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殤—不僅僅只是殖民掠奪

在莫高窟參觀期間，無論是導遊小姐的解說詞，還是關於莫高窟的各種書籍，都在強調這樣一個主題：帝國主義者對敦煌文物的盜取、掠奪或騙購；《辭海》里也有這樣的說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一說光緒二十六年），發現藏經洞後，窟內歷史文物和藝術品遭到帝國主義分子的嚴重破壞，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鄂登堡等人曾盜竊大量的珍貴文物。」

下面是2012年2月21日《蘭州晚報》開列的「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的掠奪罪行：

1907年和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先後兩次用700兩白銀騙購約13000件。

1908年法國的伯希和用500兩白銀騙購約5500件（屬精品）。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等用350兩白銀騙購約400件。

1914年俄國的奧登堡騙購殘卷約500件，繪製443個洞窟的平面圖，拍攝洞窟照片2000餘張。

1924年美國的華爾納用75兩白銀，用特製膠布粘走26塊精美壁畫，盜走彩塑、半跪菩薩各一尊，經卷2件。

如今，這些文物的去向和境況怎樣呢？

據《莫高窟史話》記載，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中國西北掠走的大批文物（主要是敦煌文物），入藏倫敦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及英國殖民地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新德里印度國立博物館）。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從中國北京、敦煌攫取的大批文物（包括6000餘件莫高窟文物精品），主要藏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和盧浮宮等地。日本探險家橘瑞超等人在敦煌騙購的文物，分別存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龍谷大學圖書館及日本殖民地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和日本佔領下的旅順博物館（其中一部分後調中國國家博物館）。

俄國探險家奧登堡從莫高窟盜取的文物，分兩部分存放，一處在今天的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一處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東方部。美國探險家華爾納到達敦煌時，藏經洞的文物已被瓜分一空，他所獲取的主要是壁畫與彩塑，這些文物現藏哈佛大學賽克勒圖書館。

我們選擇「帝國主義分子」盜取、破壞敦煌文物的行徑作為譴責對象，這沒什麼問題。但另一些同樣破壞敦煌文物的行徑，卻被有意迴避了。當代美學家高爾泰曾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他回憶道，1962年9月，文化部一行到莫高窟開會，參觀洞窟時，大家議論清代塑像，都說醜陋難看，竟在會上議決把它們全部砸毀，從洞里清除出去。高爾泰當時只是普通工作人員，無權就此插嘴，只能看著他們雇來的農民抬著一件件被砸下來的塑像的斷肢殘軀往牛車上扔，拉到戈壁灘上倒掉，一任雨打風吹，變成泥土。對此，高爾泰感嘆道：「一條歷史的曲線，就這樣被切掉了尾巴。」他進一步指出，如果說有些被劫掠的文物還可以在大英博物館之類的地方，獲得妥善保護和公開展覽的話，那麼，在被劫掠之後，對剩餘文物的搶救過程中，落入大小中國官員手裡、沿途散佚和被搶救者據為己有的大量文物，後來連影子也沒有了。（《尋找家園》，花城出版社2004版）

1962年的破壞僅僅是開始，更大的劫難接踵而來。在一篇《百年滄桑莫高窟》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載，1966年10月的「文革」初期，江青在接見首都紅衛兵時公開說：「敦煌藝術沒什麼可以繼承的東西。敦煌藝術是精神鴉片！」江青在北京大肆煽動各地紅衛兵到敦煌造反。當時，莫高窟的管理者和專家學者們已經全部被揪出、批鬥，並被關進牛棚。各地紅衛兵與當地造反派相互串連，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向敦煌撲來。在莫高窟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剛剛得到消息的周恩來果斷地下達指令：「立即讓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採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窟受到損壞。」他立即簽發了國務院「關於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衝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後期清理」的文件。

就在國務院的緊急文件到達敦煌的第二天清晨，從蘭州趕來的大批紅衛兵已趕到敦煌，他們與當地的紅衛兵頭頭匯合後，馬上開始了肆無忌憚的破壞活動。首當其衝的是著名的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一大片明清古建築被徹底搗毀。造反派們喊著口號，手持工具，向莫高窟蜂擁而來。敦煌縣武裝部領導和解放軍戰士一起阻截，向紅衛兵出示了周恩來批示的文件，才最終制止了紅衛兵的破壞活動，莫高窟僥倖地逃過一劫。（2009年1月23日《人民政協報》）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然而假設藏經洞的文物沒有被外國探險家搬走，仍然留存莫高窟；假設周總理的指示晚到一步，莫高窟文物是否還能倖存於世？即以敦煌本地為例，敦煌市郭家堡鄉土塔村，原有一座10餘米高的古塔，「文革」初期，紅衛兵用炸藥包塞進塔底，一座古塔轉瞬之間變為廢墟。「抄家」發現了幾捆完好的經卷，全部當作「四舊」燒毀。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流散在敦煌民間的莫高窟文物相當多，「十年浩劫」中，一捆捆經卷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

「文革」中的「破四舊」，多少廊廟寺觀、神佛雕像、牌坊石碑、善本圖書、名人字畫毀於一旦，北京的頤和園、曲阜的孔廟孔林、洛陽的龍門石窟……無數前人留下的輝煌文化、精美文物，都被紅衛兵悉數破壞。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不也把國寶級的文物據為己有嗎？

《莫高窟史話》指出：「莫高窟是國家的、世界的、人類的遺產，我們應該珍惜它。」的確，文化是沒有國界的。從人類文化的角度看問題，任何人保護了敦煌藝術都是貢獻，任何人破壞了敦煌文物都是犯罪。我們現在了解更多的，是莫高窟是如何被帝國主義劫掠的，而對這些文物在「文革」時期如何遭到搶掠和毀壞，和外國的收藏現狀卻知之甚少——比如敦煌石窟文物保護中心，就是由日本政府無償援建的，目前這個中心是我國唯一的石窟類文物保護研究陳列機構。

余秋雨曾有一個「夢想」：「要是（盜劫莫高窟文物的）車隊果真被我攔下來，然後怎麼辦呢？我只得送繳當時的京城，運費姑且不計。但當時，洞窟文獻不是確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裝木箱，只用席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於倫敦博物館裡！」（《道士塔》）余秋雨的話並不是全無道理！

莫高窟的奇蹟、王道士的「愚昧」、西方的貪婪。這三點能否算得上莫高窟的全貌呢？誠如上述，只要認真研讀素材，查閱資料，而且始終對這類傾向保持足夠的、全程的警惕，就不難看出這其中多少有點歷史選擇主義與歷史塗改主義的痕迹。

遊人們往往通過導遊小姐的手電筒微光朦朦朧朧地看到歷經七代、開鑿千年的洞窟里靜態的壁畫、雕塑與建築，卻忽視了其中所蘊涵的中外文化、中外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人們印象中，被強化的往往是一個愚昧無知、貪圖小利、出賣文物、損害國家的王道士形象，而忽略當時的清政府如何顢頇自大、拒絕變革、自外於世界，當時的官員如何愚昧保守、貪腐惰政、從而貽誤維護國家權益的機遇。人們看到的往往是帝國主義冒險家對我國文物的巧取豪奪，卻看不到這些人並不都是政客、軍閥、強盜，有的還是富有學識與職業精神的科學家，被掠走的敦煌文物也並非都是一樣的下落——拿去賣錢、行賄或私藏，有的還妥善收藏在設施健全的博物館，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以史為鑒」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要求，「以史為鑒」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真正做到「以史為鑒」並不容易，首先應克服的便是歷史選擇主義與歷史塗改主義。

作者系文史學者。本文原載《同舟共進》雜誌2015年第5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