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天作之合」

導讀：作為20世紀中國的重要標誌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以如椽之筆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他們之間的「天作之合」不僅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學境界。

作為20世紀中國的重要標誌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以如椽之筆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他們之間的「天作之合」不僅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學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雖不乏兩人並稱的例子，但與「毛、周」相比，其遜色之處便不難立見。國外學者曾用「航海家」與「水手長」、「理論家」與「實行家」、「董事長」和「執行董事」、「海洋」與「海岸」等多種比喻，力求逼近兩人關係的本質。

(一)

天安門廣場矗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名由毛澤東手書，碑文由毛澤東撰文、周恩來手書。毛澤東的書法筆走龍蛇，氣勢恢宏，周恩來的手書藏鋒守鍔，井然有序。這座紀念碑是他們政治上合作的一個象徵。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認為，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有他和周恩來兩人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在遵義會議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高於毛澤東。遵義會議後，周恩來則成為毛澤東的主要政治助手。其後的四十餘年，他們一直維持著這種合作的格局。可以說，兩人政治合作的時間之長、內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打破了世界紀錄。當然也不可否認，在數十年的風雨歷程中，他們之間也曾有過分歧乃至文化心理上的隔膜，然而並未從根本上影響到他們相知互信的合作關係。回首往事，毛、周心路歷程的盤郁錯雜、跌宕起伏，總能引發人們的無限興味。毛、周合作關係的長期延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這首先自然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負使他們走到了一起。但是僅僅指出這一點並不足以說明問題，其他的重要原因還有很多，我想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由差異產生的互補效應。毛澤東、周恩來在出身、經歷、性格、氣質、思維方式、知識結構、愛好特長等方面有著廣泛而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就其主導性方面來說，並未成為他們之間合作和溝通的障礙，而是相反相成，產生出巨大的互補效應。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另一位哲人晏嬰說：「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毛、周的政治合作正是一種基於差別性產生的和諧，也就是和而不同。毛澤東富於激情，舉重若輕，有縱橫江海、氣吞山河的氣勢；周恩來則富於理智，舉輕若重，有經緯萬端、各得其宜的才華。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毛澤東的務實與理智，周恩來的激情與浪漫，在許多領域和方面也有充分的體現。

日本學者鳥居民認為，毛澤東偏於理想主義色彩而周偏於現實主義色彩，二人互補性很強。1957―1958年間毛澤東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表現了他浪漫主義者的色彩，而周恩來的務實色彩及勤奮工作，對於彌補毛的不足，挽回一些重大損失起了重要作用。 美國學者約翰·吳德施指出：「在性格上，周與毛互有補充。他們是國民生活中兩種成分的象徵：一種是幾個世紀以來受統治者們和地主階級壓迫的農民大眾，另一種是受儒家思想熏陶而難於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他們到處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凌辱，又在外國侵略者面前束手無策；於是思想激進起來。兩種成分匯合，形成紅色浪潮，席捲了整個中國大地。」 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特寫還作了這樣的評論：周恩來的才能「一直同毛的任性而富於幻想的才能配合得很默契。毛的天才表現在探索廣泛的理論問題，不像周那樣擅長管理行政大小事務」。 但是，並非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所有相異之處，都能和諧相濟，特別是到了毛澤東的晚年這段時間，他們相互的不同之處，有許多不僅不能互濟互補，而且成為他們相互溝通的障礙，這主要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特定落後因素使然。

其二，由相知而產生的相互依賴。毛澤東、周恩來彼此有著很深的了解，對對方的為人和心理特點都心中有數。毛澤東認為周恩來「是個好人」，他沒有個人野心，因此也從不拉幫結派，而且他精明能幹，辦事極負責任。反過來，周恩來視毛澤東為「帥才」，是理想的領軍式人物，他善於抓主要矛盾，不喜歡在細節問題上作過多的糾纏。這種由相知產生的相互依賴，使他們之間的智能互補獲得了更為堅實的基礎。埃德加·斯諾說過：「他們兩人的關係，最恰當的說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人的工作作風和性格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輔相成，共事37個年頭，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賴。」 加拿大學者切斯特·朗寧在《中國革命年代回憶錄》中寫道：「在毛身上，周看到一個受革命的西方思想鼓舞著的領袖人物，看到一個根據自己是農民兒子的經驗而創造發明了一個新型務實主義的中國哲學的人。周自己沒有個人野心。他在毛身上，看到作為領導人應具備的品質，而這些品質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一個人深深紮根於中國的農民階層，並且已為導致現代革命的變化獻身，只有這種變化，才能使國家現代化和挽救中國。在周身上，毛看到對事業全心全意獻身，準備做任何犧牲的一個聰明過人、寬容大量、第一流的組織者和政治家。他在周身上，看到他具有鼓舞別人獻身革命的卓越才能，而這樣的革命能夠把中國從外國壓迫和內部一蹶不振的狀態中挽救出來。」

毛澤東講起話來，常常是海闊天空，國內國外，滔滔不絕，但綜合起來，要點何在，如何貫徹，別人未必全明白，但周恩來卻領會得比較透徹。餘下的事就由他組織去辦，而且辦得井井有條。著名學者梁漱溟先生向來是不大輕易抬舉人的，但他承認「周恩來是絕頂聰明的人」。周恩來有罕見的把握事務本質的能力，他能從一大堆複雜的事務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解決的，而把無關緊要的東西撇置一旁。即使是一團亂麻他也能迅速理出頭緒，所以毛澤東多次稱讚周恩來是個「好管家」。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才智十分佩服，但他也並非在毛澤東面前誠惶誠恐。有人認為延安整風後，周恩來便對毛澤東產生了某種迷信和恐懼，我並不這樣認為。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周恩來發表意見還是相當坦率的，如1954年他便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說我國的自然科學很落後，社會科學不一定落後，革命勝利了，又有毛澤東著作。不，社會科學的水平還是很低，革命的勝利是由於政治覺悟，我們還很少把革命經驗提高到科學理論水平上來。」 這雖然講的是事實，但在黨內敢說這種話的恐怕也不多。由此說明在與毛澤東的關係上，周恩來當時的心態是比較自由和放鬆的。當然，在政治舞台上，周恩來也自有他的一貫風格，這便是擁護特定時期的最高領導人，不組織屬於自己的宗派，避開意識形態的爭論，對外部環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適應性。

(二)

社會上普遍流行一種說法，即毛澤東是決策者，周恩來是執行者，或者說「謀事在毛，成事在周」。這種說法一般來講當然是對的。自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周恩來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並固定下來，毛澤東統籌全局，著重於戰略設計，周恩來負責具體組織和政策的執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周恩來還有意識地使自己主要扮演執行者的角色。建國初期，有人曾問過周恩來：你為什麼不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周恩來說：你怎麼也講這個話？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有那麼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這樣的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 這些情況難免給人們乃至不少研究者這樣一種印象，即周恩來沒有多少思想和決策能力，從而直接影響到對毛澤東、周恩來之思想比較的深入。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很難設想，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不需要經常做宏觀上的戰略思考。實際上，周恩來也是一個有戰略眼光和重大決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國人詹姆士·麥克唐納的說法比較近情。他認為周恩來扮演著兩個角色，一是在政策決定之前當顧問，二是在政策決定之後當執行者。 在不少宏觀問題上，他的思想和毛澤東是有差別甚至是有重大差別的，而且即便是執行決策，也不是一個簡單機械的推演過程。周恩來多次說過，毛澤東是搞戰略的，他只能搞點戰術，當助手是否當得好，還沒有把握。這雖然是自謙之詞，但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實施政策的過程是一個與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因而也需要講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時還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周恩來許多重要的理論創見恰恰是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產生的，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國的文藝政策。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後，文藝政策是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基本依據的。但由於時空的轉換，這個講話的不少內容並不完全適應變化了的現實。周恩來正是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在新的歷史制高點上推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

毛澤東的思想自成體系，這是公認的事實，至於周恩來的思想是否是一個體系，這裡不作妄斷，但周恩來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諸領域的問題進行過深湛的思考，卻無人可以否定。周恩來知識結構上的均衡，在國內外的政治家中都是罕見的。毛澤東的思想與周恩來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題、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層次等問題上構成十分複雜的對比關係，只有進行紮實的比較研究，才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他們的政治性格和理論貢獻，以及他們的一致與分歧對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

首先，從不同的主題來比較。毛澤東一生主要的理論創造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對中國國情的熟悉和對人民大眾需要的敏銳直覺，使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成功結合，圓滿地解決了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重大歷史課題。在怎樣推翻一個舊世界的問題上，無人比他更有辦法。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也有若干重要的理論創造，其中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所取得的正確認識，後來被有機地融匯到鄧小平理論之中。但從總體上看，在怎樣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方面，他的知識和經驗逐漸呈現出較大的局限性。與之相比，周恩來缺少毛澤東那種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領袖人物的超凡想像力，特別是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國情的認識與毛澤東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遵義會議上，他全力推舉毛澤東，說到底，是因為他深信這場革命註定需要一位深諳中國各階級各階層的狀況和習性，以及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和運行規律，而且具有傑出軍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來領導才能成功。然而，在怎樣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方面，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周恩來特別富於遠見卓識。他牢牢抓住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幾個重要條件，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尊重知識分子、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等。當然，囿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周恩來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尤其是他也難以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其次，從不同的領域來比較，毛澤東的軍事和政治才能舉世公認。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的軍事和政治謀略使中共屢屢出柳暗而見花明。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推舉為黨和紅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這決不是什麼偶然。對於一個從事武裝鬥爭的政黨來說，軍事才能是決定誰成為領袖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周恩來最早就是把毛澤東當作一個軍事天才來看待的。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受到排擠，而周恩來卻儘力爭取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作戰。他在給中央局的電文中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延安時期，周恩來又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在政治上縱橫捭闔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說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這表現了對毛澤東領導能力的心悅誠服。

反過來，周恩來的外交和經濟才能也有口皆碑。周恩來對世事的洞明和對人情的練達，是他成為卓越的外交家和談判能手的重要條件。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在黨內黨外都有廣泛的聯繫，甚至在敵對陣營中也擁有數量不少的朋友。拿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的話來說，即使是魔鬼他也能從其身上榨出一些好處來。蔣介石曾經感嘆：周恩來「的確是一個不易應付的對手」。毛澤東向赫魯曉夫介紹說：「周恩來很有才幹，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他比我強，很善於處理各方面的關係，靈活地解決問題。」 建國前，中共對外所有的重大談判、交往活動都是由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然後主要交由周恩來等具體執行的。即使是1945年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雖然談判的方針、決策在毛澤東主持下於延安早已確定，但具體談判事宜仍由周恩來主持與對方進行。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對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拓展中國的外交空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異」、「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的外交空間，而且在理論上也是對外交學的重要貢獻。

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組織者，周恩來致力於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但他的努力在毛澤東的強力干預面前屢遭挫敗。許多學者如李銳、廖蓋隆等都曾指出毛澤東不太懂現代化的大生產，不擅長經濟工作，這是實事求是的說法。毛澤東對經濟建設的複雜性缺少認識，1958年初他曾經說過：「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麼複雜，那麼多學問?」 在毛澤東看來，天下之難事莫過於打仗，既然打仗都難不倒他，那其他的事自然不在話下。他沒有意識到經濟規律這個無形的「敵人」比戰場上有形的敵人更難對付。而周恩來在1957年3月卻指出：不能說建設比革命容易，「在某一個意義上說，建設比起萬里長征來，可能是困難要少一些。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在我們這樣落後的經濟基礎、落後的文化基礎上，我們的知識這麼有限，我們對於建設、對於科學的經驗這麼少，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 。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採取降溫和減壓的方針，但卻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從1958年起，毛澤東到前台指揮經濟工作，發動「大躍進」，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災難。經此一劫，毛澤東才認識到經濟工作並非如他想像的那麼容易，同時也才真正了解了周恩來的經濟才能。1960年他在《十年總結》一文中寫道：「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 周恩來畢竟在日本、法國等地留學過，比很少踏出國門的毛澤東視野更為開闊一些。他熟悉現代化的大生產，懂得要切實地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講，由於「大躍進」的折騰，農民的底子甚至不如開國初期。因此，他強調建設時期的工作絲毫大意不得。

再次，從不同的層次來比較，毛澤東在宏觀決策上比周恩來顯得更有辦法，而周恩來在中觀微觀決策上又顯得比毛澤東更為在行。毛澤東的特點是「大」，他總是確定某種理論和某項計劃的大輪廓，而把細節留給行政人員。周恩來雖然也長於戰略，但他更長於戰術和執行計劃，他可說是毛澤東手下最出色的行政人員。僅舉一例，毛澤東的統戰謀略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這當然高明之至。但是，這個宏觀上的統戰謀略畢竟還是很抽象的，要將其貫徹下去，收到實際的成效，則必須將其分解和具體化到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中去。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上述統戰謀略及其在各個領域的論述，制定出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軍事工作、民眾運動、地方和黨派關係等各個方面的更加具體的對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應當指出，毛澤東雖然更注重宏觀方面的決策，但他對許多中觀和微觀問題也是很關注的。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平心而論，在宏觀上作出正確的決策很不簡單，但要把正確的決策貫徹得正確也誠非易事。而毛澤東、周恩來正是難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一顆樹的政治家。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講話時說，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在給柳亞子的信中寫道：「周公確有吐握之勞。」

（三）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這充分表明，毛澤東的思想和周恩來的思想在整體上同屬於毛澤東思想體系，而毛澤東無疑是該思想體系的主要創立者。相應的，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周恩來也在諸多領域和方面補充、豐富和完善了毛澤東思想。追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一般而言，毛澤東的理論建樹和實際影響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就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深刻性來說，周恩來在許多領域、許多方面是不能與毛澤東等量齊觀的。

本書將重點放在毛澤東、周恩來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不同領域思想的比較上。這種專題性的比較，決非是將毛澤東、周恩來放在同等地位的「二元比較」，而是出於理論研究邏輯性和清晰性的考量。過去，許多學者也致力於毛澤東、周恩來在思想上的比較研究，但不少論述既失之簡略，又失之籠統，難以讓人們清晰地、真切地了解和把握周恩來補充、豐富、完善毛澤東思想的過程和表現。有鑒於此，本書才採取了這種專題比較的方法。再者，既然是出於比較研究的視角，那麼本書就既不可能也無必要涉及毛澤東思想的所有方面，而是堅持有比較價值的就比較，無法比較或沒有比較價值的就不比較，盡量做到在方法上更合理一些，在結論上更清晰一些。

通過對比分析，我認為他們的思想主要表現為如下幾種關係：

一、創始與發展的關係。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在思想關係上的主要形態。毛澤東是創始者，是原動力，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歷程中，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論、基本政策和基本方針，而周恩來作為執行政策的大師，在實踐中對毛澤東思想又有許多重要的補充、豐富和發展。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文藝方針和外交政策方面表現得尤為顯著。

二、相互補充、交相輝映的關係。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不少問題上的思想具有互補性，結合起來便能構成「完璧」。如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問題上，毛澤東創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並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基本方針,而周恩來也把他與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共事的經驗上升為理論，闡述了民主黨派的性質以及它們成為中共領導之下的參政黨的歷史必然性，從而共同構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理論。

三、互相借鑒、螺旋上升的關係。在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規律的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的思想常常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借鑒中螺旋式、滾動式發展的狀況，如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的理論等便屬於其中的典型。

四、同中有異或異中有同的關係。毛澤東、周恩來在一些問題上雖然基本觀點相同，但強調的側重點有所差別，如在政治與技術的關係上，他們都追求兩者的統一，可是毛澤東偏於「政治」，而周恩來則偏於「技術」。在某些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儘管呈現出明顯的思想分歧，但在「異」中又有相同之處，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得最為突出。

五、先異後同或先同後異的關係。先異後同這種情況在關於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有顯著的體現。1955年底，中國經濟建設開始出現分別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兩種不同的思路，並演變為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之爭。在經歷「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之後，毛澤東、周恩來的經濟建設速度思想趨於一致，認為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至少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先同後異這種情況主要表現在1957年後。毛澤東的思想逐步向「左」的方向發展，而周恩來則力求堅持原來共同的正確觀點，或者試圖沖淡「左」的思想影響。在階級鬥爭、知識分子等問題上他們呈現出較大的思想差異。

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在思想上的許多差異，除了性格、經歷、知識結構等因素外，還與他們承擔的角色和工作分工不同有關。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自然特別關注發展目標和方向問題，而周恩作為政府總理，每天與事務和數據打交道，自然也特別關心人才、技術等問題，力求以切實可行的速度和真實可見的成就推動歷史的進程。

(四)

周恩來逝世當月，美國《時代周刊》發表題為《永訣》的專論，文章認為：「不可避免地，未來的歷史學家回顧1949年以來中國的變化時，會把那個時代稱為『毛澤東時代』。可是，也不妨公平地稱之為『周恩來時代』。這樣說，也是天公地道的。」 美籍華人學者張大衛說：「總而言之，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僅僅為具有舵手風度的毛澤東的過激理論所指導，而是在任何必要的時候，也受到周恩來穩健領導風度的影響。」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則從更深廣的歷史視野作出這樣的判斷：「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則可能會被燒毀，只剩下一堆灰燼。」

以上只是就毛、周生前的影響而言，至於身後的影響，學界也發表了一些看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石仲泉的觀點。他認為，就毛澤東與周恩來相比較而言，最有影響的可能是「毛澤東的思想，周恩來的精神」。他強調，這麼界定絲毫不意味著要貶損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作用，也不是說周恩來沒「思想」，毛澤東沒「精神」。任何比較都只有相對的意義，都只是就某個方面突出某個特點的比較。毫無疑問，這兩位領導人對後世的影響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對來說，毛澤東的思想理論的影響比其精神風範的影響更為突出，周恩來的精神風範影響比其思想理論的影響更為強烈。

人們普遍承認，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具有巨大歷史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生前的影響相對身後的影響更容易把握一些，因為它們有既成的、凝結了的經驗事實作為判斷的依據，而身後的影響固然也有經驗事實作為思考的前提，但對於未來漫長的歷史進程來說，過去的２０多年只是短暫的一瞬。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他們的歷史影響才會看得更真切一些。不過，評價人物是人類思維的一種本能，也是人類歷史主動性的體現。毛澤東一生充滿著激越和挑戰的情懷，打定主意要使中國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經過幾十年的與天奮鬥、與人奮鬥，毛澤東晚年有不少的困惑，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他多次說過，他快要去見馬克思了，並要和馬克思討論一些問題。究竟他要和馬克思討論些什麼。我想，毛澤東晚年最大的困惑恐怕是歷史發展的客觀決定性力量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係問題。毛澤東一生對人性的改造懷有極大的興趣，並使中國人嘗試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方式。他的強力實踐證明了人性的改造是何等的艱難!毛澤東的精神遺產的大部分，特別是他的兼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雙重特徵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面對強敵迂迴圖存出奇制勝的軍事戰略戰術、將時代際遇與個性特徵熔於一爐的詩詞詩學等等將會內化到人類的智能結構中去，而某些精神遺產則將會以教訓的形式長期地警示人類。作為一個執掌最高權力的思想家，毛澤東進行了廣泛、有些甚至是冒險的社會試驗，無論其造成了怎樣的後果，都值得人們反覆地加以研究。與毛澤東相比，周恩來留下的主要思想遺產是他的務實主義哲學。他歷來關注政策的明智及其功利價值。雖然他有執著的共產主義熱情，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保持清醒和務實的頭腦。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將知識分為三類，即理論的知識、實踐的知識和鑒別的知識。所謂鑒別的知識，只能從比較研究中得來。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學界對毛澤東、周恩來的分別研究都已取得長足的進展，這就無論從史料的積累，還是從學術本身發展的規律來說，都需要學界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毛澤東、周恩來的比較研究課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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