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被偷襲本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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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被偷襲

井口教授注意到日本大本營（類似於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戰爭日誌。大本營的戰爭日誌顯示，東京方面存在持續的爭論——是否要告知東京方面準備結束談判，向美國開戰，根據1907年的《海牙公約》，日本政府應該這麼做。由於日本軍人在內閣中具有與平民部長相等的地位，而且他們喜歡直接向天皇奏報，他們的觀點經常能夠佔據上風。顯而易見的妥協辦法是，在12月5日用更加軟弱的語言起草一個修正的最終備忘錄發給華盛頓。這份備忘錄被美國情報人員截獲，羅斯福總統讀到這個備忘錄時，認為日本人等同於宣戰。但是他的助手們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們說，這份備忘錄別無新意。羅斯福總統準備下令，命令美國加強戰備，警告駐紮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美國軍隊防止日軍的突襲。但是他的這一想法被助手們「集思廣益」地阻止了。

在珍珠港被襲擊的前一天，日軍大本營的戰爭日誌上記錄著這樣一條信息：「我們欺騙性的外交將堅定地為我們的成功保駕護航。」所以日本軍方有意不讓日本外交官知道日本政府的計劃。

井口教授進一步發現，日本政府特地讓這條見不得光的信息在12月7日下午1點被發送到美國國務院，但是記錄顯示這條信息被赫爾國務卿接收到的時間已經是下午2:20，此時此刻珍珠港里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艦船絕大多數已經沉沒或者正在燃燒，2403名美國人已經喪生。井口教授堅持認為，這一小時二十分鐘的耽擱也是日本政府有意為之，而且這條電文中充斥了容易引起誤解的非常難以翻譯的辭彙。

正是因為井口教授有這樣的研究成果，所以長期以來日本的出版社對他的專著沒有任何興趣，因此原先的那種羅斯福總統「戒急用忍」地「允許」日本襲擊珍珠港的老舊說法仍舊大行其道。事實恰恰相反，羅斯福總統比他的助手們對於日本的報復計劃更加警覺。舉個例子，出身海軍軍官並做到了海軍部長的羅斯福總統在1941年10月和11月間，不斷得到情報人員的報告，報告顯示近日日本海軍的活動頻率突然大幅增加，總統因此非常警覺。但遺憾的是，他的擔心再次受到了他的幕僚中的那些「冷靜的頭腦」們的影響，特別是麥克阿瑟將軍自己也認為日本不會發動戰爭。根據克雷吉多島的倖存者約瑟夫·德拉·馬拉維（Joseph Della Malva）的回憶——他當時在菲律賓從事情報工作，他說，麥克阿瑟將軍斷言日本的襲擊（這也是麥克阿瑟最擔心的）不會早於1942年4月發動。所以麥克阿瑟「壓下」了一個準備在1941年10月實施的二級警備命令。麥克阿瑟的觀點在白宮也很流行，羅斯福總統在美國海軍中長期培養出來的戰爭直覺被他的幕僚們「勸阻」了。

珍珠港被偷襲

也許美國有意等待日本搶先動手的這種說法得到了陸軍參謀長喬治·C. 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麥克阿瑟將軍和駐菲美軍司令沃爾特·紹特（Walter Short）中將在11月27日的往來電報的證實，他們的往來電文強化了美國等待日本先動手的猜想。這是部分電文：「與日本的談判似乎要結束了……日本將來的行動不可預知。敵對行動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如果日本的敵意不可避免，那麼美國希望日本搶先動手。」華盛頓方面一廂情願的想法，加上對於日美爭端的明顯誤讀，這些都幫助日本的欺騙戰略取得了成功。

而且，與很多歷史學家的估計相反，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幾個星期裡面，美國情報機關並不能完全破譯日本人的往來密電。美國情報機關的密碼破譯專家當時已經破譯了日本海軍的原始密碼，將它編號為JN25-A，但是他們對於日本海軍啟用的新的密電碼JN25-B卻只能破譯很小的一部分，35000個代碼當中，他們只能破譯800個，而日本海軍在1941年12月正在使用JN25-B。所以當日本海軍在1941年12月2日下達攻擊指令——啟動新高山 1208，重複1208——的時候，美國的密碼專家不能全部地破解它的含義，他們並不知道這是日本海軍要在12月8日（太平洋時間是12月8日，在美國大陸的時間是12月7日）襲擊珍珠港。在JN25-B被美國密碼專家全面破解之時，亞洲太平洋戰爭最重要的開頭的那幾個關鍵的月份已經過去了，直到1942年初美國情報機關才完全掌握了JN25-B。

還有對戰爭的恐懼。很多歷史學家習慣於當事後諸葛亮，他們會從安全距離上看到問題，當時的很多時代背景往往被他們忽略。因為現今的絕大多數美國人對1942年的那幾個風雨飄搖的月份並沒有切身體驗，很難想像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的那段時間裡面美國和美國的領袖對於戰爭發自心底的恐懼。事實上，在美國破譯了日本海軍的密碼，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戰時工業被全面動員起來之前，可以說在1942年全年，美國的西海岸對於日本攻擊的防禦能力都是十分脆弱的，儘管美國政府不斷發布令人安心的訊息，但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於西海岸的脆弱防禦還是心知肚明的。

珍珠港被偷襲

在1942年4月18日，巴丹半島陷落之後的第9天，詹姆斯·H. 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准將成功地領導了一次對東京的日間空襲。在5月28日，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華盛頓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說，戰爭部認為日本人對美國發動報復性襲擊是不可避免的。美聯社向全球的報紙發布了一則電訊，電訊中引述了史汀生部長的話——美國軍隊將盡一切可能地迎接這次襲擊，而且他暗示日軍襲擊的地點可能是在美國西海岸。「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不能放棄我們最有效的防禦手段——盡我們一切努力做好應付日本人總攻的準備。」他說。史汀生部長還告訴一個提問的記者，儘管美國東海岸距離日本路途遙遠，但是日本人對美國的首都發動一場攻擊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杜立特空襲中喪失顏面的日本會用空軍發動對華盛頓的襲擊，這場襲擊將由……（將軍）領導……如果日本人敢空襲華盛頓，杜立特將軍將再次執行一次報復性的對於東京的轟炸。」他說道。

當時所有的美國人都非常害怕關於那些潛藏在他們中間的日本間諜的報道：比如說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個日本農民家裡發現了大批武器和日軍的制服；在珍珠港海軍基地逮捕了數十個充當勞工的疑似日本間諜；一些在菲律賓新近被日軍俘虜的美國戰俘發現，看守他們的日本士兵在幾個星期之前還是馬尼拉的一個百貨店主；一個守衛巴丹的美國巡邏隊士兵聽到一個日軍士兵充滿嘲諷地對他說：「我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畢業生。」很多本書作者採訪過的前美軍戰俘告訴作者，他們在被囚禁的生涯中，毒打他們最狠的就是那些在美國的大學中獲得學位的日本人的翻譯官們。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美國聯邦調查局手中已經有了一個770人的居住在美國的可能會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日本人名單。在1941年12月7日傍晚之前，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最高檢察長授權聯邦調查局局長J. 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f）扣留這些日本人，胡佛立即執行了總統的命令。加州司法局長艾爾·瓦倫（Earl Warren）如此描述他的觀點，他覺得，所有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都是潛在的威脅，不管他們有沒有取得美國公民的身份。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了一周後，眾議員約翰·蘭京（John Rankin）在美國眾議院宣布：「我要求逮捕在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所有日本人，把他們關進集中營……天殺的日本人！讓我們現在就把他們抓起來。」12蘭京議員可能不知道，日本人對於居住在亞洲的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白種人也是這麼乾的，基本上如出一轍。

儘管舉國沸騰，可是羅斯福總統並沒有發布9066號行政命令——宣布美國西海岸成為軍事管制區域，建立美國戰爭動員機構。直到1942年3月2日，差不多在珍珠港事件發生3個月後，他斷定日本人絕不會把滯留在亞洲的美國人送回美國之後（在不傷害他們的前提下），才這麼做。在羅斯福總統發布9066號行政命令之前，日本人手中已經掌握了超過14000名美國男子、婦女和兒童——事實上，這個問題經常被忽視，在討論美國戰時監禁日裔美國人和日本僑民的問題時，這個事實基本上不被學界和公眾輿論重視。

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人發起的種族清洗計劃是大東亞共榮圈計劃的一部分，日本人的理論邏輯基點是：「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顯而易見，在戰爭初期落入日本人手中的白種人，在日本人看來，在亞洲不僅不受歡迎，而且日本人對他們非常憤恨，憤恨了很久了。白種人的婦女是日本人怒火和輕視的特別對象，部分原因在於生活在亞洲的白人婦女大都擁有住房，而她們的住房裡的傭人都是亞洲人。日本人認為，白種人把所有的亞洲人都當作僕役看待，在亞洲重新排定座次是他們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

日本人，包括日本的軍人，每天都在想方設法地侮辱和虐待落入他們手中的數千名白人戰俘，他們對此習以為常，樂此不疲。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的6個月里，美國亞洲太平洋戰鬥部隊的俘虜和數千名白人居民，被日本公司強征為奴隸勞工。根據日本戰俘信息統計署的官方記錄，至少有79家日本公司使用戰俘充當奴隸勞工。戰俘被日本軍隊租借給日本公司，就像奴隸一樣，從一個公司轉借到另一個公司充當奴隸勞工。

對於工作的任何一個人而言，他都知道，自己付出勞動，一定會收穫報酬。但是這些戰俘們卻不知道，他們的工作也是應該被支付報酬的。但是日本的公司卻沒有向他們支付報酬，相反當一個戰俘因生病、飢餓，或者因為過度勞累而去世的時候，日本公司就會要求日本軍方向他們提供另外一名戰俘替代死去的戰俘的位置。超過4100名美國人死於強制勞動；他們絕大多數因為飢餓和疾病虛弱不堪，他們沒能挨過最後的幾個月，再過幾個月他們就會重新成為自由人。至少有11532名美國戰俘在日本的戰俘營中被處決。

對日本人有所了解的戰俘有些時候能夠聽到看守們之間的談話，這些看守認為，他們有權力虐待戰俘、有權力剋扣他們的食物，因為「他們只是骯髒的白種人」。

肯·妥威瑞（Ken Towery），守衛克雷吉多島的一個得克薩斯州士兵，他和他的部隊整個被日軍俘虜，他仍然記得在滿洲奉天的那個三菱工廠裡面日本司令官向戰俘訓話的場景。那個日本軍官說，黃種人和白種人天生就是敵人，只要亞洲有一個白種人活著，「亞洲就沒有和平的一天」。在妥威瑞的戰俘營中，日本人盡一切努力地「保障亞洲的和平」。一開始有1500名白人戰俘要被日本人用商船新田丸於1942年1月運到滿洲，500名戰俘被丟到了日本，因為他們實在太虛弱，已經無法承擔在滿洲的工作了。有80名戰俘在朝鮮的釜山被丟下了船——因為他們病得太厲害了，成為運輸的負擔了，他們也經不起更長途的運輸了。船航行在海上的時候，因為密閉船艙的惡劣生活條件，又有幾名白人戰俘死去。新田丸上的戰俘只有920人活著到達了奉天。在這920人中間，在第一個冬天就有300人因為極端的嚴寒而被凍死，日本人強迫他們居住在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半地下、用泥土壘起來的兵營中，這些兵營是幾年前由中國士兵建起來的。「我們在第一個冬天的一天里埋葬了176名戰俘。」妥威瑞在2000年3月回憶道。

在獲得解放的那一天到來之前，日本人曾經計劃要將所有白人戰俘全部殺死——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能活到戰後。這個關於人力資源的太平洋戰爭的特殊政策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形成了，而且要被精確地執行，日本人認為所有的白人男性、婦女和兒童都不能活到戰後，以免他們講述在日本佔領的遠東地區經歷的戰爭暴行。由於日本受到美國原子彈打擊，很快宣布投降，日本的滅口計劃沒有被完全實施，但是這一計劃還是被部分實施了，日本人執行這些計劃的命令都是軍方領導人通過下達口諭完成的，日本的軍方領導人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他們的種族滅絕計劃在戰後難以被調查，他們不希望這些命令被攔截、被記錄，存在被重新檢索的可能。

在1995年在紐約的國際新聞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專家討論中，美國海軍陸戰隊老兵約翰·里奇（John Rich）（他戰後在東京擔任了20多年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派駐日本的記者站站長）評論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場時說：「這場戰爭是一場種族戰爭，一場骯髒的戰爭。」從戰爭一開始，大洋彼岸的美國和日本就開始打一場種族戰爭。現在很多日本公司的巨額財富就是這場種族戰爭的證據。和德國公司和德國政府不同——德國公司和德國政府加起來已經為他們在戰時使用奴隸勞工向受害者支付了大量的賠償，但是沒有一家日本公司向戰爭期間為他們創造不義之財的戰俘勞工賠償一毛錢。

為什麼？因為直到現在，從來沒有人向他們提出過這樣的要求。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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