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梅：中國通史講得最好的老先生，和他備受折騰的一生

天下 07-19

文 |馮雪梅

恕我無知，對趙儷生先生知之甚少。

山東大學的師長說，當年山大歷史系「八馬同槽」，他是其中之一；蘭州大學的朋友說，他是蘭大歷史系的泰斗。這兩者之間，隔著久長的歲月，如若不是那些存留於文字的回憶，往事已像西北曠野的衰草，被塵沙湮沒。

照片上的趙儷生瘦高，戴著大大的眼鏡，典型的老派知識分子模樣。唯一露齒而笑的那張，是和三女兒趙絪一起，穿著西裝，系著領帶，蹲在地上，將胖乎乎的女兒攬在懷中。黑白影像里，一個年輕挺拔的男子慢慢老去，沉靜的眼神看不到多少悲喜與滄桑。可誰都知道，對那一代學人而言，幾十年的日子從來都不清凈。

趙儷生和女兒趙絪

就讀於清華大學外語系，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參加了多次學生運動的趙儷生，並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對黨組織的同志說：「我走不了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我受不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隨後在晉陝抗戰，去大學教書，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史，眼前應該是一條通向未來的光明大道。

直至1957年，大鳴大放。本來已經離校休養想避一避風頭的趙儷生，到底還是被「拖下了水」。他在《青島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很快成了「大毒草」，命運由此急轉直下。在《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里，老先生寫道：「我不是在1957劃的右派，我是右派是1958年被提出來，1959年秋冬之際才宣布處理，1960年開始執行。這過程很複雜。」

不想再在亂糟糟的山大校園待下去，趙儷生提筆給高教部寫了一封信，要求調離。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調動。撇開戰爭年代的各種周折輾轉不談，1950年初，作為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處長的趙儷生，因為和郭沫若發生衝突，一氣之下接連寫了三封辭職信，最終，郭沫若批複：「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準。」僅有六天搬離期的趙儷生找到了艾思奇，被推薦去東北師範大學教書。沒過多久，院系調整，受山東大學校長之邀，一家人又遷往青島。

那是不可多得的幾年好時光。做學問，寫文章，看京戲，買字畫……女兒趙絪回憶：

「一入夏，京中的高官、名流就蜂擁而來，在父親的書齋，得以一見儒雅的顧頡剛、中規中矩的王崇武和伶牙俐齒的王瑤等……惠孝同、張伯駒、啟功也都在父親的宣冊上留下了墨寶，當年，這些不過是文人墨客間交往的雕蟲小技，不曾想如今居然成了讓人鑒賞的『珍貴文物』。」

有著超常「第六感」的趙儷生，在大鳴大放之初就預感到前景有些不妙，他本想逃脫，最終還是被「陽謀」的炮彈擊中。而大筆一揮再次要求調離的他，當時只想遠離各方勢力的糾纏，退避里依然有書生的桀驁，絕然不會想到從此身陷絕境。

作為高教部推薦的專家，趙儷生一家到了蘭州大學。在晉陝之地參加過抗戰的夫妻倆對蒼涼貧窮的西北並不陌生，孩子們卻彷彿到了「異域」。還好，有那些誘人的吃食：灰豆子、油茶、釀皮子、熱冬果、軟兒梨……大飽口腹之慾讓他們記憶深刻，因為不久，屈辱和飢餓就會展露猙獰。

趙儷生被「押解」回了山大，交待罪行。「去年還殷殷惜別、贈詩、贈言的同事們，此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副同仇亂愾的模樣」，囚房的架子床上，都糊滿了大字報。後來，經過甘肅、山東、蘭大和山大反覆交涉討價還價，趙儷生被劃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學銜，降四級，監督使用。相比原處理：劃為極右分子，解除公職，勞動教養，這已經是天大的恩賜。

而一切，還只是開始。

幾十年的磨難，兩位老先生和他們的女兒，各自記錄下那些痛徹肺腑、銘心難忘的舊人、舊事。那曾經是多麼好玩有趣又個性鮮明的一群人，童書業、王瑤、周明鎮、張政烺……他們串聯起的不是某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回憶，而是整整一代學人的唏噓人生。

很少有人知道，史學大家童書業竟然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每當他病情發作住院時，都會給精神病院的大夫們開出有關此領域的講座，令醫生們對他這個病人刮目相看。」趙儷生說他「是個怕字當頭的人，舊社會怕失業，曾怕到精神失常，這是被扭曲的頭一回；解放後不怕失業了，可又怕運動，試想，一千條性命的『血債』（曾有人揭發他殺了1000名共產黨），不夠他發瘋的嗎？」

《精神病與心理衛生》/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 / 中華書局 / 2007

這樣一個人，卻是趙絪姐妹們童年逗樂的對象。童書業不吃肉，趙家的保姆就把肉裹到茄子中，摻到土豆泥里，做炸茄盒、炸土豆餅，看著他吃得有滋有味，孩子們就過去悄悄相互掇弄：「他吃了，他吃了，他吃肉了！」所以，「要是哪天童伯伯來了而未留飯，連保姆都會流露出一種失落感，我們這群孩子當然也會為失去了一些興奮點而掃興」。

和童書業的最後一面，讓趙儷生終生難忘。有一天早上剛起床，囚于山大等候處理的趙儷生突然聽到過道里傳來哭聲，那人背對著他的門，頭頂在對面牆上，兩手捂著臉嗚嗚地哭。「他們一個是必須劃清界限，不敢進門；一個是畫地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於是兩個懦弱的老友就這樣一個在門內傷感，一個在門外慟哭，以此種方式完成了他們的最後一晤……」

反右、拔白旗、大鍊鋼鐵、四清……像我這樣70年代以後的人，恐怕都記不清這些名詞，可對經歷過它們的人而言，那是怎樣刻骨銘心的記憶？如今，我只是隔著紙頁來看那些塵年舊事，它們漸漸散落在歲月的風沙里，越來越不為人知。而我，之所以讀他們也是偶然。因趙絪的近作《孤燈下的記憶》，以及李零先生的幾句話而心生好奇，找到了那本７年前出版的回憶錄。網路書店上的折扣價很低，估計已存貨不多，準備沽清了。

《孤燈下的記憶》/趙絪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17

李零說：趙絪的父親「是我老師的好朋友，既是左派，也打成過右派（很多右派，原來都是左派）。趙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樂觀，很幽默。我喜歡讀趙先生的書，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

《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里，兩位老先生的敘述風格有很大差異。老先生在夫人著作的序里寫道：「颳起風來，我是在大門口頂著，她是在後院里頂著。幾十年下來，我的折損率就比她大。我慢慢產生了『剛』中之『柔』，比年輕時候『詭譎』了些，文章風格也表現為膽怯、逢事想說、又不敢說、又不甘於不說，文風就曲折了……高昭一同志文風耿直，不喜歡打彎。不但文章，變連她這個人也是不打彎的……在我呢，實在非『買賬』不可的時候也只好『買賬』……她是『絕不買賬的』！憑這一點，她沒有白活了80歲，沒白受了這一輩子的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