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巴別爾之謎

蘇聯作家愛倫堡說他「就像徒弟對師父一樣崇敬」巴別爾。當年，他作為記者長期住在歐洲，幾乎結交過同時代歐洲所有大作家、大藝術家。他說與曾以虔敬心情讀過其作品、比他年長許多的作家，如高爾基、托馬斯·曼、布寧、安德烈·別雷、亨利希·曼、喬伊斯等人相見，「看他們就像看遠山的峰頂一樣」，而去見《騎兵軍》的作者巴別爾時，他竟「激動得像一個在通信過程中萌發了愛情的情人，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對象一樣」。

據《騎兵軍》（插圖本）編者王天兵先生介紹，《巴別爾全集》英譯本二一年在美國出版時，包括厄普代克（Updike）、佩雷（Grace Paley）、奧捷克（Oyzick）、羅斯（Roth）、弗蘭荇（Francine）、布魯姆（Bloom）等大作家在內的三代作家、評論家，競相撰寫書評。當他們還是文學青年的時候，就看過巴別爾的《騎兵軍》，並懷著對作者的崇拜、景仰而逐漸成熟起來。羅斯第一次讀《騎兵軍》時，吃了一驚，竟然從床上掉下來。從許多回憶巴別爾的文章、研究他的論文和他的新譯本的書評中，可以發現，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這些作者或從與巴別爾初次見面的難忘印象說起，或由第一次讀《騎兵軍》的震撼與沉醉著筆；字裡行間都流露出談論情人般的無比傾心和迷戀深情。

一九五五年版《巴別爾短篇小說集》英譯本序言作者批評家垂靈（Trilling）說，三十年代初讀《騎兵軍》英譯本，發覺這是一部具有偉大能量和魄力的天才作品，不禁感到了本能的震驚。《巴別爾全集》英譯本二一年出版後即成為暢銷書，以文筆謹嚴著稱的女作家、著名文學編輯弗蘭荇在為此書所寫的評論中，一開始便回顧了學生時代第一次「遭遇」巴別爾時的情景，那年她才十八歲。巴別爾的簡練，立即讓她想起自己所崇拜的海明威；但她以為，巴別爾的文字決無海明威的「濫情和自戀」，卻把暴力寫得那麼「性感十足」。她說：「（翻譯巴別爾的）譯者不僅要認識到、而且要能夠再現巴別爾為他的奇特而雄辯的小說每一個字傾注的心血。倘非如此，就是犯罪。」幾十年後，她還能大段背誦那些讓她痴迷的文句。愛倫堡就說過，巴別爾不同於任何一個作家，他善於用兩三頁寫出似乎需要一本書來寫的東西，有時一句對話便能揭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另一位美國女作家佩雷甚至認為，《騎兵軍》雖薄薄一冊，卻相當於三部長篇小說的含量。如果說海明威寫的只是冰山一角，那麼巴別爾則用他的爐火純青的語言魔術，把整個冰山錘鍊成了閃閃發光的鑽石。

曾獲得過歐·亨利獎、小推車獎（Pushcart Prize）等多種短篇小說獎的美國作家麥克唐納德（MacDonald），與王天兵先生談起包括大作家在內的一些作家時，都說是「不錯」；提到奈保爾、庫切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只是說他們是「好作家」而已。但當王先生向他展示為編輯出版中文版《騎兵軍》搜集到的和騎兵軍有關的歷史圖片，以及新發現的巴別爾談創作的佚文時，他立刻眼睛發亮，興奮地跳起來，飛快地跑進複印室，將文圖立即複印下來，如獲至寶地珍藏起來。

巴別爾多次表示，「人的幸福是主要的」；還對愛倫堡說過，「人活著就是為了快樂，為了同女人睡覺，為了在熱天吃杯冰激凌」。不幸的是，命運給予他的幸福和快樂非常短暫——一九四年他被以莫須有的罪名秘密處決，至今不見屍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巴別爾贏得了愈來愈大的世界聲譽，甚至成了讓那些卓有成就的作家敬佩、崇拜、迷醉的「作家中的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金玫瑰》的作者）曾與巴別爾一起度過一九二一年夏天，他說因為巴別爾的存在，那個夏天變得格外令人難忘，「我們都生活在他的天才的輕微的反光之中」。一九六四年愛倫堡在莫斯科舉行的巴別爾誕生七十周年大會上指出:「我不知道有哪一個國家，有哪一位作家，感受不到巴別爾真誠的和人性的力量，而不熱愛他。」

巴別爾及其《騎兵軍》，究竟有什麼魅力，會讓這麼多人如此心醉神迷？

海明威認為，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經歷過戰爭的和沒經歷過戰爭的。因為戰爭是最好的小說題材，它集中了最密集的材料，讓情節加速，能把你一輩子經歷的所有一切濃縮其間。但這位以文風簡潔著稱、自視甚高的作家又心悅誠服地承認，有一個描寫戰爭的作家比他更厲害。這個人，就是巴別爾。他曾對愛倫堡說過，「我從不覺得可以用字數來判斷一部作品……但看完巴別爾，我覺得我還應該寫得更凝練些」。

巴別爾一八九四年生於俄國南方城市、以民族大熔爐著稱的敖德薩。他是猶太人，精通包括英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俄語在內的七八種語言。少年時代就博覽群書，除閱讀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大家外，還通讀過狄更斯、莫泊桑等英法作家。十五歲就曾用法語寫過小說，十八歲發表用俄語寫的小說處女作，成為高爾基最賞識的少年天才。這個年紀輕輕的猶太書生，卻經歷了他那個時代的全部戰爭：他二十二歲志願到羅馬尼亞前線，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二十四歲隻身一人冒死從敖德薩到彼得格勒，加入蘇維埃的契卡（克格勃前身）；然後又參加內戰，二十六歲跟隨布瓊尼統率的能征善戰、剽悍兇猛的哥薩克騎兵——蘇維埃紅軍第一騎兵軍，侵入波蘭。《騎兵軍》就是根據他在蘇波前線的征戰經歷創作的。而這場戰爭極其特殊——這是在人類歷史上馳騁了幾千年的騎兵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會戰，馬刀成了主要兵器。這也是二十世紀第一次輸出意識形態的戰爭，是決定二十世紀歐洲命運、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場戰爭。蘇軍先敗後勝再敗，波軍先勝後敗再勝。東西方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冷戰」，由此開端。

已經在一九二三年創作出名篇《敖德薩的故事》的巴別爾，終於通過哥薩克騎兵確立了自己真正的語言和風格——《騎兵軍》包容了他終生推崇的托爾斯泰的悲愴遼闊，果戈理的明麗強悍，福樓拜所代表的法國文學的嚴謹精確，以狄更斯為首的英國十九世紀長篇巨著的恢弘博大，敖德薩原汁原味的俚語的幽默生動，猶太《塔木德》經卷的玄妙、言簡意賅。所有這些，都因哥薩克剽悍粗獷的烈酒的注入而遽然化合、沸騰，使他的詩才、小說天才，突然在一九二四年宛如春天裡絢爛的鮮花一般，綻放開來。蘇聯作家費定說，當時莫斯科的《紅色處女地》、《列夫》、《俄羅斯現代人》等文學雜誌的編輯部，被巴別爾的稿子「塞滿了」，編者和讀者「都被他迷住了」。年輕的文學作者和文學初學者們，對巴別爾簡直奉若神明。無論他走到哪裡，都有一些「敖德薩的文學學徒」，眾星捧月地圍著他，如影隨形地追隨著他。《騎兵軍》出版後，以其形式的奇特與意蘊的深邃，令世人震驚。巴別爾一舉成名。他被稱為「技法超群」的「文學的征服者」，「最有才華的俄國小說家之一」。連文學觀念有教條化傾向的「拉普派」批評家，對《騎兵軍》也極力讚賞，認為作品「具有驚人的簡潔，擅長三言兩語刻畫豐滿的形象，……語言無與倫比」。

更有意思的是，巴別爾和蘇聯電影大師愛森斯坦，同時發明了蒙太奇手法，而他的手法比愛森斯坦的更成熟。一九二四年在電影《罷工》中，愛森斯坦把屠殺工人的場面和屠宰場殺豬的場面交錯剪輯在一起，第一次實踐了他的「雜耍蒙太奇」理論。而《騎兵軍》正成稿於一九二四年。首篇《泅渡茲勃魯契河》，一開始描寫騎兵夜渡，天風夜象之壯觀，彷彿托爾斯泰筆下混茫壯闊的俄羅斯大地。緊接著的屠猶場面，又會讓人想起波蘭裔導演波蘭斯基二二年的寫實影片《鋼琴師》。巴別爾用文字把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畫面拼接在一起， 堪稱戰爭文學之「絕唱」的《騎兵軍》，就這樣在蒙太奇的變幻中，轟轟隆隆地拉開了帷幕。在巴別爾的筆下，血腥和暴力升華成詩和音樂。

歐美已經悄然形成了一個「《騎兵軍》學」。巴別爾的女兒說，他父親的作品擺不滿書架的一格，而研究《騎兵軍》的專著卻已有滿滿一書架。其實，巴別爾研究才剛剛起步。二四年在美國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巴別爾研討會，議題是「巴別爾之謎」。至今，巴別爾的傳記還無法成書，因為巴別爾一生尚有些經歷不為人知。目前，國外至少有三位學者仍在搜集資料，準備為巴別爾立傳。巴別爾上個世紀是一個謎，進入二十一世紀仍然是一個謎。

巴別爾很多未完成的手稿都散失了，他被捕時克格勃抄走的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他一九二年在蘇波前線寫的日記，卻被一位基輔婦女意外地保存下來。這給巴別爾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資料。《騎兵軍》中的每一篇作品，幾乎都能在日記里找到出處。如七月三日的日記這樣記著：「一個矮小的猶太人——哲學家。一個不可思議的小店——狄更斯，掃帚和金便鞋。他的哲學是：大家都說自己在為真理戰鬥，其實都是在搶劫。」而到了短篇小說《基大利》中，「我」眼中的小古玩店變成了這個樣子：「狄更斯呀，那天傍晚你的幽靈在哪裡？要是你到這家小店來，便可看到古代鍍金的鞋子、海船的大索、古老的羅盤、鷹鷲的標本、刻有『一八一年』字樣的溫切斯特式連珠獵槍和破鐵鍋。」小店店主、猶太人基大利對「我」絮絮叨叨地說著：「……可波蘭人也開槍，我的好老爺，因為它是——反革命。你們開槍，因為你們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該讓人家裡有孤兒寡母。好人是辦好事的。革命——應該是好人辦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殺人的。可見鬧革命的是惡人。波蘭人也是惡人。誰又能告訴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區別在哪兒？……共產國際……我們知道什麼叫共產國際。我也要共產國際，好心人的共產國際，把所有的人都登記在冊，每人都發給一份最上等的口糧。」小說的結尾則寫道：「禮拜六到了。基大利——這位空想共產國際的創始人，去猶太教會堂做禱告了。」

儘管巴別爾曾對帕烏斯托夫斯基說過：「我沒有想像力，……我不會虛構。我必須了解一切，直到最末了的一條脈絡，不然就什麼也寫不出來。」而實際上，對照一下《騎兵軍》和一九二年日記，就會發現，巴別爾具有驚人的想像力，他是藝術虛構和文學創造的奇才。他說過，寫一篇最短的短篇小說，我也得像一個挖土工獨自去挖平卡茲別克峰一樣。 「每寫完一篇短篇小說，我都會老好幾歲。……有時我甚至累得失聲痛哭。由於寫作，我的所有血管都在痛。如果有某一句句子寫不好，我的心就會痙攣。」像巴別爾這樣對文學創作懷著一種異乎尋常的神聖的態度，對自己要求的標準之高近乎苛酷的作家，怕是不多見的。

在歐美，有許多巴別爾迷。有一個美國商人，叫托比（Toby Holtzman），酷愛巴別爾，他窮畢生之力收藏了和巴別爾有關的任何東西。只要世界上有一張紙片上印著「巴別爾」三個字，他都會像寶貝一樣搜集起來。幾年前，他把這份寶貴的收藏全部捐獻給了美國以收藏俄蘇文獻著稱的胡佛檔案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版《騎兵軍》（插圖本）就得到了他和胡佛檔案館的特許，從中選取了巴別爾的肖像、《騎兵軍》不同譯（版）本的書影，以及和蘇波戰爭、布瓊尼率領的蘇維埃紅軍第一騎兵軍有關的重要歷史圖片一百餘幅，堪稱彌足珍貴。

《騎兵軍》在歐美各國出版時，廣受讀者喜愛。一九六一年在波蘭出版，第一天即售出兩萬冊。別AC忘了，《騎兵軍》寫的可是蘇維埃紅軍入侵波蘭的故事啊。二一年新版英譯本《巴別爾全集》，又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美國女作家、批評家辛西婭·奧捷克在二一年美國諾頓版《巴別爾全集》序言中說：「巴別爾和卡夫卡，同讓每一根神經顫動。」 二三年版英譯本《騎兵軍》序言作者麥克·德達（Michael Dirda），則在刊於《華盛頓郵報》上的書評中寫道：「這是一本傳世之作。你會終生反覆閱讀，然後留給你的孫子；否則，就帶進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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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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