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玲：我與父親孫犁

我二十三歲時，母親就離開了人世，臨終前幾天她那眼角旁的一串清淚，她那對親人依依不捨的留戀，回想起來至今依然痛徹心扉。正因為母親去世早，父愛對於我更為珍貴無價，曾經他是這個世界上最疼愛我的人。我們在天津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除了結婚後，有幾年離父親住處遠了些，其餘時間不是近在咫尺，也是距離幾百米。我們相互關心，相互照顧，感情極深。他的離去，是我生命中最沉痛的打擊。

生活中父親曾經帶給我那麼多的幸福、快樂與感動，一件件小事如斧鑿刀刻般令我難以忘懷。

在平淡的生活中我曾感受過那麼多的溫暖，雪中送炭的幫助令我渡過生活中的難關，歷經時光的磨礪愈感其可貴與父愛的光華。

那簡短的、樸實的帶有鄉音甚至有些重複的話語，是那樣熟悉，而且難以忘記，它們是留在耳畔永遠的鶯歌。

那慈愛的舐犢情深的音容笑貌和叮囑關懷，無數次浮現在兒女的心頭，那是逝不去的人間最美麗的彩雲。

孫曉玲與父親

自小至大，父親都是非常疼愛我的。

父親，您的言傳身教，您的一言一行，對於我多麼重要。您教我善良為人，您教我不慕虛榮；您教我熱愛文學要「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您教我踏踏實實過平凡的生活，熱愛平凡的勞動，您教我為人不要勢利「看人下菜碟」；您教我「雪中送炭」勝過「錦上添花」；您教我生活與百姓不要拉開太大的差距，「人食一升，己食一升」……

更忘不了您曾為女兒的終身大事巧系紅繩。您的老戰友田間伯伯的遺孀葛文阿姨告訴我：「當初你父親因為你的婚事夜裡睡不著覺，這可是千真萬確的。」「因為你個子高，選擇範圍小，你爸爸可操心呢，託了這個托那個。」林浦伯伯的女兒小華告訴我：「玲姐，當年你爸爸從幹校回來戴著個大草帽家都沒有回，直接就上我們家來了，跟我父親說你的婚事，跟我爸爸談《風雲初記》，你爸爸跟我父母說：『我這個閨女，不愛說話，有點兒悶，可心裡對人最有感情。』」

還記得我們剛搬到新聞里時，母親對我的婚事還是挺有信心的，因為大院傳達室苗大爺找到她要給我說一個部隊做團的工作的軍人，他兒子好像就在部隊。她欣喜地對我說：「好女百家求。」可漸漸地，這事兒就沒信兒了。她總說：「俺家玲沒有修下，沒有個婆家……」母親臨去世前一再囑咐父親與我姨要為我找一個合適的婆家，父親牢記在心上。為此他簡直是不遺餘力。他與妻四十年相濡以沫風雨共度，貧賤夫妻百事哀，感情之深，常人難以理解。他們雖是父母包辦，卻是「天作之合」，雖然文化上有巨大的差異，卻同樣淳樸，共同熱愛家鄉。在安平縣那間風雨飄搖，中間頂著一根木棍，像是一棵樹的小土屋，曾是他們幸福的「窩巢」，留下《報紙的故事》等諸多美好回憶。妻的悲慘離世帶給父親無限哀痛，「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越是思念妻對自己「做的前頭，吃的後頭」的無微不至的照顧、關懷，父親就愈是要實現對其妻臨終前的承諾，讓死不瞑目的她安心於九泉之下。在婚姻大事上，他對我的重要教育是：一、窮不是缺點，不講門當戶對。二、別人介紹的不要多見，那樣不好。

記得住新聞里時，梁斌伯伯的夫人散阿姨給我介紹了一位年輕的大學生，剛參加工作不久，長得很英俊。父親是在和他談話之後才把我叫進小南屋的。屋裡亮著15度的小燈泡兒，點著從多倫道216號帶過來的大鐵爐子，很暖和。父親挺興奮的，和那個年輕人面對面地坐在小板凳兒上，我進屋便坐在床沿上，低頭瞅著腳上的條絨鞋。父親問了那人幾句話，比如：「你在哪兒工作？」「幹什麼活兒？」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是：「你愛不愛看書？」那人紅著臉說：「愛看！」父親便高興地哈哈笑了起來。我只在小屋內待了不到十分鐘，父親便按老理兒和藹地吩咐，讓我先出去，我甚至沒有看清楚這個人的模樣，這人條件應該是不錯的，家庭文化素養很高，但我沒同意，原因是他有個後媽。過了些日子父親告訴我，這個年輕人到單位打聽信兒，被一位女編輯看上了，說給了她的親戚。父親好像有點兒遺憾，可一點兒都沒有埋怨我。

1974年，介紹人何林中、李聲玉帶著一個高個頭、身形好、做歷博保管部攝影工作的男青年來到父親住處（父親後又托住在同院的報社辦公室主任張啟明伯伯詳細打聽過他家情況），讓他親眼看一看她倆給介紹的這位男青年，我只聽到在《天津日報》做群工工作的李聲玉阿姨聲音響亮地說了這麼一句令我難忘的話：「我們知道曉玲是孫犁同志的掌上明珠！」當時父親聽後笑了起來，忙著給她們倆人倒茶水喝，我則躲到了裡間屋，心怦怦跳，臉紅耳熱。

父親對我格外地疼愛與偏憐，特別地照顧與眷顧，一方面我是家裡的最小孩子，老人一般疼愛老小多一點。另一方面是我連續照顧了好幾年病重卧床的母親，父親心中有一份這樣的感動。那時我大姐支援了石家莊棉紡建設，二姐從北京又支援了重慶內地建設，哥哥在罐頭廠上班，家裡太小，有時就住在廠里。父親住牛棚，在幹校勞動。我們娘兒倆苦凄凄相依為命，靠一點兒「生活費」又窮又病，住在不向陽的十三平方米的小南屋，每天「通腳兒」睡。

落實老幹部政策後，父親對我婚事特別上心，也特別害怕我精神上出什麼問題。鄰居「大馬」「二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找不到對象全得了精神病，人全廢了。當何林中、李聲玉介紹的這個退伍軍人終於成了我的男朋友後，父親是從心裡頭高興啊，由於愛好相同，彼此真誠，我們處了也就一年便結婚了。

我愛人家裡弟兄三個只有工人新村兩間屋頂糊棚的小平房，他也沒有給我買過什麼禮物，他母親給過我見面錢，我也給他了。我不圖他什麼，只因他對我是真心實意的好，處處體貼、照顧。而這種體貼照顧歷經三十八年歲月之旅後依然如故。當我倆向父親告辭要去石家莊我大姐家旅行結婚之際，父親坐在椅子上又激動又興奮地對我說：「我不希望你大富大貴，只希望你平平安安！」這個沒有一點功利考慮、大愛無私不求回報的祝福讓我終生銘記。他只求對方感情真摯，不講門第背景。他抽了一支煙，一件大事塵埃落地，久懸的心落了下來。他在《書衣文錄》上專門寫了一段有關我去石家莊結婚的文字，那本書名叫《清史舊聞》。事先，父親給了我一個存摺，是出書的稿費，上面有六百三十五元，等於陪送了我一套中等傢具，我並沒有買成傢具。我把父親留給我的新聞里一間平房留給了小惠姥姥，穿上新買的襯衣、毛料褲、鹿皮鞋，隻身背了一個舊書包，就與他雙雙去趕火車了。嫂子送我一件黑毛料馬甲，做了一桌飯菜，從此我便離開了新聞里，父親那時已搬回了大院。婚後，我倆借住在小海地我愛人戰友的一間小屋內，只添了一個他請人打的立櫃，一張從北京買回的飯桌。我騎一輛舊重的二八車去市內馬場道上班，生活雖然艱苦，卻從來沒感到過苦，後來又借住過我愛人表哥在常德道的一間房子，二樓，更小。1976年大地震，房子裂了，當天清晨我推著挎斗車帶著女兒去了廠里，後來又到我哥哥家平房住了一段時間，睡在床鋪底下，以躲餘震。去大院看望父親，見他住在假山山腰的一小塊平地上，不是常事。擔心父親房屋老舊，餘震房頂再往下掉東西，我愛人急忙運到大院幾根粗大舊鋼管，自己動手焊了一個大鋼架，把父親的床鋪整個兒罩了起來。父親就回到了屋內。因為電焊光刺激了眼睛，他雙眼紅腫流淚，用了偏方才慢慢治好。

「有人不是寫字是畫字，還有人拿大墩布寫字簡直成了雜耍兒。再大也要有一定的規格！」有一回我聽父親在書房說了這樣的話，當時他有些嚴肅，甚至有些氣憤，可是把我給聽笑了。他剛在電視里看了某個人的書法表演。他看不慣這近似雜技一般的大庭廣眾之下的表演，感到啼笑皆非。每次看見父親站在桌邊工整有法地寫毛筆字，我都不敢驚動他，看幾眼便躡手躡腳地到獨單那個簡易書架下面找雜誌看去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見父親蹲在地上整理幾張才寫好晾乾的字，往一塊兒卷，我便說：「爸爸，我也要一張字。」「你想要什麼樣兒的？」父親側過臉和藹地問我，想了想，我說：「我要字多的，跟佛教有點兒關係的。」「你願意要這樣兒的？」父親顯然有點驚奇。後來，他果然就找了兩張。一張字特別多，寬寬的；一張是讚美北京團城玉佛的詩句，長長的。我都喜歡。

我很少跟父親提要求，可是只要提出來的，一般不駁我，但是如果是涉及工作調動或改善住房之類的事，他都不會管，也不幫忙，很堅決的。

仁義老人、忠厚長者、慈愛父親，對於我來說這種關愛在我生活中就更是一言難盡了，回想起父親對我們的慈愛，思緒便如潮水湧來，一波又一波……多少次多少回，當我結婚、生孩子、生病、生活遇到困難之時，首先想到我的一定是父親。在失去母親後的日子裡，他的關懷猶如人間又一個太陽時時溫暖著我，精神上的，物質上的，無所不包。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父親雖然不能給我多麼寬裕的生活，但是雪中送炭的親情，又當爹又當娘的無微不至的慈恩，從無嫌棄厭煩無能又拙笨的我，可憐天下父母心，讓我心底總有寸草春暉難報答的感恩、感動。

我住在東風裡坐月子時父親親自託人請了專人來照顧我，當他把這個信息告訴我時我真的吃了一驚。他想得太周到了。他還請老朋友楊循的愛人賈凡阿姨親自到我住的常德道去看望我。那是我生完女兒之後，我一個人躺在借住表哥家的那間八平方米的小屋，靜靜地等待著愛人工作回來。突然來了一位胖胖的婦女，原來是在醫院工作的賈姨千尋百問找到那間我住的小屋，給我送來幾根當時非常難買的細長白山藥，她告訴我：「小玲，這可是好東西，特別有營養。」她給我帶來了父親的一份牽掛。

當我的女兒小小年紀總要跑到別人家看電視怎麼叫也不回來時，不知為什麼那麼巧，父親給我五百元買了一台日本紅殼的黑白電視機；當我搬到多倫道208號每天要洗很多衣服用水又不很方便時，父親給我四百元買了洗衣機……可父親自己並不添置電視、洗衣機、抽油煙機、電扇。一台國產電冰箱還是多少人勸才讓我哥哥給買的，夏天也不添空調，用大蒲扇、毛巾祛暑。

1995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孫犁選集》，父親好友呂劍伯伯的兒媳就在這家出版社供職，做了很多聯繫工作，書出得很漂亮，封面分橙、綠、藍三種顏色。父親把稿酬一半七千多塊分給我，說：「我的書不暢銷，以後出版的機會也不多了，這些錢你拿去花吧。」我忙說：「爸爸，您留著花吧。」父親說：「我花不著什麼錢。」那時我的兩個孩子正在上學，這筆錢幫助我讓他們都大學畢了業。

父親寫作也是願意改善家人的生活，對家人的生活有所幫助，他願意通過自己的勞動讓家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他總覺得自己戰爭年代拋妻別子對不住家人老小，革命勝利後能夠做補償心裡才好受些。那時候稿費很低，選一篇文章才幾十元，出一本小集子寫一年才八百元。有時我去看望他，他就會給我一個信封，裡面或有三百五百，他總是惦著我的兩個孩子，是一位非常慈愛的姥爺。一天，他聽見外孫女璇璇小小年紀上樓的腳步聲卻很有力，便對我預言說：「璇璇上樓噔噔的，將來是要干大事的！」他親手給外孫帆帆做鐵環，給他找木棍兒玩耍，要是看到我兒子和其他小朋友混戰，他就站在台階上「督戰」，以免出現事故。他親手給帆帆剪指甲、洗手、擦臉，找東西給帆帆吃，送帆帆童話書、兒童書籍，還給帆帆看過一回作文。有好幾次我從他那裡出來，眼中噙滿淚水，因為他對我和孩子的疼愛，因為他的關懷。

父親非常的細心，在向我交代身後事時不僅極端信任，而且仔細地一一細說分明。由於「文革」中父親已將大部分稿酬作為黨費上繳國家，所以父親一輩子寫了三百多萬字的書，省吃儉用只攢下三萬元稿費，他分給了四個子女，自己留了一張五千塊的存單用作自己的喪葬費（剩下的給我），特別叮囑給我，因為我在天津，我分到的錢可以先拿走，並自備下幾件衣服，放在了小皮箱內，準備到時候穿用。那個很小的皮箱我小的時候就有印象，裡面盛的是魯迅先生主持過的《譯文》雜誌，滿滿一箱，父親介紹我讀過全部。「文革」中被盡數抄走，後來這些書再沒有回來。父親說他死後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不驚動別人，自己就這樣安安靜靜地離開人世，去往另一個世界。除了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比如他告訴我，他去世以後來的人不會多（因為別人的追悼會他都沒去參加），心理要有準備，到時候不要難過。另外他還給我背過魯迅先生的一段名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此話出於1934年7月16日之夜魯迅先生懷著沉痛心情所作《憶韋素園君》一文。父親這是給我打預防針，讓我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頭腦保持清醒，以應對魯迅先生斥責過的文人遭殃的作為。時至今日，我常常感嘆：父親的預見性多麼強，愛憎又是多麼分明。魯迅先生的文字又是多麼犀利如劍。

父親去世已有十五年之長，生死兩茫茫，懷思痛斷腸，可他當年細心叮囑我的模樣，設身處地的考慮，體貼入微的關懷，令我難以忘懷，難以遺忘。

心香一縷遙祭雲空，但願慈父審視諦聽：彩雲即使隨風流散，也會化作春雨潤物細無聲；飄落的黃葉，即使歸入泥土，也會化作春泥護花紅；父親的無價親情將永留女兒心中，父親的慈愛厚德將在子孫後代中永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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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逝不去的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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