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廬·文化‖楊仁愷——魏晉南北朝的書畫藝術（四）
魏晉南北朝的書畫藝術
（四）
王珣書法的特色
王珣(350年—401年)，字元琳，小字法護，王導之孫，洽之子，羲之從侄，珉(小字僧彌)之兄長。王氏三世以能書見稱於世，家學淵源，以詞翰為時宗師。其弟珉書名尤著，「故有僧彌難為兄之語」。「珣曾作桓溫主簿，而身頗短，當時有『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謠。參軍郄起贊溫(桓)篡晉，俾珣亦與之，同心協謀，事成則典午國祚，…惟珣不肯附溫，溫蓋壓於珣而不敢發也」(《平生壯觀》轉引)。珣不但文詞書法稱絕，並且有高尚的品德，尤為可貴。《宣和書譜》著錄珣墨跡行書《伯遠帖》、草書《三月帖》共兩件，傳至今日，僅存一卷海內孤本!它被列入「三希」之一，竟成為「三希」中唯一的晉人真跡!
晉 王珣書《伯遠帖》
《伯遠帖》書法特色、時代風格尤為突出。用筆削勁挺拔，鋒棱畢現，結體總的是疏而寬，個別處相當嚴密，後人有聲「寬可跑馬，密不通風」之說，於此找到具體例證。書勢微向左傾斜，為的是取得險峻端莊的藝術效果，是他獨具的特色、豎畫順筆下垂，無往不收;轉折處信筆出之，有方有圓。給體在扁長之間，個別字如「騰」「實」「獲」「羣」諸字，在羲之父子帖中可以找出它們的共同之點。如此皇皇國寶，傳至清初，竟被吳其貞斷為「唐人廓填」，殊不可信。儘管吳某為幽時有名的書畫商，往來蘇、浙、皖諸名鑒藏家之間，所閱歷古書畫多矣，著有《書畫記》一書，仍不免出現失誤，可知鑒定之難。
原帖曾刻入《淳化閣帖》，後代累有翻刻，《三希堂帖》憑原作鉤勒上石，僅得原作形式;至於運筆之轉折頓挫，墨色之深淺靈活，再精的刻本都無法反映出來。今天印刷術昌明，精益求精，庶幾使原作精神面貌得以再現，豈止下真跡一等，簡直可以亂真!
羊欣的書法和他的《暮春帖》
羊欣(370年—442年)，字欽元(一作敬元)，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人。官至中散大夫、新安太守。他博覽群書，精通經史，並長於書法。年十二隨父不疑在烏程令任上就讀，時王獻之任吳興太守，甚愛重羊欣。「常因夏月入縣，值欣晝寢，著新練裠，獻之書裠數幅而去。既覺視裠書有得。欣本工書，因此彌善。他淡於仕途，不事夤緣。『會稽王世子元顯，常使欣書扇，欣以他辭卻之，不肯奉命。元顯怒，以為後軍府舍人』。舍人本寒素之職，以當時知名之士，屈居卑官，而泰然自得，時人對他讚揚不已」。唐人張懷瓘《書斷》說:「師之大令(獻之)，時亦眾矣，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沈約雲:「敬元(欣)尤善於隸(今楷)書，子敬(獻之)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口口(原文「怯者」一詞費解，故改用方框代之)，往往是羊也，「沈氏亦不愧大方家，不但指出優點，同時也提出不足之處說：「謂欣學獻之，如顏回與夫子有步趨之近，雖號入室，終不能度越獻之規矩，使灑落奔放，自成一家，故又有婢作夫人之誚，以其舉止羞澀，終不似真，豈謂是耶?」(《宣和書譜》)轉引）此評語是公正的。它正好是「買王得羊」一語最恰當的註腳。
由於羊欣不輕易為人作書，傳世作品特少，《宣和書譜》著錄僅有《筆情帖》一件，而在《淳化閣帖》和《大觀帖》中刻有他的《暮春帖》草書一卷，尚可觀其大略，由此往上追索獻之，實乃難得的第二手材料。又羊欣撰有《續筆陣圖》、《採石來能書人名》兩篇，對我國書法藝術史的研究尤為有用。
王僧虔的書法和他的《舍人帖》
王僧虔(426年—485年)，原籍臨沂(今山東)，山東望族而南渡者。官至尚書令，正是一時名宦。據《齊書·列傳》記載:「僧虔善隸書(當時一般稱真楷為隸)，宋文帝劉義隆見其書素扇，嘆曰:『非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唐張懷瓘《書斷》評他的風格:「祖述小王(獻之)，尤尚古直，若溪澗寒冰，岡巒被雪，雖極清肅，而寡於風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此之謂乎?」此評甚有見地，亦有分寸。但唐人竇臮《述書賦》則說:「僧虔密緻豐富，得能失剛;鼓怒駿爽，阻負任強。然而神高氣全，耿介鋒芒。髮捲伸紙，滿日輝光。」有褒無貶，不用兩分法。如實在硬要從中找缺點，就是「耿介鋒芒」，指出為人正直，易露鋒芒，有時會刺傷別人的。可是，有另一條記載，孝武帝劉駿憑他帝王之尊，也想在書法藝術領域裡顯出他自己的「神寶曠世」，對此，僧虔便隱藏起來，不敢顯露自己書法真本領，常用拙筆作書，因此得以免禍，用心良苦。
僧虔撰有《論書》、《筆意贊》兩篇，是他從事書法的一生總結，惟傳世墨跡竟無一件。《淳化閣帖》、《大觀帖》中刻入《劉伯寵帖》、《謝憲帖》可供比較。在《萬歲通天帖》中有僧虔《舍人帖》應屬可信之作。當我們在王獻之條目內探索他的風貌時，因其多變、傳世作品又少，很難把握他的一些特點。好在為我們提供的《舍人帖》中有獻之的結體和筆法，不能說出於偶然。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大士族，而大令的影響曾盛極一時，不僅僅羊欣直接聆教，後來的仿效者自不在少數所以，天僧虔此帖流傳到今天的現實意義同樣受到珍視。
值得稱道的，僧虔不但能寫一手好行楷書，還留心歷朝書家所從事的活動，對他們作了較為公正不阿的論述。所撰《論書》一文，儘管在每家之下，寥寥數語，無不中的，想見其概括和觀察深入的能力是十分驚人的。又曾撰《筆意贊》一篇，當是他的心得之作，惜未見流傳，令人遐思。
南北朝的寫經
前面提到佛、道兩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空前發展，我們認為與當時政局動亂有著直接的關係。人們總希望過安寧的生活，佛家教義勸大家修來世，講因果報應，使人們墜入宿命論。而道家談玄學，煉仙丹，求長生之術，消極地對待現實的苦難生活。總的都屬逃世思想範疇，無疑是形而上學的。兩教又鬥爭，又融合。《漢魏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重點研究了佛教在這一時期中的史實，同時，它中間也談到道教的消長。再從正史中考察，一些閥門士大夫都信奉佛學或道教，有的還兼容並包，亦佛亦道，史不絕書。我們在前面談到南北朝的書法藝術發展時，指出有人主張兩教的盛行，促使了書法的的普通提高，特別是在下層的僧道和廣大的寫經生中，給他們製造書寫經卷的機會，可以認為已促成一個龐大的隊伍，來為信士們服務。今天所能窺見大批北魏南朝的經卷，為其一絲不苟的虔誠行為欽佩不已。
在個別介紹寫經作品之前，必須說明一個問題，即此時期寫經書體，與同時期士大夫階層的書體很不一致，其因在於書畫藝術是伴隨著動蕩之世而同步發展著。有人說北朝是少數民族統治地區，文化較之南朝落後，未必正確。
這裡擬選出具有明確年款的經卷，主要是西陲敦煌出土的，在書法形體上都是扁方形，豎筆細，橫下筆不頓，卻收尾重而上挑，有點近乎隸法，但實際未用中鋒和回筆;捺筆特重，不用連筆，也不講究間架結體，隨便落筆，似不經意。所謂「千人一面，一字萬同」，固然說不上什麼書法藝術。當然個別為士大夫大發虔誠而寫，或是抄寫經史文學作品，或大和尚講法所寫之講稿，又當別論，那畢竟是鳳毛麟角，十分珍貴。一般經生所書，只能是大同小異。我們面前擺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此時社會上真楷、行書的面貌與寫經判然兩樣?考其根源，在於我國書體於兩漢時官府和民間流行的是隸書，數百年中，積重難返。當上層已進入新的變革階段，民間不可能及時跟上，直到了南北朝後期，歷史到了隋朝，寫經的書體才有了顯著的變化.算起來遲了三個世紀以上。此種情況，不僅在交通不發達的封建國家如此，就是在今天極個別地區，教育發展沒有跟上去。也有可能出現脫節的現象。客觀史實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書畫藝術在早期階段，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大變革、大動蕩的歷史潮流震撼著人們惶惶不可終日，倒是士族的閑逸生活，有條件吟詠、寫字、作畫、吃藥，簡直與民間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而文化也發生了兩極分化，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在書法藝術上的反映，同樣是十分深刻的。
四、魏晉南北朝書畫鑒藏的品定和著錄
我國書畫藝術之變革興盛，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已啟其端，愈到後來愈趨發達，尤其是南朝的風氣更為活躍。魏晉繪畫大都以壁畫為主，捲軸畫次之，因之只能鑒賞，不宜收藏。南朝講求行押書，君臣之間，士大夫之間，弔唁向病，婚壽相慶，鴻雁往來。其書法之臧否，以為雅俗之分野。既有鑒賞，勢必就要從事收藏，而收藏的先決條件必須進行裝裱，隨之而有所記載，即後世所謂的著錄。開始簡易，逐漸趨於精工，此乃常理。
上溯到東漢未年，「西漢武帝創置秘閣，以聚圖書，漢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已創立鴻都學以集藝，天下之藝雲集。及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餘乘……」(《歷代名畫記·敘畫之興廢》)。魏晉以前的所謂秘閣、畫室，鴻都學以聚集圖書，圖多為壁畫，書則多為竹木簡。鴻都學所集的奇藝，包括的不僅是書畫藝人，或有別的銅、漆、玉雕諸名手在內，可能占的比例不少。董卓所收七十輛車子，作為帝室之物，為數委實不多，況且其中書畫分量有限，可得而知。魏晉(西)情況有所變化，書畫的蓄藏有所增加，南朝諸帝王的愛好，促使收藏數量越集越多，儘管在改朝換代中不免遭到損失，甚至是毀滅性的，但從來未因之而不再搜求庋藏，反而變本加厲。東晉桓玄酷愛法書名畫，貪得無厭，必使天下的精品收歸一人所有，實在野心勃勃。後來桓玄收藏的許多珍品，全部為劉宋王朝所有，載入宮內。王僧虔《答齊太祖論書啟》為之鑒定古迹11帙，分別優劣，「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輒率短見，並述舊聞，具如別箋。」僧虔列出12人名單，只有名姓，惜無作品之名。南齊高帝蕭道成本人也是一位書畫藝術愛好者，他在收藏中運用了鑒定的手段，分選出歷代以來的名家作品，不論他們年代的先後，按照評定的優劣為等差，「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聽政之餘，旦夕披玩」。可惜大批名貴書畫，至今沒有一件流傳下來，即使所記目錄，亦無隻字保存，實屬憾事！
梁武帝蕭衍嗜書畫更甚於前人。他精於鑒賞，搜求歷代的書畫名作，不遺餘力。平時與他的臣僚如陶宏景、蕭子云、虞龢諸人奏啟往來，內容包括甚為廣博，涉及到品評、鑒定、裝裱和欣賞，具體內容將在具體作品分析中還要涉及。梁元帝蕭繹是位丹青高手，才藝過人。他有點像後來的宋徽宗趙佶，庋藏的珍貴書畫也遠遠超過前代。侯景作亂，焚毀圖畫數百函，余畫隨之運入江陵，又為西魏將於漢所破。元帝於投降前命後閣舍人高養寶聚名畫法書和典籍24萬卷而付之一炬。於瑾在灰燼中搶救出書畫4000多軸。此歷史事件是慘痛的，文化精粹無法補償;另一方面說明由於文化之發達，書畫藝術之講求，收藏之盛況可以想見。
張彥遠說:「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玩閱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之病也。」在梁中書侍郎虞龢《一論書表》中，對此講得相當透徹:「大凡秘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絹素及紙書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縑素四千五百八十六字;李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紙書四百六十五字;……又有范仰恆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繇(鍾)是拓書(廓填)，悉用薄紙。」對王獻之作品的裝裱，大的數十紙，小的數紙，捲軸大小懸殊，令其整齊，刪劣存精。一卷裝裱的作品，其中有精粗之分，安排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是由於「人之看書，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閱留連，不覺終卷」，虞龢發現梁內府收藏缺乏整理，建議「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且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還主張以作品之等級配以金玉畫軸。「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軸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躞，織成帶（絲織錦類）。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自二王以下，分為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全用檀木軸。還有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出其精妙之作，集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則用漆軸。他這樣實際已寓鑒定、分等級於裝裱中了。
從陶宏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得知他們討論了作品的真偽。蕭衍在答書中說:「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俱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梁啟中則雲:「《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以為有悟。」在鑒別王羲之作品真假方面，陶認為：「第二一f一三卷，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以可稱。《臣濤言》一紙，《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各四條非右軍書。(第)二十四卷，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黃初三年》一紙，《繆襲告墓文》一紙，《抱憂懷痛》一紙……十一條非右軍書。」而虞龢在每紙下註上應為某某筆，他是下過功夫的。
梁武帝對待書法藝術是位尊鍾、張的保守派，而陶宏景只好屈從他的旨意，但又不甘心，所以有「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欣慕」之言。梁武帝指責右軍書「意疏字緩」，陶宏景則說是「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者」。此後所書，全為代筆，故梁武帝所指，乃代筆人所書。通過曲折之筆表面恭維了皇帝，實則堅持了自己的看法。說到王羲之，究竟有無代筆的，陶宏景的說法有根據可查。他去羲之不遠，此千多年後，在真跡已絕的前提，他的論證應當是可信的。他的舉例，並非孤證，在陶氏之前的南齊王僧虔《論書》一篇里，提到「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司馬聃)令(張)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同書又記載「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石道人作右軍書贗」。梁宏景未指出右軍書的作偽者真名實姓，而早於梁氏的王僧虔竟告知我們張翼、康昕、南州石道人等專門模仿右軍書，張翼是在穆帝指示下給右軍開個玩笑，並無它意。而康昕、南州石道人二位則屬於後世蘇州作坊和北京早年後門的一些以此為職業的人，靠做假書畫賣錢牟利。嚴格地說，張翼與康昕等人的行為是有區別的。
關於鑒別、裝裱、品評的文獻記載，書法多於繪卷，緣由已如上述。現在根據唐以前流傳下來的法書名畫，或為真跡，或為臨摹，或為廓填，或為拓片，我們偶爾從中看見一些人的押署，與唐宋以後作品本身和拖尾上鈴各種公私印璽完全兩樣。這在收藏、鑒別上是六朝以下的一個特點。此種情形，《歷代名畫記》已有記錄，可資參考。《敘自古跋尾押署》說:「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但備列鑒識藝人押署。」宋有張則等三人，齊為劉、毛惠遠二人，梁朝最多，有唐懷充、徐僧權、滿鶱、姚懷珍等十四人，陳有杜僧譚等二人，北齊丁道矜一人，隋有江總、姚察、朱異等4人。我們在《萬歲通天帖》中可以看到他們一些人的押署，《曹娥誄辭》墨跡里也能見到。書中個別人的姓名，在作品押署時發現了差異，如「滿鶱」,的·"鶱"字下是「鳥」而不是「馬」;懷充的「充「不是「允」。此雖細事，它可以幫助我們判斷真偽起點作用。
晉《 曹娥誄辭》局部
我們說的押署指的是簽名，正確地說，它只用於南北朝書畫作品上，《歷代名畫記》把它擴大到隋，大體說得過去，不過隋代以後大都在押署之外，加上年號的年月日，不能不認為是一個發展，通過它到唐宋以後，大家都能看到，有個鮮明的對比，認識和印象當然更為明確了。
未完待續……
-------楊仁愷------
楊仁愷（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號遺民，筆名易木，齋名沐雨樓，四川岳池人。享譽海內外的博物館學家；書畫鑒賞大師、書畫大家、美術史家。曾任中國古代書畫七人鑒定小組成員、中國博物館協會名譽理事；遼寧省博物館名譽館長、文史研究館名譽館長；魯迅美術學院名譽教授、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導師，遼寧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等職。因其傑出貢獻，授予了「人民鑒賞家」榮譽稱號，被譽為「國眼」。楊仁愷先生是新中國文博事業的拓荒者，對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考鑒、拯救及中國文化世界的傳播作出的卓越貢獻，海內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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