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鵬 唐子來｜上海中心城區的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特徵研究｜2017年第3期

【提要】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提出15分鐘社區生活圈的概念，並制定了《上海市15分鐘社區生活圈規劃導則（試行）》，要求提供就近就業空間和機會，促進居住和就業適度平衡。針對上海中心城區，以街道為空間單元，提出職住空間匹配的動態測度方法，基於人口和經濟普查數據，對於2000-2004年和2010-2013年兩個時段的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特徵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呈現出相互分離的演化過程，由此導致職住空間匹配程度有所下降。研究指出，住房開發和產業轉型分別影響上海中心城區的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及其演化，城市規劃應當引導住房發展和產業發展之間的時空協調，不斷提升社區生活圈的職住空間匹配水平。

【關鍵詞】

職住平衡；空間匹配；上海中心城區；社區生活圈

（原文刊於《城市規劃學刊》2017年第3期, 限於篇幅，部分章節有刪減）

本文以上海中心城區的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特徵為研究內容。首先，提出職住空間匹配的動態測度方法；然後，基於人口和經濟普查數據，對2000-2004年和2010-2013年兩個時段的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特徵進行分析；最後，解釋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並提出相應的規劃建議。

1 研究方法

1.1 時空範圍

由於測度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特徵需要居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數據，研究涉及兩個主要的數據來源。居住人口數據來自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就業崗位數據來自2004年的第一次經濟普查和2013年的第三次經濟普查。在人口普查和經濟普查時間略有差異的前提下，限於數據的可獲得性，基於2000年的居住人口分布數據和2004年的就業崗位分布數據、2010年的居住人口分布數據和2013年的就業崗位分布數據進行職住空間匹配分析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由此形成2000-2004年和2010-2013年作為兩個研究時段。

研究的空間範圍是上海中心城區，以街道（鎮） 作為空間分析單元，並進行適當修正。一是上海中心城區的建設用地近年來不斷向外擴張，已跨越外環線邊界，形成中心城區與周邊區域的連綿發展，故將外環線外建設用地比例超過50%的空間單元納入研究範圍；二是基於相關學者對於上海中心城區的通勤區識別（李健，寧越敏，2007；鈕心毅，丁亮，2015），對於研究範圍進行相應的調整。為此，研究範圍的總面積約1100km2，涉及135個空間單元（圖1），包括外環線以內和跨越外環線兩側的128個空間單元、外環線以外的7個空間單元。本項研究將在中心城區、分區（地域、圈層） 和街道（鎮） 三個空間層面上，分析職住空間匹配及其演化特徵。

圖1 研究範圍

1.2 分析方法

1.2.1 空間基尼係數

採用空間基尼係數的分析方法，分別測度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集聚度。基尼係數介於0-1之間，基尼係數越大，表明常住人口或就業崗位的空間集聚度越高，分布更趨失衡；反之，分布更趨均衡。空間基尼係數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G為常住人口或就業崗位地域分布的基尼係數；Pk為常住人口或就業崗位數量的累積比例，k=0,1, 2,……n，P0=0，Pn=1；Sk為地域面積變數的累積比例，S0=0，Sn=1。

1.2.2 相關係數和變異係數

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之間空間匹配的總體水平可以採用常住人口密度和就業崗位密度之間的相關係數作為表徵，而職住比的變異係數表徵了離散程度。相關係數較大和變異係數較小，表明職住空間匹配的總體水平較高；反之，表明職住空間匹配的總體水平較低。職住比的計算公式為：

JHRi =Ji /Hi （式2）

式中：JHRi為i空間單元的職住比，Ji為i空間單元的就業崗位數量，Hi為i空間單元的家庭或居住單元數量，本文以常住人口數量進行核算。經測算，研究範圍內2000-2004年和2010-2013年的整體職住比分別為0.50和0.52。

1.2.3 區位熵

採用區位熵的方法，分析職住空間匹配的具體分布格局，各個空間單元職住比的區位熵為該空間單元職住比與整個研究範圍職住比的比值。區位熵的計算公式為：

LQi =(Ji /Hi)/(J/H) （式3）

式中：LQi為i空間單元的區位熵，Ji為i空間單元的就業崗位數量，Hi為i空間單元的常住人口數量，J為整個研究範圍的就業崗位數量，H為整個研究範圍的常住人口數量。依據上海中心城區的通勤區範圍識別，研究範圍內總體上職住平衡。一個空間單元的職住比區位熵接近1，表明該空間單元的職住比接近研究範圍的職住比，意味著職住較為平衡；一個空間單元的職住比區位熵明顯大於1或明顯小於1，均表明該空間單元的職住失衡。職住比區位熵顯著大於1，表明就業主導屬性；職住比區位熵顯著小於1，表明居住主導屬性。

2 職住空間分布與演化特徵

2.1 常住人口空間分布與演化特徵

2000-2010年，研究範圍內常住人口密度從1.01萬人/km2提高到1.26萬人/km2，根據式1計算得到2000年和2010年研究範圍內常住人口空間分布的基尼係數分別為0.40和0.26，表明伴隨著常住人口的密度均值提高，常住人口在各空間單元的分布更趨均衡。

從空間分布上看，無論是2000年還是2010年，上海中心城區常住人口密度均呈現出核心高於外圍的圈層格局和浦西高於浦東的地域格局（表1、圖2）。

表1 2000年和2010年分區層面上常住人口密度及其變化

圖2 2000年和2010年街道層面上常住人口密度及其變化

從演化特徵來看，呈現出幾個特點：在地域維度，浦東和浦西的常住人口密度均有提高，浦東的常住人口密度增長速度顯著快於浦西，儘管浦西的常住人口密度始終高於浦東，但兩者差距趨於縮小；在圈層維度，整體上呈現內降外升的特點，內環內的常住人口密度下降，其他三個圈層的常住人口密度上升。無論是2000年還是2010年，常住人口密度是從內到外依次遞減的，但從2000年到2010年，常住人口密度的增長率是從內到外依次遞增的，外環外高於中外環，中外環高於內中環，內中環高於內環內。常住人口密度降低的空間單元主要集中在內環內的傳統高密度地區、外圍產業園區和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所在空間單元。

2.2 就業崗位空間分布與演化特徵

2004-2013年，研究範圍內就業崗位密度從0.51萬人/km2提高到0.66萬人/km2，2004年和2013年就業崗位空間分布的基尼係數分別為0.39和0.31，表明伴隨著就業崗位密度的均值提高，就業崗位在各空間單元的分布更趨均衡。需要關注的是，與兩個時段的常住人口相比，2004年就業崗位空間分布的均衡性略高於2000年常住人口，而2013年就業崗位空間分布的均衡性則低於2010年常住人口，表明常住人口空間分布的均衡性提升幅度大於就業崗位。

從空間分布上看，2004年和2013年上海中心城區就業崗位密度分布也呈現了核心高於外圍的圈層格局和浦西高於浦東的地域格局（表2、圖3）。

圖3 2004年和2013年街道層面上就業崗位密度及其變化

從演化特徵來看，呈現出幾個特點：在地域維度，浦東和浦西的就業崗位密度均有提高，浦東的就業崗位密度增長速度快於浦西，儘管浦西的就業崗位密度始終高於浦東，但兩者差距趨於縮小；在圈層維度，無論是2000年還是2010年，就業崗位密度是從內到外依次遞減的，但從2004年到2013年，就業崗位密度的增長率是從內到外依次遞增的，外環外高於中外環和內中環，中外環和內中環又高於內環內。

2.3 小結

就業崗位和常住人口的空間分布及其演化呈現有意義的異同之處。其一，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空間分布的基尼係數都是下降的，表明兩者空間分布更趨均衡，但常住人口空間分布的基尼係數下降幅度更為顯著。2000年常住人口空間分布的基尼係數略高於2004年就業崗位，而2010年常住人口空間分布的基尼係數則低於2013年就業崗位。其二，常住人口密度和就業崗位密度的空間分布格局都呈現出浦西高於浦東的地域格局和核心高於外圍的圈層格局，常住人口密度和就業崗位密度的增長率則是相反態勢，呈現出浦東高於浦西的地域格局和外圍高於核心的圈層格局，也表明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趨於均衡。其三，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在內環內的集聚程度都在下降，但常住人口的下降幅度更為顯著，就業崗位在內環內的集聚程度始終高於常住人口，而且呈現加劇趨勢。綜上所述，儘管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都更趨均衡，但前者的變化幅度顯著大於後者，可能導致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之間的空間匹配水平下降。

3 職住空間匹配與演化特徵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均衡性都有所提高，但並不意味著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之間的空間匹配度也有所提升。為此，應當考察不同層面上職住空間匹配與演化特徵。

3.1 各個層面的總體演化趨勢

如表3 所示，以街道為空間單元，常住人口密度和就業崗位密度的相關係數從2000-2004年的0.606下降到2010-2013年的0.353，職住比的變異係數從2000-2004 年的1.04 上升到2010-2013年的4.60，這表明街道層面上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匹配程度有所下降。

如表4所示，在地域維度和圈層維度，職住比的演化趨勢是顯然不同的。在地域維度，2000-2004年浦東地區的職住比顯著高於浦西地區，2010-2013年浦東地區和浦西地區的職住比已經基本持平，而且接近研究範圍的職住比，表明地域維度上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匹配程度顯著上升。在圈層維度，2000-2004年內環內和外環外的職住比顯著高於內中環和中外環，2010-2013年內環內的職住比大幅上升，並且顯著高於其他三個圈層，而外環外的職住比大幅下降了。以2010-2013年職住比和2000-2004年職住比的比值為表徵，各個圈層的職住比變化呈現從內到外的依次遞減態勢（內環內>內中環>中外環>外環外）。儘管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都在外向擴散，但常住人口的外向擴散程度顯著大於就業崗位。

比較2000-2004 年職住比和2010-2013年職住比，可以考察職住比上升和職住比下降空間單元的分布格局（圖4）。職住比上升空間單元共計80個，佔比為59.3%，主要位於中環線以內的核心區域，外圍區域僅有少量零星分布，該類空間單元大多經歷了常住人口密度降低和就業崗位密度升高的過程。職住比下降空間單元共計55 個， 佔比為40.7%，主要位於中環線以外的外圍區域，核心區域僅有少量零星分布，大多數該類空間單元的常住人口密度和就業崗位密度均有升高，但常住人口密度的上升幅度更大。

圖4 基於職住比變化狀況的空間單元分布

3.2 各類空間單元的演化特徵

依據職住比的區位熵，各個空間單元劃分為3類5檔（表5，圖5，圖6）。區位熵中等（0.8-1.2） 表明一個空間單元的職住比和研究範圍的職住比基本相等，因而是職住平衡空間單元；區位熵較低（0.3-0.8） 和極低（2.5） 表明一個空間單元的職住比明顯高於和非常高於研究範圍的職住比，因而是就業主導空間單元。

圖5 基於2000-2004年職住比區位熵分檔的各類空間單元分布

圖6 基於2010-2013年職住比區位熵分檔的各類空間單元分布

總體而言，從2000-2004年到2010-2013年，街道層面上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匹配程度是下降的。職住平衡空間單元數量和佔比分別從2000-2004年的30 個和22.2%大幅下降到2010-2013年的16個和11.9%，空間分布也從較為均勻分散到全部都在浦西地區。居住主導空間單元數量和佔比從2000-2004年的58個和43%增加到2010-2013年的72個和53.3%，區位熵極低的居住主導空間單元從2000-2004的12個增加到2010-2013年的15個，多為常住人口密度較高和就業崗位密度較低的大型居住社區。儘管就業主導空間單元的總量沒有變化，但區位熵極高的空間單元數量從12個大幅增加到25個，可以分為3種主要類型。第一類空間單元為內環內的傳統公共活動中心（如外灘街道、南京西路街道、陸家嘴街道、靜安寺街道和徐家匯街道等），常住人口密度較高，但就業崗位密度更高；第二類空間單元為外圍圈層的大型產業園區（如外高橋保稅區、張江高科技園區（西）、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北）和莘庄工業區等），常住人口密度較低，就業崗位密度較高；第三類空間單元為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所在空間單元，就業崗位密度較低，但常住人口密度更低。

在職住空間匹配演化結果的基礎上，還要考察演化過程。如表6所示，比較2000-2004年的初始類型和2010-2013年的演化類型，各個空間單元的演化過程可以分為4種類型。職住格局穩定型空間單元是初始類型和演化類型保持一致的空間單元，也就是說這類空間單元的職住空間匹配狀況並未發生顯著變化，職住平衡演化型、居住主導演化型和就業主導演化型空間單元是從其他類型分別演化成為職住平衡、居住主導和就業主導的空間單元。職住格局穩定型空間單元共有90個，佔比66.7%，包括50個居住主導空間單元、34個就業主導空間單元、6個職住平衡空間單元。這表明， 從2000- 2004 年到2010- 2013年，86.2%的居住主導空間單元和72.3%的就業主導空間單元保持類型不變，職住平衡空間單元的類型變化最為顯著，僅有20.0%的空間單元保持類型不變。職住平衡演化型空間單元共有10個，佔比7.4%，包括5個從居住主導演化而來的空間單元和5個從就業主導演化而來的空間單元。居住主導演化型空間單元共有22個，佔比16.3%，包括14個從職住平衡演化而來的空間單元和8個從就業主導演化而來的空間單元。就業主導演化型空間單元共有13個，佔比9.6%，包括10個從職住平衡演化而來的空間單元和3個從居住主導演化而來的空間單元。

如前所述，職住平衡空間單元數量從2000- 2004 年的30 個大幅下降到2010-2013年的16個。在2000-2004年的30 個職住平衡空間單元中， 到了2010-2013年，僅有6個繼續保持職住平衡類型、14個轉變成為居住主導類型、10個轉變成為就業主導類型；在2010-2013年的16個職住平衡空間單元中，6個來自初始類型也是職住平衡空間單元、5個來自初始類型為居住主導空間單元、5個來自初始類型為就業主導空間單元。職住關係演化類型的空間格局如圖7所示。從職住平衡演變成為就業主導的空間單元主要分布在中心地區，從職住平衡演變成為居住主導的空間單元主要分布在外圍地區；從居住主導演變成為職住平衡的空間單元主要分布在內圈和中圈，從就業主導演變成為職住平衡的空間單元主要分布在中圈和外圈。這也顯示了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空間分布變化的相互作用對於職住空間匹配的影響。

圖7 基於職住空間匹配演化類型的空間單元分布

4 結語

基於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2004年和2013年經濟普查數據，本文從時空維度考察了上海中心城區職住空間匹配與演化特徵，可以歸納以下主要發現。其一，研究範圍內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在密度均值提高的同時，基尼係數下降表明空間分布趨於均衡。其二，儘管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各自空間分布趨於均衡，但兩者的空間分布變化並不協同，核心圈層（內環內和內中環）的就業崗位密度增長率明顯高於常住人口，外圍圈層（中外環和外環外）的常住人口密度增長率明顯高於就業崗位，導致職住空間匹配水平下降，表現為常住人口密度和就業崗位密度的相關係數下降，職住平衡空間單元數量大幅減少。其三，從2000-2004年到2010-2013年，職住比區位熵極低的居住主導空間單元和職住比區位熵極高的就業主導空間單元的數量顯著增加，前者多為外圍圈層的大型居住社區，後者包括核心地區的傳統公共活動中心、外圍圈層的大型產業園區和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所在空間單元。

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是職住空間匹配的核心變數，住房發展和產業發展不僅分別影響到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而且是相互關聯的。在2000-2010年期間，上海經歷了快速增長時期，全市常住人口增長率高達40.3%。但是，浦西地區的中心九區（包括黃浦區、盧灣區、靜安區、徐匯區、長寧區、虹口區、閘北區、普陀區、楊浦區，2011 年盧灣區併入黃浦區） 作為基本建成地區，同期的常住人口增長率僅為0.8%，位於核心地區的黃浦區、盧灣區和靜安區的常住人口更是分別大幅減少了25.2% 、24.4% 和19.2%。與此關聯的是住宅建設，在2000-2010年期間，上海全市的居住建築面積增長率為152.3%，浦西中心九區的增長率僅為50.2%，黃浦區、盧灣區和靜安區的居住建築面積增長率處於最後三位，分別為11.0%、29.1%和35.5%（表7）。

伴隨著城市高速增長，上海經歷了產業結構的「後工業化」和中心城區的「退二進三」過程。在2004-2013年期間， 第二產業佔比從50.8% 下降到37.2%，第三產業佔比則從47.9%上升到62.2%，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就業崗位比值從1.05上升到1.55。伴隨著產業結構轉型，第三產業就業崗位在核心地區集聚，第二產業就業崗位向外圍地區轉移。如表7所示，在2000-2010年期間，浦西中心九區的常住人口增長率僅為0.8%；而在2004-2013年期間，這個地區的就業崗位增長率高達26.2%。在2000-2010 年期間，黃浦區（含盧灣區） 和靜安區的常住人口分別大幅減少24.9%和19.2%；而在2004-2013 年期間，兩個地區的就業崗位增長率分別為4.2%和32.3%。

在市場「無形的手」不可避免地加劇城市職住空間失配的同時，城市規劃作為資源空間配置的公共政策，可以引導住房開發和產業轉型的空間格局，由此影響到職住空間匹配關係。2001年批複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提出了產業布局的三個圈層，內環內以第三產業為主，內外環之間是第二和第三產業並重，外環外是第一和第二產業並重。2003年以來上海實施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計劃，大型居住社區以中低價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為主，選址和建設在外環線以外甚至遠郊地區（凌莉，2011）。同時，《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提出了多中心發展策略，徐家匯和江灣-五角場城市副中心建設帶來就業崗位集聚，對於所在地區的職住平衡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不斷完善的軌道交通網路也是影響職住空間結構演化的重要因素。軌道交通網路顯著地提高了通勤可達性，在不增加通勤時間成本的前提下，使居民獲得更多的就業和居住區位選擇，從而改變職住匹配的空間範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職住空間分離帶來的通勤問題。

受限於數據來源和文章篇幅，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基於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測算的職住比僅是名義職住比，而非實際職住比，需要結合其他研究進行相互佐證；二是未從社會維度出發對於常住人口和就業崗位進行細分，無法探討各個社會群體面臨的職住空間失配影響，這也是筆者擬進一步拓展的研究工作。

對接《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提出的15分鐘社區生活圈概念，城市規劃應當引導居住發展和產業發展之間的時空協同，不斷提升社區生活圈的職住空間匹配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社區生活圈並非城市通勤區，職住比區位熵從較低到較高區間都是合理的，應當關注的是職住比區位熵極低的居住主導空間單元和職住比區位熵極高的就業主導空間單元，使之逐漸趨於職住平衡。合理的規劃決策需要科學的分析方法，本文為職住空間匹配的總體水平評價和空間格局分析提供了方法體系。

作者簡介

程鵬，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生

唐子來，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高密度人居環境生態與節能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通訊作者）

本文為《城市規劃學刊》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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