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不過的李德：這位中國革命史上著名反派洋專家，到底是何來頭

廬山軍官訓練團是蔣介石為發動圍剿而開辦的軍事培訓團

在第五次反「圍剿」前，大量德國軍事專家來到了蔣介石身邊，為他出謀劃策，而與此同時，同樣有一名德國軍事專家來到了蘇區，甚至一來就掌握了全軍指揮大權，在實際上成為當時工農紅軍的總司令。但正是這位專家的胡亂只指揮，拆差點斷送了中國革命，這就是中國革命史繞不過的德國人，著名的反面教員——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曾化名華夫的共產國際顧問：李德。

博古（左）和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的洋專家李德（右）

和塞克特這種出身優渥的容克貴族不同，李德是一名標準來自底層社會的勞苦人民。他出生於1900年的德國慕尼黑（一說為奧地利人），童年之時父母就已經雙亡，是在一家天主教孤兒院長大的。李德讀書很勤奮，通過獲得考取獎學金進入一家師範學院深造。1917年在他17歲時就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反對派。一戰中應徵入伍的他曾在奧地利和義大利等地作戰，獲得了最基礎的軍事訓練。

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起義

在一戰結束後，才19歲的他就已經成為一名積極的革命者，加入了德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隨後席捲德國的革命浪潮中，參加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起義的街壘戰。由於積极參加武裝革命，李德受到了當時魏瑪共和國的通緝，曾多次入獄，後來在德共中央的幫助下越獄並輾轉抵達蘇聯。1929年進入蘇聯伏龍芝學院學習，並於1932年畢業。

蘇區紅軍指戰員

從李德來華之前的履歷來看，當時才33歲的他，已擁有十多年革命經驗和近乎傳奇的革命戰鬥經歷，要不是因為後來來華之後失敗的重大污點，憑他的資歷和能力，完全有機會成為一名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然而命運弄人，由於一系列內外原因，李德在華的經歷不僅給他自己造成了悲劇，更給中國的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也使得他在奉調回蘇聯之後就被清算閑置，多年之後只在民主德國擔任了一個微不足道小職務。

以井岡山為核心的中央蘇區

1933年，擁有豐富的敵後鬥爭和戰鬥經驗，而且還有著正規軍事院校培訓的背景的李德，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和蘇軍參謀部第四局指派來中國工作。最開始，他沒有計划去蘇區，而是為了配合佐爾格小組為營救當時被國民政府逮捕的魯格（即民國時期著名的牛蘭案）。之所以後來抵達蘇區，成為紅軍軍事「太上皇」，歸根結底還是源於博古等人的請求。

朱毛會師

當時已經奪取中央大權的博古等人只是一些在莫斯科熟讀馬列，吃慣洋麵包的書生，對於中國革命中尖銳的軍事鬥爭問題，其實是束手無策，但他們又看不起毛澤東同志的實踐經驗，認為「山溝溝裡面能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反覆給共產國際打電報，要求他們趕緊派一個軍事專家來，以便這些從莫斯科來的「正統布爾什維克」能掌握軍權。而李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介紹給博古的。

紅軍在反圍剿戰鬥中

應該說，李德在剛接手這個任務的時候表現的異常專業。他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中央蘇區和紅軍軍事狀況，向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報告。而在這份報告之前，王明曾經在共產國際支委會大吹其牛，號稱紅軍「已經擁有26個軍、15個獨立師及一些其他部隊……如果不計空軍和重炮部隊，可以說我們與國民黨軍相差無幾了。」而李德在報告中毫不客氣地戳穿了這些牛皮，嚴厲指出「不核實具體情況，也持這種觀點」，而他準確地推斷出「目前蘇區面積有11.28萬平方公里，人口700萬，紅軍最少時為5.7萬，最多時為8萬人……敵我雙方絕對兵力比都是在1：6和1：10之間……紅軍實際只有步槍和很有限的機槍……實際上，紅軍不得不依然使用冷兵器與敵人作戰。」而敵人「機槍和火炮配備程度已經接近現代軍隊水平。」

井岡山時代的毛澤東同志

雖然有著巨大的實力差距，但是李德在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國民黨當局對日妥協的政策；國民黨當局佔據蘇區的反動政策方面分析了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可能有利的因素後，以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提出「儘管力量對比上不太有利，但毫無疑問，這些因素足以使我們在實行適當的戰術情況下取得巨大的勝利！」

蘇區的各種通行證

由於李德提供給聯共（布）、共產國際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這份報告極具說服力，在高層引起了極大好評，也堅定了共產國際將其派往中央蘇區，加強根據地紅軍軍事能力的決心。但歷史就是這麼讓人感到困惑，當後人看到這份冷靜客觀的報告時，怎麼都不能和那個在蘇區反「圍剿」時胡亂指揮，導致革命重大挫折的李德聯繫起來。拋開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作祟的原因不談，導致李德這個洋專家栽了大跟頭，害了自己也害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因素中，國際共運中此時「左傾」思潮恐怕也要負很大責任。在共產國際第六次（1928.7）和第七次（1935.7）大會之間，是其「左傾」思潮發展最嚴重的時期，乃至於不切實際地公開提出了「大規模階級搏鬥」「直接革命」口號，給整個共運帶來嚴重干擾。

另一方面，在這種「左傾」思潮接受教育的王明、博古把持中央大權，打倒以毛澤東為首的根據地同志，壓服不同意見，他們不惜利用李德的身份，給予他軍事指揮大權，還慫恿乃至助長他的錯誤，才是問題的根源。實際上，李德去蘇區是由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而李德本人還堅持要求此事應徵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在博古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尤爾特幾次發電報向莫斯科請示，得到共產國際表示同意並限定其職權範圍為「沒有指示權力」的指示後,李德才前往蘇區。因此，伍修權將軍曾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當時中國方面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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