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當代中國的不法商人及其審判

趙晉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如何處理政商關係是當代中國政權長期面臨的難題，特別是「打擊不法商人」，防止官商勾結以及由此引發的貪腐行為，同時又要確保經濟的活力。近年來，相關事件更是不勝枚舉。對此，當代中國政府秉持著怎樣的處理原則？這些原則又是如何生成的？本文作者藉由分析1949-1952年新生中共政權對不法商人的審判，對我們解答上述疑惑或有所啟示。

▍選題緣起

我的論文題目是《罪與罰：新中國初期的不法商人及其審判（1949～1952）——以H市何寶珊、高仁義案為中心》。為什麼會選這樣一個題目呢？

眾所周知，在新中國的最初幾年，中國共產黨奉行新民主主義，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並對其「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予以保護」。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後，私人工商業者遭受致命打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並且深刻影響到1950年代中期資本家的產權轉移。

中共藉助「五反」運動整肅資本家的理由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資本家犯有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等罪惡行徑，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同時成為滋生或助長官員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威脅著新生政權的生存。那麼，我的文章的核心目的在於解釋在新中國的最初歲月中，在中共反覆強調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保障資本家合理利潤和生存空間的情況下，大小資本家們卻鋌而走險、頻頻觸碰新政權的底線，犯有大量「五毒」罪行的原因。

中共將之歸因於資產階級的本質屬性，周恩來曾這樣總結：「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投機取巧，這三句話概括了資產階級的本質。」正因如此，資本家才會「忘恩負義」，向新政權「進攻」。學者們更傾向於從私營工商業的經營環境、中國資產階級的不成熟性以及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壟斷等方面解釋「權錢交易泛濫」的原因。

事實上，所謂「五毒」行為，恰恰反映出新中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活動狀況和複雜的政商關係。但是，現有的兩類解釋卻太過宏觀，須做進一步的實證考察，落實到具體的案例中，否則很難清晰地明白新中國初期商人犯有「五毒」的複雜因素、審判過程、商人的所思所想和中共對不法商人的處理政策。當然，這勢必對檔案資料的完整性提出較高要求。

在H市檔案館中，我有幸得到一批關於「五反」運動中不法商人的審判檔案。其中，建築業主何寶珊、高仁義的卷宗又是最完整和富有故事情節的一份。從內容上講，包括何、高兩人的歷次坦白書、259封來自各地的檢舉信、數次審訊記錄以及從華東局到H市五反運動委員會的判決書。我認為這份材料，特別是高仁義在運動開始階段比較完整的坦白書，能夠清晰地反映出新中國初期，在新民主主義政策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商業環境、政商關係以及身處其中的商人豐富的內心世界，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商人走上「不法之路」的原因。此外，何、高兩人的結局卻是不同的，政府兩次予以區別對待，對高氏「從輕發落」，這也在一定層面反映出新中國伊始中共政治運動和司法實踐的特點。

▍主體內容

故事發生在1949～1952年，即新政權建立的最初兩年里。此時，H市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面臨恢復社會經濟的緊迫任務，政府亟須吸收具有生產能力的私營工商業者加入其中。同樣，同大多數私營工商企業相似，受戰亂影響本就蕭條的私營建築業也渴望得到政府的工程項目。何、高兩人都是H市的營造業行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政府奉行新民主主義政策的背景下，他們對未來懷有期待。從1949年開始，他們陸續承擔或參與了龍游雞鳴堰防水壩工程、筧橋和玉山機場以及浙江省糧倉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工程。

事情發生變化是從1952年初開始的。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動了針對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很快波及H市。2月底，就在該市資本家們進入互評階段後不久，五反運動委員會收到來自龍游、慈溪等地的259封檢舉信，它們揭發了何寶珊、高仁義修造各項工程時以次充好、偷稅漏稅等不法行為以及由此釀成的嚴重後果：

（1）承包H市玉山、筧橋機場工程和嘉興機場涵洞項目，大量偷工減料，以風化石、舊石料充新石料，砌石不夠，大片嵌縫不足，基面鬆軟，致使工程不適軍事需用。

（2）勾結浙江省水利局工程人員鄔綸甫，竊取經濟情報，高價包來龍游雞鳴堰水壩工程，豎砌石改平砌，部份壩坡不合規格，壩面不平整等。工程完竣不到五個月，連受大水沖塌二次，淹沒和沖毀茅屋六間和三百畝大豆田，正確估計損害莊稼約二十餘萬斤大米，使1950、1951年兩年的農田70畝得不到灌溉，3000畝旱地不能變成良田。

（3）1950年12月至次年6月，承包中國糧食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糧倉修建工程，行賄、拉攏總工程師陳濟年，改變建倉工程設計，開高工程價目，將高台基牆改短地壠和實心地板，降低建築材料的質量，使十四處倉庫嚴重地影響工程的壽命和使用價值。

特別是，龍游雞鳴堰防水壩工程由於沖毀民田、民房引起當地民眾極大憤慨，這直接導致何、高兩人在參加互評大會時被當場逮捕，鋃鐺入獄。對於這些控訴，兩人供認不諱。問題是，這樣的結果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否僅僅歸因於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呢？這需要認真分析。

在我看來，作為公方的政府和負責招標的國營單位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可能是釀成何、高案件的根源。具體來講，第一，工程開始前H市相關國營單位的招標過程是不透明、不公開和隨性的，這給有門路、有關係的私營廠家大開方便之門，使得包括何、高在內的建築業商人不得不各施手腳，通過拉攏、賄賂內部相關人員以「盜竊」經濟情報，保證順利拿到訂單。第二，在施工過程中，政府極力擠壓商人的獲利空間。這體現在很多方面，例如，不顧建造的真實成本，一味選擇報價低廉的施工企業來承擔，導致建築業廠商的預算頻頻被壓縮，利潤空間大幅縮水；又如，對私商採用不合理的支付方式——固定貨幣合同。解放初期，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政府給工人和職員發放工資一般採用折實單位、以米計價，但同承包商卻採用固定貨幣合同的支付方式，結果是，米價天天漲、工人工資天天漲，這意味著工程款嚴重縮水。這是私商最感揪心的，何、高兩人在工程進行中很快遇到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的局面。此外，私商一旦在施工過程中發現新的困難和問題，向政府尋求援助或追加資金時，得到的往往是一口回絕，政府對私商採取不予增資、不關心和相互推諉的態度。總的看來，新政權在利用私營建築商人參與工程的同時，體現出種種的防備、限制、冷漠和不信任，貫徹著新民主主義政策中對私營工商業「利用」「限制」相結合的方針。

作為商人群體一員的何寶珊和高仁義，追求利潤是他們的本質要求。他們最初對於拿到工程充滿期待，由於招標的不透明，他們曾多次賄賂相關人員打聽內部消息，以獲得情報。由於政府一味壓價，他們只能報低價格，期待在以後用其他方式補償。可是，在施工中，由於上述提到的種種問題，他們根本沒有利潤可圖，找不到獲得補充利潤的機會，甚至有些難以保本。但是，完不成工程又是不允許的。這樣一來，就發生了所謂的偷工減料、偷稅漏稅等行為，甚至出現為了節省材料少壓一次路面而賄賂汽車司機的現象。偷工減料直接導致上述各項悲劇事故的發生。

政府的定案是很慎重的：在「五反」運動中，政府鑒於運動初起時出現亂捕亂殺現象，為防止社會波動，不久便設立五反人民法庭，要求對於重刑犯呈遞大區一級審核才能處理。當何、高被五反運動委員會批捕並提交五反人民法庭時，最初的判決卻不是將二人同時判處死刑，而是區別對待，判後者以無期徒刑。最終的定案，是在「五反」尾聲期，華東局政法委員會再次核查，歷經一個半月的重新取證，不僅釐清含糊細節（諸如何寶珊的身份）和「偷盜」的具體數目，更重要的是，再次予以區別對待，維持何寶珊原判，卻給高仁義減刑至十年。箇中原因除考慮到兩人歷史問題、民眾口碑外，也在於政府認為高仁義是行業內的實幹家，而何寶珊僅僅能夠做些對外應酬，並無大用。同時，案件收尾時已近「五反」運動結束，中共中央出於現實狀況的需要，開始重新團結資產階級的政策變化也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

▍基本結論

我的基本結論大致有以下三點。

第一，凈化私營工商業的市場環境以及由此消除官員腐敗的條件，必須引入公正、透明、公平的市場機制和法律監督，保證商人的合理、合法利潤，依靠一次人為政治運動根本達不到目的。

第二，就前述個案而言，造成不法商人犯有「五毒」罪行的根源在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公私兼顧」的矛盾性和不具操作性，事實上即便排除意識形態的考慮，公方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很難做到「公私兼顧」，切實考慮私方的處境和真實困難。在公方對私方不信任的狀態下，第三方調解機制或評估機制的建立或許能夠在實踐層面推動公私兼顧的落地，至少能紓解公方對私方的不信任，同時照顧作為弱勢一方的私營業者的利益。換句話說，沒有具體制度設計的保證，新民主主義的長久存在或許也是根本難以做到的。

第三，在新中國初期法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對於不法商人的審判明顯地表現出其政策尺度和特點：即便在政治運動中，仍然有其理性一面。從對於「五反」運動中不法商人案件的判決，特別是對於何、高區別對待和兩次給高仁義減刑，可以看到建國初期中共比較注意證據、頗具實用主義的特點，設立五反人民法庭以及對於重刑犯一律呈遞大區一級審核，也能夠體現出初掌全國政權的共產黨人在施策上的穩妥和謹慎。

以上是我這篇文章想要傳遞的主要信息，這篇文章成稿比較倉促，而且依舊受制於史料，特別是許多反映官商關係細節的材料缺乏，所以問題還是很嚴重的。

本文原載《青年黨史學者論壇》第6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原標題：《罪與罰：新中國初期的不法商人及其審判（1949～1952）——以H市何寶珊、高仁義案為中心》，文章首尾略有刪節，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發，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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