌劇，十月份上演時得到觀眾的歡迎。請告尊址，以便寄上一些歌曲樂譜。希望先生能看到，帶來一點快樂」。這是一部四幕歌唱劇，劇名《上海之歌》（蔡冰白編劇），以社會底層人物生活為題材。此劇十分成功，在當時的亂局下，演出了二十七場，唱片公司還灌制了一套八張唱片。

我們看過張昊信封的原件，使用瑞士地址，附有英文說明，「如果羅蘭先生不在瑞士，請把本信轉寄現居地址」，因為他兩年前從報上得知，大師已遷居法國。瑞士郵局把舊地址以雙橫線劃掉，下面寫上法國地址，「約拿省，韋茲萊鎮」，沒有街名和門牌號碼。當時的中國和歐洲戰火紛飛，再過三個月納粹德國便入侵法國，這封信竟然平安轉達，保存至今，羅曼·羅蘭的名氣並非虛言。

大戰結束後，張昊以第一名成績，考取中法公費交換學生獎學金，一九四七年八月動身到法國深造音樂。在巴黎音樂學院和義大利進修班裡，跟隨多位名師學習了十年，寫出第一批作品。但是，在西方以古典音樂謀生十分困難，一九六年代起，他轉行在德國和義大利教授中文和中國文化。雖然較少作曲，但結合自己的工作，為中國古代音樂典籍如《詩經》、《楚辭》、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進行譯譜或和聲編配。

一九七九年，他應聘回台灣任教，重返音樂本行，三年後舉家自德國移居台灣。一九八六年高齡退休，繼續樂曲創作。縱觀其一生，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中國和台灣本土特色，這正是羅曼·羅蘭當年在信中給他的另一個指導：「我不贊成中國的教育幾乎只立足於西方模式上面（繪畫和音樂）。中國有自己的藝術，符合自己的本質。如果否定或者忘記這些東西，不僅對中國不適當，對其餘的人類也一樣。這可能是你的任務，提醒你的同胞和全世界去認識和喜愛這些東西。並非去修補一種民族的文化，而是以你們偉大民族的珍寶來豐富世界文化，並且和我們一起努力，把人類精神的所有力量和才能結合在一起。」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於巴黎

（本文完成後，接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梁宗岱紀念室陳紅霞館長寄來的一些館藏文獻複印件，在裡面驚喜地發現羅曼·羅蘭致梁宗岱的一封信。目前只見首末兩頁，中間部分缺失。這是一封寫於一九三年十一月初的信，內容是收到《法譯陶潛詩選》贈書後的感想，梁宗岱在《憶羅曼·羅蘭》一文中，曾經譯出主要部分。這個發現，使羅曼·羅蘭寫給中國留學生信函的可見原文總數增加至十一封。）

選自《新文學史料》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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