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菅原道真漢詩研究二十年

摘要：菅原道真是日本漢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漢詩人。自1997年始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菅原道真漢詩研究重視文本解讀，在比較研究等層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同時也凸顯出過度強調中國文學的影響作用，輕視作品自身的價值、重複研究等問題。廓清這一點，這對於接下來的中國乃至世界上的菅原道真研究與重新評價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菅原道真；日本漢詩；翻案文學；白居易；研究綜述

因創作出12卷本的《菅家文草》和《菅家後集》而在日本幾乎是家喻戶曉的漢詩人菅原道真（845—903年）在日本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他履官至文官最高級別的右丞相，歿後被尊奉為日本的學問之神，沐浴著來自後世的萬千尊崇。而與此相反的是，由於歷來漢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上評價不高，漢文學寫作的文學作品通常被視作是來自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強勢影響的產物，因此，日本學界對菅原道真的學術評價並不高。隨著近三十年來比較文學研究成為世界文學研究的顯學，中國古代文學對日本漢詩的影響關係也成為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作為日本漢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漢詩人的菅原道真，其相關研究也逐漸才日益增多。

本論梳理了自1997年國內始有菅原道真專題研究以來的主要研究成果，從綜述情況來看，與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相呼應的是，我國的菅原道真漢詩研究較為重視文本解讀，在比較文學研究、文化研究等層面，新人輩出，不斷地出現了一批富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但是同時也凸顯出過度強調中國文學的影響作用，輕視原詩人詩作自身的文學價值，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重複研究的問題。

一、菅原道真漢詩的研究肇始

菅原道真的漢詩研究在日本受到重視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其時，隨著日本通俗文學的發達和對日本文學史重新評價的呼聲高漲，日本文學中來自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也不再為日本學者所忌諱。之前用漢字創作的漢詩人（如山上憶良、菅原道真、嵯峨天皇、五山詩僧、石川丈三、賴山陽、夏目漱石等）和漢詩作品集（如《懷風藻》、三大敕撰集、《岷峨集》等）的身影也開始出現在日本文學史的撰寫當中，與純日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互為觀照，甚至還出現了岡田正之等學者撰寫的《日本漢文學史》（1984）。這一現象旋即催生了燒山廣志、山口正代、川口久雄等學者對菅原道真的12卷漢詩集《菅家文草》和《菅家後集》進行注釋考證，而這類書的出版又迅速推動了日本學者對菅原道真漢詩的關注和研究，到了2003年，日本比較文學研究會還結集出版了《菅原道真論集》，收錄了藤原克巳、後藤昭雄、佐藤後雄、丹羽博之、燒山廣志、小峰和明等著名學者的40餘篇論文，將日本的菅原道真研究一下子推向高潮。

這一研究動向隨後就為我國學界所關注。1994年，吉林大學於長敏教授在《日語知識》第7期上撰寫短文《日本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該文斥800字扼要概述了菅原道真在日本社會的重要地位和他的漢詩創作成就，並選擇其詩作《去年今夜侍清涼》等的佳句予以解析。到了1997年，浙江大學肖瑞峰教授發表《論菅原道真的漢詩藝術》（《杭州大學學報》，1997年3期），分別從詩人創作層面強化漢詩的抒情功能、漢詩的造語技巧和修辭狀物手法等三個角度來討論菅原道真如何來改善漢詩創作的謀篇技巧，從而得以成為「雄視日本平安朝詩壇的一代詩伯」[1]。時隔一年，肖瑞峰又發表《從「詩臣」到「詩人」的蛻變——論菅原道真的漢詩創作歷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5期）一文，該文結合菅原道真的官場仕途經歷，主張仕途顯達期間的詩人囿於君臣身份，生活空間的逼仄和單調，限制了詩人詩作中對社會現實的認知。而隨後官場受挫，遭到貶謫的詩人在廣泛接觸社會現實後，在思想的高度、情感的真實度、視野的廣博程度和語言的日語化上都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這使得詩人從之前的「詩臣」角色中脫穎而出，成為摒棄掉流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詩人[2]。

通觀此二篇國內最早的菅原道真漢詩研究論文，肖瑞峰教授在借鑒和化用日本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別從詩作的文學性和社會價值的兩個層面著眼，討論了菅原道真在日本漢文學史上的重要學術價值。

二、比較文學視域中的菅原道真研究

到了2000年，天津師範大學王曉平教授發表論文《詩化的六朝志怪小說──詩語考釋》（《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1期），該文選取《菅家文草》中菅原道真就中國六朝志怪小說所作的題畫詩為研究對象，在考察其出典和原故事的基礎上，舉例（例如漢詩《廬山異花詩》與中國典故《神仙傳》、漢詩《題吳山白水詩》與中國典故《列仙傳》）來說明詩人作品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間的脈絡承襲，主張菅原道真的這類漢詩中「橫溢著與中國志怪小說的怪異性、神秘性、幻想性」[3]，並討論了中國志怪小說在菅原道真的漢詩中所起到的文學作品。與前文相較而言，王曉平教授論點的特徵是借用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將菅原道真的漢詩研究置放在中日文學交流史的視野中重新評價，這無疑為國內的菅原道真漢詩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研究範式，此舉一開菅原道真漢詩與中國詩人詩作的比較研究之先河。

隨後，中日文學比較的方式開始在國內的菅原道真研究上多有出現，例如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臧運發教授《日本平安時代對中國文學的移植與創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年1期）從菅原道真提倡的「和魂漢才」的漢詩寫作主張入手，指出日本平安時代漢詩在接受中國古代文學浸淫的基礎上完成自我的消化與創新的過程，從而進一步走上日本本土詩歌創作的發展道路。除此之外，還有徐順鳳和王安江合寫的《從菅原道真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對日本平安時代的影響》（《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2010年5期），此文通過分析菅原道真的漢詩中的中國儒教元素來討論唐代詩詞對於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情況。常熟理工學院副教授王京鈺論文《煩厭公務的菅原道真和杜甫》（《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4年1期）以中國大詩人杜甫為參照對象，結合菅原道真的仕途升降經歷，通過《行春詞》和《早秋苦熱堆案相仍》這兩首詩歌的異同比較來分析這種異同所帶來的不同的文學效果。2015年，王京鈺又新撰論文《菅原道真憂鬱性詩歌中的杜甫詩歌元素——菅原道真詩歌與杜甫詩歌比較研究》（《遼寧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6期），繼續挖掘杜甫詩歌中的「憂鬱情緒」對菅原道真詩歌的影響作用，菅原道真藉助這種情緒以抒發感傷、思鄉、哀嘆、離愁別恨、挫折之苦等主題。此二篇論文皆有意尋找出杜甫詩歌對菅原道真詩文寫作的影響關聯，但以此過度強調漢詩中的中國元素，很大程度上就忽略了漢詩人所生活在的日本時代背景和詩人創作作品的文學價值。為了誇示這種同質性的存在，論者甚至還認為二詩人的某些詩歌效果達到了高度的一致，這種預設結論然後論證、為了比較而比較的研究方法無疑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三、菅原道真漢詩的文本周邊研究

在比較文學研究不斷展開的另一面，菅原道真漢詩的文本價值的挖掘與分析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代表性研究有山東大學高文漢教授的《論平安詩人菅原道真》（《日語學習與研究》2002年4期），該文詳細地對菅原道真漢詩的題材（如宮苑詩、諷喻詩、閑適詩、悲憤詩、抒情詩等）進行分類舉例討論，並就詩作的風格變遷、主題的豐富性呈現、不同時期創作理念的變化等方面展開闡釋，從而主張菅原道真的漢詩是了解日本平安時期社會文化狀況的一個重要媒介[4]。

除此之外，菅原道真漢詩與其他文學形式、哲學宗教的關係也成為新的研究亮點。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姚偉麗的《菅原道真學問之神形象在凈琉璃作品中的演變》（《日語學習與研究》2008年增刊）討論了菅原道真形象在凈琉璃文藝形式中的流變情況，韋立新、彭英合寫《菅原道真與佛教淵源考》（《日本問題研究》2014年5期）通過對平安前期社會對佛教的接受、菅原道真與家族信奉的吉祥天信仰、菅原道真與法華經信仰、菅原道真與觀音信仰這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可以把握菅原道真與佛教的淵源關係，了解菅原道真家族以及菅原道真父母的佛教信仰從不同方面對菅原道真的佛教信仰所產生的影響[5]。

由於文學的社會功能日益受到文學研究的重視，這種研究也成為新世紀以來菅原道真研究的主要特色。2003年，肖瑞峰教授又發表新的研究成果，即《閃耀在濁世中的思想火花——三論菅原道真的漢詩創作》（《唐都學刊》，2003年4期），該文繼承了肖教授之前研究菅原道真漢詩的特色，獨闢蹊徑地選取漢詩人貶謫時期的作品為新的研究對象，從漢詩作品的現實價值層面著手，以此反觀菅原道真漢詩的文學價值。這一研究視角無疑大大地拓展了菅原道真漢詩研究的邊界，將菅原道真漢詩研究從之前過度倚重文學修辭性價值中解放出來，此舉意義可謂重大。另外，還有浙江工商大學呂順長副教授撰寫的《菅原道真的棋詩》（《體育文化導刊》2003年4期），單篇梳理和分析菅原道真棋詩的種類與隱逸品格。由於該論只討論了菅原道真少數幾篇詩作，而且只單個通過棋詩一個類型來討論菅原道真的隱逸詩作，未免有失全面。

四、菅原道真漢詩的專題研究

大學研究生撰寫的學位論文也是國內菅原道真研究的主要生力軍。筆者以「菅原道真」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學位論文庫檢索到學位論文8篇，其中博士論文1篇，碩士論文7篇。最早的一篇是廈門大學碩士顧珊珊所著《菅原道真的詩學——以為中心》（2007），該論從修辭、文本闡釋等層面對菅原道真創作流水對、隔句對的寫作形式和詠物詩、詠史詩的題材的差異進行了考察。隨後，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趙海濤《菅原道真隱逸漢詩研究》（2011）選取隱逸題材漢詩為研究對象，從詩人的人生經歷、文本價值的挖掘、修辭等方面，論證了命運多舛的詩人菅原道真通過借用多種修辭手法，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融入其中，最終使其隱逸漢詩最終達到文采和文質的完美結合和統一[6]。在隨後的2014年的一年時間內有5部專題研究菅原道真的學位論文發表，分別有青島大學碩士張海華的《菅原道真詠物詩研究》、呂曉寧的《菅原道真感傷詩研究》、江吉俊的《菅原道真與儒家思想研究》、河北大學碩士李莉君的《菅原道真漢詩中的和習研究》和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生王穎所著的《試論菅原道真》等。張海華和呂曉寧的論文屬於漢詩題材的專門研究，江吉俊的論文梳理了菅原道真與儒教思想的承襲關聯，李莉君的論文則從中日「和習」異同上討論了菅原道真漢詩文的美學價值。與以上相對，王穎的博士論文《試論菅原道真》就避免了以上為了凸顯中國文學對菅原道真的影響作用而過度縮小作家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刻意降低日本漢詩的文本獨立性、題材研究視野偏狹、以及技術層面單純地借鑒日本已有成果、甚至是重複研究等問題。該學位論文斥五章分別從順境中的菅原道真、逆境中的菅原道真的漢詩創作，菅原道真與白居易、菅原道真的日語文學和文學貢獻等角度展開具體研究，從而對菅原道真的文學價值進行更為全面的評判。毋庸諱言的是，王穎的《試論菅原道真》在著力評價菅原道真對日本漢文學以及和文學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方面大有建樹[7]，但是很多論證過程也存在問題，例如對單部詩文的評判過於依靠日方學者川口久雄等人的已有解讀的思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束縛論者對菅原道真漢詩解讀的羈絆；另外，論者在刻意兼顧先行研究上的全面性的同時卻缺失了博士論文該有的獨創性，從重新評判或者獨抒己見的層面並未提出全新的文學觀點，這無疑對博士學位論文該有的學術價值有削弱之憾。

2016年，吉林大學碩士楊冰滴完成學位論文《菅原道真的詩文創作——以為中心》，該論文從菅原道真漢詩的主題思想、修辭審美和對後世的影響三個維度簡要重現了菅原道真的漢詩寫作情況，從國內之前的已有研究來看，不得不說依然是缺乏立意上的創新，令人扼腕。

五、菅原道真漢詩研究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日本漢詩是中國和日本兩國文學交流史上綻放的最美麗的一朵奇葩，是日本漢詩人將中國文化與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的結晶。菅原道真的漢詩就是中日傳統文學與詩人的審美情趣有機結合後孕育而生的最傑出代表，最終使得中國古詩在日本的東海彼岸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最終成長為日本漢詩文這種獨特的文學形式[8]。

縱觀中國近二十年的菅原道真漢詩研究的已有成果，中國學者們從文本分析、影響研究、文化闡釋和宗教哲學等層面展開豐富的研究，其成果無疑是對日本乃至世界菅原道真研究的有益補充，這提升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研究的話語權。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已有研究中依然存在著的部分問題，例如有些論調依然唯日本學者研究成果馬首是瞻，在日本學者的論調背後亦步亦趨，反覆咀嚼難出新意，缺乏中國學者該有的話語聲音和研究視角；有些研究為了強調影響研究關係而過度牽強地展開比較，在此同時卻大大忽略了菅原道真漢詩的獨特性和自我性格；之外還有一些研究觀點和論證方法與之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著低水平重複之嫌，等等不足而論，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引起接下來從事菅原道真漢詩文研究的我國學者們的重視。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中國的菅原道真漢詩研究還處於一個比較基礎的研究階段，還有待於我國所有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學者們的進一步開拓。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既不能盲目地惟日本學界的研究潮流馬首是瞻，以免人云亦云缺乏中國學者該有的學術視角和學術思維，也不能動輒以中國文學的影響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能標尺，任意剪裁或者誇大菅原道真漢詩中的中國元素，而對詩人其本身的自創性和文學性避而不談。我們要以菅原道真的漢詩寫作其本身的文學價值為立足點，以已有研究和影響研究的成果為參照，客觀真實地呈現菅原道真漢詩的文本價值和文學史意義。筆者期望今後會有更多的研究者關注並研究菅原道真，一起將日本漢文學的研究推向深入化。

參考文獻：

[1]肖瑞峰：論菅原道真的漢詩藝術[J].杭州大學學報，1997（3）：32.

[2]肖瑞峰：從「詩臣」到「詩人」的蛻變——論菅原道真的漢詩創作歷程[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5）：76-77.

[3]王曉平：詩化的六朝志怪小說——《菅家文草》詩語考釋[J].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0（1）：58.

[4]高文漢：論平安詩人菅原道真[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2（4）：67.

[5]韋立新，彭英：菅原道真與佛教淵源考[J].日本問題研究，2014（5）：74.

[6]趙海濤：菅原道真隱逸漢詩研究[D].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42.

[7]王穎：試論菅原道真[D].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101-103.

[8]趙海濤：文學書寫的風景：漢詩·翻案·創作[M].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32-34.

註：上文發表於《安康學院》2017年3期。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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