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正鈞：我在「隱蔽戰線」上的故事

文 葛珺 董建軍 程堂義 文圖整理 知行

雖然沒有經歷過槍林彈雨，雖然他一直說自己是個小人物，經歷也算不上傳奇。但90多歲的高正鈞老人和他解放戰爭時期他在「隱蔽戰線」上的故事，還是讓我們感到了驚心動魄與血雨腥風……

口述者簡介

高正鈞，1922年生於安徽合肥，1928年隨父母遷至蕪湖，1937年至1940年輾轉求學於六安、合肥、巢湖，1945年末加入地下黨組織，主要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解放後任職於合肥市電子局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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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沛流離求學路

1922年我出生於合肥市巢湖路邊的原省科委。6歲左右隨父母遷至蕪湖，抗日戰爭前夕在獅子山由蕪湖教會聖公會會長美籍瑞典人盧義德創辦的廣益中學（現蕪湖第三中學）就讀。1937年日軍侵佔蕪湖，廣益中學停辦，恰逢家裡生意破產，我們全家被迫遷回合肥雙墩鎮。

1938年春，因淮南鐵路破壞無法回蕪湖讀書，我便考入當時安徽省臨時省會立煌縣流波幢的國立第八聯中，然而沒有在這個花了兩天才走到的學校上多久，我就被父親接了回去。原來合肥遭到了日軍轟炸，因為通訊滯後家人擔心我這個獨子的安全這才匆匆趕來。生命有時候真的很奇怪，在他們走後兩小時，日軍就派飛機轟炸流波幢，我的很多老師同學都在這場轟炸中喪命，我卻躲過一劫。後來才知道因為聯中有十幾幢教室和宿舍，日本人以為那裡是民國政府的什麼重要機構。

後來合肥又被日軍佔領，我只能躲在肥西紫蓬山附近的親戚家，直到1939年又回到金寨讀高中。日軍進攻大別山後，我又去張店鄉讀六安縣立中學（現六安第一中學）。1940年初在同學、同樣出身教育世家的妻子幫助下輾轉到巢湖邊的長臨河鎮繼續上學，畢業後在六安縣城妻舅的藥店里幫忙。

革命需要有一定的機遇，1944年末，我的一個同學所在的省軍區文工團經過六安，邀請我參加。我不會什麼才藝，本來不願意去的，後來一想在藥店也沒什麼事就加入了。隨團到合肥後，我回了家便不再同行，一年後我在家中碰到回鄉探親的妻子的堂哥戴蔭淮，從此，命運發生了轉折。

高老抗日戰爭前夕在獅子山廣益中學（現蕪湖第三中學）就讀。1937年日軍侵佔蕪湖，廣益中學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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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打誤撞」走上革命路

戴蔭淮在重慶長壽麵粉廠工作期間結識了安徽壽縣人孫友余。孫友余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便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皖南事變後，孫友余負責秘密交通和情報工作，參與開闢了川北至陝甘、川東到中原的交通線。孫的對外身份是中國工業原料公司經理。戴蔭淮在沒有參加黨的秘密組織之前，並不知道這個公司的內情，只是與這個公司的有關業務人員有些接觸和交情，並經常給他們一些友好的幫助，可以說是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革命工作之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後，孫友余奔赴上海繼續地下工作，莫干山路的阜豐麵粉廠便是當時的聯絡點。年末，我和堂哥去上海找他，才知道他是地下黨，於是我們就算正式步入了革命的隊伍。由於黨的經費困難，也需要為地下工作找個掩護，我們先得有個事安身。恰好我的表兄王懿原來在後方勤務部當科長，新近被任命為剛組建的輜重汽車24團二營營長，正在上海招聘駕駛兵和工作人員，準備接收從美國運來的新汽車。於是戴蔭淮就在營部頂了個上尉器材管理員的缺，我則當上了上尉書記官。

1946年初，輜重二營開拔南京，營部駐國府路，就在國民黨總統府的對面。而一條鐵路之隔的梅園新村即為周總理的辦事處，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之際，我住的宿舍在梅園新村後面的桃源新村，這樣聯絡就極為方便。因為在輜重營，我們能知道不少國民黨當局調動軍隊、裝備的情況，一些國民黨軍情、部隊動向，特別是一批華東地區軍用地圖等極有價值的資料就可以彙報給中央。

1946年秋，國民黨為淮海戰役做準備，把輜重團開到徐州，我接到組織布置的任務，要恢復地處宿遷大運河邊的一家大玻璃廠。由於靠近前線，軍事活動頻繁，我只能只身前往，在2天跋涉100公里到達後，我只看到一片被大水淹沒的景象，於是任務失敗了。雪上加霜的是，1947年初，輜重營王懿營長開車軋死了人，坐班房丟官，換了新營長。我在表哥出事期間正好回家探親，回來後因為裙帶關係便被告知書記官的職務被免掉了。這個時候，上海正在籌劃組建中華窯業公司，我有高中文化，又學過無線電，就被組織調去上海學習收發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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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大」時光

為了建立聯接浙贛、粵漢兩路與香港分局的交通，組織上考慮在株洲附近建立秘密交通站。當時有位叫任大張的，抗戰後期曾在湖南醴陵經營過一個小電瓷廠，不過這個廠已經停業。於是，組織上在討論後決定與任大張在醴陵合辦電瓷廠，掩護建立秘密交通站，戴蔭淮負責這個項目。就這樣，雙方很快確定了合作關係，不久後中國工業原料公司的招牌旁又掛上一塊「中華窯業公司」的招牌。

電瓷廠的第一批小批量的產品運到上海交貨後，中華窯業公司敞開接收訂貨，對客戶有求必應，訂戶迅速增加。每份訂單預收30%的預付金，經濟收益可觀。湖南方面生產壓力很大，必須擴大生產能力，而生產場地和設備都不夠用。經上海方面黨組織同意，在醴陵西邊的淥口對岸的雷打石鎮建立新廠，我在這時被派了過來。淥口是淥江匯入湘江的地方，靠近浙贛和粵漢兩路交點株洲，水陸交通方便，也比較隱蔽。1947年，新廠建成，主要任務是接待秘密轉移的同志，掩護他們的行蹤。1997年時我還曾故地重遊，如今已經物是人非。

1947年6月，正當劉、鄧大軍在大別山首戰告捷，淥口廠生產大有發展的時候，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委員劉少文的得力助手趙平及其妻子沙平，在浙江餘杭被國民黨特務抓住了。組織上立即布置有關人員迅速疏散、隱蔽。上海方面，原料公司和窯業公司的工作人員撤往華北華中等地，湖南方面撤回北方解放區，我則帶著家眷去了南京，因為這次事件，我的入黨也變得遙遙無期。

剛到南京我就收到電報，要求在當地建立聯絡點，但只給我100金圓券做為資金，其餘費用得自行解決。1948年初，我從家裡籌集7兩多黃金加上我在南京發展的同志1兩多，這才在夫子廟附近建立起聯絡點「聯友無線電器行」，專營無線電及其零件，當然主要任務是為解放區運送無線電材料。

那時候的地下工作都是單線聯繫，我當時雖然沒有接到上級的指示，但因為任務的重要和緊迫，想著反正都是革命工作，就跑一趟吧。於是連晚扒火車去上海，哪知道力量有限，還沒扒一段路就摔下火車，幸好是掉在鐵軌外，不然就出師未捷身先死了。我看看傷覺得不嚴重，就爬起來坐公交去鼓樓車站。到上海市郊後我才發現，所有人都是往上海方向，各路來的火車一輛接著一輛根本開不進城，於是我又跳下車跑去趕公交，這樣才折騰到了上海。

老式電台不似現在的容易攜帶，足足有140多斤，我憑藉一己之力很難把它帶回南京，上海方面就派了個人和我一起，出上海時我們把電台拆了裝成兩箱，看到是憲兵而不是特務檢查我就放心了，他們不懂電台，因為我的無線電器行老闆身份只會把這些當成普通貨物看待。踏上開往南京的火車，一路上車輪滾滾，我思潮起伏，心情很不平靜。因為南京還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回城沒有這麼容易，到了城外看到果然處處都設置了關卡，我遠遠觀察後發現進城小火車沒人查，於是我們把兩個箱子放在小火車上，人走進城再去火車站把箱子取走，感謝那時候人的樸實讓我們可以把事情很順利地辦完。

老式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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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戰線上的工作

之後我們便一同趕往我在蕪湖的家，在朱子帆先生的幫助下我們找了個地方開始研究這個電台。朱子帆先生是當時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秘書長，立法委員。解放後才知道他是民革的知名人士。這套小型電台，原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淪陷區協助美國空軍襲擊日軍目標時聯絡使用的，戰後留下未帶走，已經多年未用了。它是一套普通15W美式軍用小型電台，我們對收、發報機，分別進行了詳細檢查，對配套的手搖發電機進行搖試，檢查結果判明：設備多年未用受潮，特別是發報機缺少關鍵零件——石英晶體諧振器，顯然被有意拆掉，因此不能使用。

怎麼辦呢？我內心十分焦急。受潮還好處理，缺少的關鍵零件，專用性強，當地是配不到的，而時間又十分緊迫，必須採取果斷措施。組織上連夜派人趕返南京，在其供職的機房偷了三塊規格合用的備品，就返回蕪湖。經過添裝零件，整理線路，排除潮氣，安裝試機，電台終於能用了，任務完成，我心裡終於放下一塊沉重的石頭。

江北皖西四分區的領導對這部電台的架設和使用十分重視和關心，在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下，得到當地愛國的國民黨政府人員的合作與支持，始能安全投入使用。當時朱子帆先生出面，做了有關人員的工作，電台安裝在國民黨的機構中，開始是裝在第六行政專員公署的秘書儲文朗的家中，儲還兼任皖南青年救國團蕪湖地區負責人，後又轉移到蕪湖城防司令劉格非家，臨到解放前夕又移到市內永平里皖南青年救國團團部。報務員翁成林，是從涇縣郵電局借調來的，他是儲文朗的侄女婿，親信可靠。通信使用的是密碼，是由四分區領導親自製定的，由程效安返回解放區學會翻譯帶來的，這樣就和四分區電台接上聯繫使用，從1948年9月到1949年4月渡江前這段重要歷史時期，這部電台擔負溝通大江南北通信的使命，和四分區、三野九兵團一直保持緊密的通信聯繫，及時地傳送過一些重要情報。如策反海軍第四江防區安東指揮艦起義；搜集的皖南沿江各縣國民黨軍政動態和江防工事情況；蕪湖臨解放前夕市內蔣軍動向等……均通過電台，及時傳送。

這段時期中，我仍擔負機務維修，每當電波穿過寬闊的江面，將一份份情報或捷報，和江北四分區溝通時，我們深深地感到：將我們的心和解放區軍民的鬥爭，緊緊地連在一起，也分享到勝利的愉快。在合法的掩護下，我們一直堅守在各自的崗位上，經歷了擔心的日日夜夜，都渴望著大軍早日過江。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勝利強渡長江，解放了蕪湖，組織將電台和人員作了新的安排，勉勵我們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努力。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勝利強渡長江，解放了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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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里的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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