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用「敲骨師」，敲斷身上的某根骨頭——盟軍戰俘逃避工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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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這裡，香煙是主要貨幣，米飯和湯是輔助貨幣，20包煙換一支牙膏》，上一篇中坦尼記錄了自己在17號戰俘營，為給休利特醫生提供了用於製作戰俘病歷的紙張，與日本監工之間進行了的一次成功的黑市交易。本篇記錄了一個讓人驚訝的現象，即當工作或是情況變得不能忍受，當一個人覺得再待在礦井下末日就會來臨時，他就會想辦法逃避工作，逃避工作的代價是忍飢挨餓、傷筋動骨、皮開肉綻，甚至是失去生命。最保險的方法是，僱用有經驗的「敲骨師」，讓他幫忙敲斷身上的某根骨頭，要麼自己弄傷自己的手、胳膊或是腳。並且「敲骨師」是有報酬的：弄斷一隻手或者腳，5份米飯；弄斷一隻胳膊或者腿，10～12份米飯。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慢慢適應了這種單調的重複性勞動，以至於很多兄弟能在鏟煤時睡著。我們的身體極端疲憊，就像巴甫洛夫試驗中的狗一樣，我們的身體也能下意識地機械性地完成鏟煤這個動作。我提醒自己千萬不能睡著，一直認真地注意著井下的每一件事。

當工作或是情況變得不能忍受，當一個人覺得再待在礦井下末日就會來臨時，他就會想辦法逃避工作，逃避工作的代價是忍飢挨餓、傷筋動骨、皮開肉綻，甚至是失去生命。最保險的方法是，僱用有經驗的「敲骨師」，讓他幫忙敲斷身上的某根骨頭，要麼自己弄傷自己的手、胳膊或是腳。「敲骨師」服務的報酬標準是：弄斷一隻手或者腳，5份米飯；弄斷一隻胳膊或者腿，10～12份米飯。這是一個技術活，畢竟他們需要保證傷勢痊癒後不再複發。

盟軍戰俘勞工

不過，很多逃避工作的方法造成了長期的消極影響，有些影響是致命的。我們發現如果抽了在碘液中浸泡過的煙，人的肺部會像那些感染了肺結核的病人的肺部那樣，在X光片上留下黑色斑點。於是，一些膽大的人抽那些在碘液中浸泡過的煙，然後在日本人面前裝模作樣地劇烈咳嗽。幾個星期後，他們會住到傷病員病房，繼續在日本和美國醫生面前令人討厭地咳嗽。日本人非常害怕肺結核，他們會命令他去胸透。一旦傳回肺部有斑點的消息，日本人會把他送到一間離營區非常遠的專門安置肺結核病人的屋子裡隔離起來。他們每天只准戶外活動半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處於被監禁狀態。不幸的是，這間「肺結核屋子」里也可能住著一些真正感染了肺結核的人。結果，那些為了逃避工作假裝得了肺結核的人被傳染，真的得了肺結核。他們不會得到救治，只能悲慘地死去。

儘管休利特醫生醫術高明，而且會因陋就簡制定許多替代治療方案，但是他缺乏手術的必要器械和藥品，我們的手術都是在破爛的醫務室里做的，正規醫院的無菌化操作對我們來說只是奢望。不過醫生沒有辦法，為了救命，他會在任何時間、地點果斷地進行手術。他沒有權力讓我們不用工作，但是他會盡量讓患病的人覺得舒適一些。如果營房裡有人重傷或者重病，他會頂住日本人的壓力，盡量延長傷者和病者的休息時間。日本人要求每個營房必須有95%以上的人參加勞動。

有一天晚上，我的身體非常糟糕，覺得自己實在堅持不到明天了。趁日本礦工不注意，我找了一截綁在纜車上的堅硬的金屬繩，這根繩子大概有10英寸長，直徑大概有3英寸。我偷偷地把它放在飯盒旁邊。等在我附近工作的日本礦工走遠時，我左手立即抓著支撐頂板的樹榦的末端，用右手抓住那根繩子，使出全身力氣抽打左手。左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紅色腫塊，被線頭刺破的皮膚也開始淌血，鑽心地疼，我咬牙沒叫，但是疼痛使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我確信一個帶有全部食物供給的兩周假期將會屬於我，因為我是在為天皇工作時在生產線上受的傷。

在大牟田工作的戰俘

當那個日本礦工回來時，我假裝鏟煤，幾分鐘後製造了一場小小的塌方，煤堆頂部的煤滾到了地上。我大叫一聲，舉起了「斷了的手」，我要讓日本監工看到我受傷。所有在場的人，包括日本礦工在內，都覺得我傷得很重，乾淨的布條，很快就被拿了過來，組裡的兄弟幫我把流血的「斷手」包紮起來。日本監工讓我休息，等晚上下班和兄弟們一起回去。

晚上我回到營房，立刻被帶到醫務室。休利特醫生檢查了我的手說：「看起來很糟糕，不過你很幸運，骨頭沒有斷。」我當時真覺得醫生太古板了，他不知道我為這次受傷付出的代價。只要他開口說一句，我就能如願以償了。我決定下一次花大價錢找一個「敲骨師」，把活幹得漂亮一點。

既然骨頭沒有斷，日本人讓我明天繼續工作。第二天我回到礦井裡的時候，日本監工誇我「帶傷工作，是個真英雄」。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用剩下的健全的手挖煤，日本監工很體諒我，沒給我提任何工作要求。

一個月後，我總算自己弄斷了左手，因為我不是左撇子，右手要比左手靈活，不想讓自己的右手冒永久殘廢的風險。第二次的疼痛比第一次劇烈多了。我沒花錢請「敲骨師」干這件事，我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造成不好的後果。

一個更加聰明的逃避工作的方法是製造潰瘍，而這正是我的專利。我製造的潰瘍連醫生都看不出來是假的。首先我用一個鋒利的工具，例如有尖頭的小刀或大頭針，刺破踝關節上部的皮膚，大概刺20次左右，讓腳流出一點點血。然後用從鹼性肥皂上刮下來的糊，再找來一些覆蓋在廁所里排泄物上的鹼性粉末，把它們混合在一起搓成五分鎳幣大小的小球。把小球壓扁，貼在流血部位，用繃帶紮緊。第二天早上拆掉繃帶，就會出現一個完美的痂，忍受一點疼痛，把痂弄掉，就會出現一個很新鮮的、完美的潰瘍，於是就可以去找醫生了。醫生診斷我有一個潰瘍正在形成，命令我幾天不要工作，以確保潰瘍癒合。「潰瘍」癒合不是由我的身體說了算，是由我的腦子說了算，我想讓它什麼時候癒合，它就什麼時候開始癒合。

過幾天，我再次擴大「潰瘍」，如法炮製，搓一個有兩個五分鎳幣大的小球敷在傷口上，第二天早上解開繃帶，摳掉痂，「潰瘍」就擴大到兩個五分鎳幣大小。醫生會讓我繼續休息。大概這樣做了一個星期，直到潰瘍變得有一美元硬幣大小，我才開始讓它癒合。這樣做醫生不會懷疑，我自己也滿意——又有一周可以不為日本人工作，還有比這更棒的事情嗎？

盟軍戰俘

為什麼總在腿的下方製造潰瘍呢？因為小腿和腳部潰瘍，在骯髒的礦井中更易感染，而且會讓日本人覺得我行走困難。我做的潰瘍，逼真程度可以騙過休利特醫生，日本兵更是看不出來的。我從來沒有當著大夥的面，製造潰瘍，但是我發現這種方法，還是被偷學了。在剩餘的戰俘生涯中，至少有200人，使用我發明的方法，逃避工作。我們為日本人的勝利設置了障礙，哪怕只是小小的障礙，也讓我們覺得高興。

故意受傷逃避工作的風險其實很大。就拿斷骨來說吧，首先斷骨的地點必須在礦井裡面，被日本礦工或監工撞見可不得了，敲斷骨頭的力度大了或者小了也不行，塌方的程度也要精確把握，小了不頂事，大了可能把整個人埋進去。這些都要恰到好處地把握。如果成功地斷骨、潰瘍，他就可以被送到醫務室或待在營房休養，還能得到足額的食物。如果是在礦井以外的地方斷骨，只能獲得一半的食物供給。因為生病不能下井，一天只能吃兩頓飯。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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