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寫了個人販子的故事，順手拿下普利策音樂獎

獲得普利策音樂獎的是杜韻寫作的一出歌劇《天使之骨》。

《天使之骨》講述了一對貧窮的夫婦在後院撿到一對受傷的天使，他們將天使的翅膀剪掉後囚禁起來以漁利。歷經七年，在紐約三一教堂的資助下，《天使之骨》從不足一小時的室內劇演變成擁有紐約最好的表演藝術家、管弦樂團、室內合唱團的歌劇。

杜韻說，其創作動機源於自己讀到的一本關於人口販賣的紀實文集，其中以詩歌、口述、信件等等不同體裁去講述人口販賣的故事。杜韻被這些故事所打動，在隨後的調研中，杜韻發覺自己離人口販賣的現實越來越近。「這不僅僅是東歐、東南亞、南美的現實，在紐約新澤西、在皇后區就有許多人口販賣。」

「這次獲獎得到了很多關注，世界上有2100萬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希望有更多人因為《天使之骨》關注他們。」

多 元 主 義

杜韻出生於1977年，4歲開始學習鋼琴，7歲進入上海音樂學院附屬小學，後升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鋼琴作曲系。20歲赴美求學，先後取得奧伯林音樂學院學士及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當杜韻開始學習西方古典樂時，當代西方古典音樂的世界已經與她正在學習的沒有什麼相似之處了。

20世紀前半葉以新古典主義為代表的現代主義音樂已經重新定義了作曲，不同流派平行發展，音樂表現範圍迅速擴大。上世紀60年代的動蕩則影響了一批作曲家，他們質疑有關新音樂為何物的一切假說。

很多年輕作曲家表現出對爵士樂和搖滾樂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宣稱這種世俗化的風格應該也能夠貫穿在真正與當代文化對話的任何音樂藝術當中。由於上世紀50年代之後大眾媒體在技術上的迅速進步，這種音樂的確廣為人知。

杜韻並不知道這些變化。但二十年後，她正是以打破古典和通俗壁壘的多樣性風格，以及音樂中傳達出的當代問題意識贏得了世界各地的喝彩。

2010年上半年，杜韻在紐約的演出作品包括：由新茱莉亞合唱團解讀一部充滿活力的傳統交響樂；將爵士搖滾融合於電子合成器做出的無聲影片配樂；一個由當代國際交響樂團演奏的複雜電子樂作品，還有一場與大提琴演奏家Matt Haimovitz自由表演。

當年年中，《紐約時報》樂評人AllanKozinn撰文形容這些作品都是「從其自有的音樂世界裡生長起來」。杜韻很珍惜這篇樂評，直言Kozinn知道她在幹什麼。

Kozinn在樂評開篇建議紐約作曲家、 樂評人Frank Oteri應當留心杜韻的作品。

2014年，Frank Oteri前去拜訪杜韻，他在回憶中寫道：「武滿徹的交響樂和雷·查爾斯的專輯被放在一起。杜韻對音樂是如此雜食，以至於嘗試為她的音樂尋找到一種風格來描述是徒勞。她正在為底特律交響樂團和蒙特利爾現代藝術組合撰寫作品，她同時創造了大量作品，包括電子樂、一系列無法分類的藝術碎片，她發布的 《Sharp in You》其中有一系列無法被明 晰定義的音樂元素。」

在《天使之骨》中，杜韻將電子樂、室內管弦樂以及合唱相結合，又採用非傳統歌劇聲音：劇中男女主角分別由男中音和搖滾女中音演唱。當天使翅膀被剪斷時，搖滾女中音熾熱的獨唱，將小提琴的顫音與小號的尖銳急促，擴大成為令人憤怒、恐懼、兇猛的嗚咽聲。

單一的音樂風格已經很難滿足當下聽眾的需求。使用網路平台聽歌的青年人們，已經習慣於一張歌曲列表，在不同的音樂風格之間快速切換。

「其實在電影或其他形式的藝術中，這樣的雜糅早就見怪不怪了，只是在歌劇領域，這面牆還沒有被打破。」對高雅藝術表演形式的探索並不僅僅加入流行元素，「所有元素的運用，都必須有它的契機，必須有感染力和說服力。」杜韻說。

上月，杜韻接受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的邀約，完成一個對於方言和戲種研究的展示作品。

杜韻定向收集不同方言對未來期望的語音，在合成器的渲染下，逐一呈現。清脆的電音彷彿通向未來的路徑，輕盈又喜悅。四川話、安徽話、上海話、福建話等等，男女老少不同的音色彼此交疊，不同的人生有機會在共同的旋律中，共同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同樣受到尊重。

這之後是滬劇演員的演唱。杜韻在舞台一角用保鮮膜包裹起話筒，緊接著對著話筒噴出了摩絲泡沫。這種非常規的聲音被杜韻作為音樂素材，有時候微不可聞，但是與周圍環境中的聲音合併在一起，在滬劇演唱中製造出一種日常生活的異質感。由於表演的真實性，來自材質本身的聲音，作為聲音的聲音，最終以精巧的對位互相作用。

舞台布景是由華裔建築師曾慶豪繪製的數十張建築圖，是以為滬劇演唱記譜。音樂家和建築師常有相見恨晚的如故感，無論是音符還是鋼筋，講究的都是結構與節奏。

學 院 派

小時候，杜韻時不時就盼著能發燒，發到38℃的那種。她每天練琴八小時,不過這多半都是父母逼出來的，唯有38℃的體溫計，才能讓她「有憑有據」地不練琴。

五年級時，老師告訴杜韻說你手太小了，不適合彈琴。她回家偷摸著哭，哭著練琴，再也不想著發燒了，她就想證明自己。

上海音樂學院為杜韻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她一度是學校里鋼琴彈得最好的孩子，12歲起師從鄧爾博教授，學習如何用音符表意，如何寫出一個完整的樂句，一篇完整的樂章。

當時上音的圖書館裡幾乎都是古典樂的資料，巴赫、貝多芬、肖邦、莫扎特，這都是杜韻的老朋友了，而她更想聽聽20世紀初興起的新古典主義等現代音樂。

楊立青是當時上海音樂學院大學部作曲指揮系的系主任，後擔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他是個常年掛著微笑的音樂家，曾求學、訪學於歐美，「四年前楊老師過世了。我很傷心。非常想念他。」杜韻說。

楊立青和善，好客，他經常邀請同學們來家中玩。楊立青家中有幾面牆的十層書架，放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現代音樂，他多年來都從事現代作曲技法的研究。楊老師很大方，他樂於將這些唱片借給同學。小個子的杜韻站在書架前，感覺自己「像在朝聖」，抬起頭，就望到了一張世界地圖。

斯特拉文斯基是陌生的名字，彭德列茨基和約翰·科瑞里亞諾的磁帶就放在書架上。20世紀重要的現代音樂家一起出現在杜韻面前，不分先後，不知高下。杜韻只能憑直覺挑選自己喜歡的帶走，楊立青不會告訴他們作品好壞。一切都是自由的。

杜韻在演出前四天抵達上海，與初見的業餘滬劇演員排練了兩次後就正式演出。這是杜韻很喜歡的合作方式，陌生、或說是臨場相見的合作者為作品帶來了任意性和意外之喜。

學院派作曲家對記譜法很講究，「一定要有好的記譜法，有時候就會有些封閉。」杜韻說。如何向完全不懂記譜，沒有受過任何學院訓練，甚至是語言不通的人講述自己的作品，這對杜韻是個挑戰，也正是她所喜愛面對的。「許多民族音樂都是口授的，依然很嚴謹。」杜韻說。

五年前，杜韻在阿聯酋沙迦與當地的吟唱詩人合作了一部交響樂作品。在作曲之前，杜韻與詩人們有一次愉快會面，這之後她就回到紐約作曲，將詩人們的朗誦選段融入作品。

跨過記譜法的門檻往往意味著學院派藝術家正在試圖張開雙臂，邀請所有的聽眾都進入自己的音樂中。《天使之骨》 的主唱Jennifer Charles對五線譜並不熟悉，合作夥伴曾對杜韻表達過隱憂。「我覺得我做過很多這樣的事，這對我不是挑戰。」杜韻說。她錄製好自己唱的Demo， 供Jennifer學習。最後的演出效果證明，這 一切非常成功。

今年8月，杜韻作曲的兒童音樂劇將在國內公演。參與演出的孩子們也有不少不懂五線譜，沒關係，杜韻唱給他們聽。「這和我的教育觀點是一致的。」

執教於紐約州立大學作曲系的杜韻，對學生的挑選依賴直覺。「所謂的耳朵好不好，有沒有好的寫作基礎，音域高低等等，這些都太表面了。對我來說這都不是衡量標準。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有才，有沒有表達的慾望，和你想要的質感是不是相吻合。」

20歲那年，杜韻前往美國奧伯林音樂學院讀本科,畢業後杜韻之後進入哈佛大學作曲系攻讀博士學位——她選擇了一個獎學金最為豐厚的學校。在哈佛的第二年參加作曲考試，杜韻掛科了。

「為什麼？我寫這麼好為什麼都不過？」杜韻質問道。

「我們要巴赫風格。」老師告訴杜韻。

「為什麼！這不是作曲系么？我寫的是杜韻風格！」杜韻硬是跟老師扯皮通過了考試。

卡 啦 O K 一 代

初中時，杜韻從電台里聽到李宗盛、陳 昇、竇唯和王菲，而後Michael Jackson隨著 「全美公告牌排行榜」一起出現在電台里。

她將竇唯和王菲視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兩位華語音樂人。1997年王菲與竇唯合作發表專輯《浮躁》，半張專輯為純音樂或者哼唱「la jum bo , wu na sha」等字元。

2000年竇唯和譯樂隊合作發表《雨吁》，整張專輯都不再包含有意義的歌詞。

「現在看來，無字音樂為王菲和竇唯封神了，但在當時是多了不起的實驗啊！給我的衝擊太大了。不需要解釋，竇唯不需要用歌詞去解釋了，音樂足夠表達。」杜韻說。

到高中時，杜韻開始用零花錢在音樂學院門口買打口碟。那些外國歌手杜韻一個都不認識，她只好挑專輯封面好看的買。

Pink Floyd，Cocteau Twins，Sinead O Connor和Kraftwerk等等在同一時間進入了她的世界。英國人的專輯封面優雅精巧；德國人的專輯封面稜角分明，她偏愛後者。

中學生杜韻沉醉於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的德國前衛搖滾（Krautrock），「硬朗騷在骨子裡」，她說。以20世紀最重要的 音樂先鋒Karlheinz Stockhausen為代表，德國摻雜了電子樂的迷幻搖滾中有不少出身學院派的樂隊，如Cluster/Kluster、 Faust、Kraftwerk等。

杜韻在他們的音樂中聽到了嚴謹的學術性，豐富的技法，還有對自由的理解。清秀的Sinead O Connor 給自己剃了光頭， 公開支持愛爾蘭共和軍和新芬黨，撕毀教皇的畫像，這些杜韻都在她嘶喊著唱出的 《Fire On Babylon》聽到了。

「那時候的德國是迷茫的，音樂也是迷幻的。這些音樂都是對時代的回應，他們都是思想家，不是排行榜上的流行歌手。」杜韻說。

進入大學的第一年，英國樂隊Portishead發表新專輯，從此杜韻跌入Trip-Hop的世界。Trip-Hop是起源於英國西部港口城市Bristol一種電子音樂分支，慢板迷幻，融合了Jazz和Hip-Hop的碎拍節奏。

迷幻的風格後來被杜韻用在了自己的 多部作品裡。2012年她發表了自己首張錄音室專輯《Shark in You》，這張專輯風格多樣，從實驗舞曲到卡巴萊再到爵士電音。

在一曲《Stay》中，迷幻融合爵士，電子打擊樂的節奏與她空曠的女聲此起彼伏，在空氣中緊緊包裹住聽者。如果音樂有顏色，這首就是墨綠色，彷彿森林的潮氣，散不開的霧。

導演賴聲川與杜韻有過兩次合作。賴聲川是懂音樂的人，他熟悉也理解青年音樂家在作品急於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矛盾與緊張。「青年藝術家往往會很糾結，尋找自己的表達方式。而這種表達方式，必須要通過所有過去的人留給自己的語諱，也就是音符。但杜韻作品中的糾結少很多。」

杜韻的音樂創作受歐洲影響較大。法國人對聲音的控制，德國人對精巧結構的追求。美國帶給她的是流行文化和開放的創作意識。到了美國，杜韻終於知道「波普」藝術是什麼。

賴聲川在杜韻的作品中不僅聽到了學術面，更有純才華面和幽默感。「嚴肅面對藝術的人越來越少了，杜韻很嚴肅，但是也很輕盈，有許多自然的東西。」賴聲川說。

杜韻已經確立了自己的表達方式，她既有古典樂的底色，卻也飽受通俗樂和民族樂滋養。

「我們真的是卡啦OK一代」，杜韻說。但她又話鋒一轉囑咐道：「流行音樂你少寫一點，我們啥專業的音樂家都沒講，感覺我就聽這些（流行樂）。其實我聽得可多了，各種各樣的民族樂，古典樂和現代樂是我專業，肯定都得聽。」

杜韻是紐約MATA音樂節的音樂總監，她和同事們一起，從三千首投稿作品中選出數十首入圍作品。她又身兼作曲家和教師兩職，「每年至少聽兩千首作品吧。」杜韻說。

現 實 與 世 界

對歷史的認知可以是非線性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第一次被鑿出縫。杜韻看著電視里的柏林人為被推倒的牆磚熱烈歡呼，她覺得自己心中好像也有一堵牆倒了：中國和外國的那堵牆倒了，她可以到外面去了。

很多年後，她在哈佛大學讀書時，這種與柏林人感同身受捲土重來。她看到了一部德國電影，柏林人的渴切，就好像她年少時聽電台對香港、台灣的嚮往。

對於學西方音樂的孩子而言，「世界」這一概念自幼伴隨他們。肖邦來自波蘭、莫扎特出生於奧地利、柴可夫斯基是北邊的俄國人……外國是真實存在的，是神秘的，但沒人告訴過杜韻外國是什麼樣子。

柏林牆倒後第二年，14歲的杜韻前往紐約交流半年。在日本轉機的那一宿，她溜出機場在東京的街頭走了一晚，特開心。少女時期的杜韻深受三毛其害，心裡想著浪跡到天涯。出去旅遊時，火車剛一開動，周圍景物逐漸從杜韻視線里逃離，流浪的念頭就在她心裡暗暗作祟。

大一時，杜韻去歐洲參加音樂節，忘了訂住宿，她就在威尼斯邊走邊玩了一晚上，然後睡在一個小廣場上，「路上還被人踹了一腳，一下就忘了疼，繼續嗨。」杜韻說。她很得意，之後故意不在佛羅倫薩訂青年旅社，繼續通宵在城市裡漫遊。

六十年前，斯特拉文斯基決定了人們對作曲家固有看法。作曲家就應該魅力十足，神秘莫測，廣交值得結交的朋友，周遊每個值得探訪的城市。

在過去十九年間，杜韻的創作生命活躍在世界各地，美國、德國、加拿大、瑞典、阿根廷、阿富汗、巴勒斯坦等等。她與她的朋友們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中結識，在紐約的生活相當簡單：在外工作，在家作曲。

到紐約的第三年，杜韻在一次意大 利演出中結識了巴基斯坦視覺藝術家 Shahzia Sikander。而後十年兩人多次合 作，沙迦作品的視覺部分就是由Sikander 完成。

Sikander早年學習印度波斯織畫，並以織畫為創作和實驗起點，不斷測試不同規模和媒體，包括動畫、影像和壁畫。Sikander的作品將織畫帶入世界的視野，並使巴基斯坦國立藝術學院的織畫學系在上世紀90年代得以復甦。

「Sikander和我一樣，是基於東方傳統成長起來，受過很專業的訓練。在掌握技法之後，能用特殊的技法天馬行空。」杜韻說。

藝術是無國界，即使是根植於某一種傳統生長起來的作品，依然具有可被理解的共通性。

Sikander是很能理解杜韻的。「友誼在這十年的工作中越來越深厚。」在合作之外，兩人會交換最新的靈感與創作，尋求對方的意見。十年的了解，使得雙方總能迅速理解彼此的創作動機，給出最真實的反饋，「我很重視第一感覺好不好。」杜韻說。

「上海姑娘」是杜韻此次獲獎後見諸國內媒體的第一個標籤，這一度讓杜韻感到困惑。「父母都是山東人，家中都是吃餃子。我就愛吃褲帶面。」杜韻的地域感一直非常弱。

在 紐 約

在哈佛讀書時，楊立青邀請杜韻畢業後回上音教書，杜韻婉拒，「我覺得我真正的發展還沒開始。」

杜韻在博士三年級時來到紐約，「紐約什麼都有，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選擇去紐約需要放棄哈佛校內一部分補助，杜韻很感恩父母當時對自己的支持，經濟上和精神上的。

杜韻與奧伯林的幾個同學在紐約一起成立室內交響樂團。交響樂團的朋友們被杜韻視為自己的伯樂，「好朋友間的鼓勵非常重要，一起進步，一起往前走。」杜韻說。互相支持和欣賞的方式，就是我寫作品你來演奏。長笛演奏家Claire如今活躍於世界各地，杜韻依然在為她寫作品。

初中時，杜韻聽到別人說：「杜韻才華很好，可惜是個女孩子。」她好生氣，下定決心要變更好，然後氣死他們。「我千萬不能還沒成功就死了，那樣別人會覺得我是懷才不遇，太難看。」她想。

在紐約二十年，杜韻逐漸明白「遇」和「不遇」與「懷才」不是等號關係，成功與否也並非是得到尊重的唯一條件。她在紐約見過的有才華又努力的音樂人太多了，她只是其中之一，還是幸運的那個。

「我真的是很幸運的，所以我希望能把這分幸運帶給別人。」華裔女性的身份為杜韻帶來了更多的關注，「女性，還是少數族裔，東西做的還不錯，很容易被大家鼓勵和愛護。」杜韻說。

《天使之骨》首演於去年紐約的「原型 藝術節」（Prototype festival）。原型藝術節鼓勵那些創造性的小型歌劇，並且給女性創作者、少數族裔創作者更多的機會。 杜韻的另一身份是策展人。

從上海返回紐約的次日，由杜韻擔任音樂總監的紐約MATA現代音樂節開幕，這是一個旨在扶持青年藝術家的盛會。明年3月，由她策劃的亞太音樂獎將在紐約拉開帷幕，旨在推動亞太藝術家不同領域的交叉合作。

剛到紐約時，杜韻給自己喜歡的爵士 音樂家John Zorn寫郵件求助，得到了後者的鼓勵和幫助。Zorn在紐約有自己的演 出場所，面積不大。每個月開一次盈利性質的音樂以支付房租，其餘時間都是免費借給獨立音樂人，所有收入歸音樂人。

「Zorn給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舞，是偶像。」杜韻說，「這麼多年，Zorn都很愛護自己圈子裡的人，合作都是先想到圈子裡的人。他教會我怎麼愛護、幫助其他的音樂人。我也是得到很多幫助才有的今天。」

俠 女 激 情

杜韻是個喜歡上學的孩子，因為學校熱鬧。

「獨生子女嘛，到學校就很高興。只要有點事，我就想摻和，這樣可以不用練琴了。」杜韻笑嘻嘻地說。

大人們經常批評杜韻愛管閑事，每天盡操心別處發生了什麼事。長大了，杜韻還是愛管閑事。「但現在大家把這個稱作『關心社會』」，她有些得意。

杜韻體型偏胖，聲如洪鐘，眼神明亮，好像一個蘊藏能量的隕石。有時候她大笑起來，馬路對面的行人都會被她吸引。可她身上帶有強烈的少女感，可能因為她的平劉海丸子頭，也可能因為她赤子般的大眼睛。

好的藝術家往往都具備移情的能力。不僅僅憐憫乞丐和貓，甚至要為看不到的事情而心裡難過。愛身邊的人，也愛那些離她最遠的人。遠方的困境更能讓杜韻感到一種道義上的痛苦。

「以前很多人都跟我說，你會變的，你長大了就會變的，你進入社會就會變的。但我一直都這樣，我沒變，我性格也沒變。」

杜韻關心的事兒不少，從敘利亞局勢、歐洲動蕩、特朗普執政，到國內的網約車規範、聊城辱母案，甚至是《人民的名義》的熱播，讓她產生共情的對象不勝枚舉。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杜韻都抓住每一次採訪機會呼籲社會關注移民及女性，拒絕人口販賣。《天使之骨》的故事在夫婦販賣天使時達到高潮，原本好心的工人們成為了潛在客戶，所有人都成為了幫凶。這段最令杜韻傷心，她把無人吟唱的配樂寫得凄厲又絕望，聞者落淚。

一位人口販賣的親歷者在被解救後，自發成立了女性教育公益組織，幫助其他逃離人口販賣的女孩子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學習融入社會的技能。「很多女孩子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可以逃脫的，而所謂再教育的力量，就是對自尊心的培養和自我價值觀的培養。」杜韻說。她所追求的藝術也應當有這樣的力量，幫助苦難的人們重新獲得勇氣，面對生活。

「藝術家的敏感不是矯情，不是沒事找事，而是對世界敏銳的觀察，對現實的認知感。說大了，這就是藝術家的終極關懷。」杜韻說。

在杜韻眼裡，音樂是一種媒介，溝通世界不同角落、不同群體之間的媒介。通過音樂表達的社會議題，具有更強大的感染力。

一定會有失落，來自現實與預期的不 符，來自自身力量太過渺小的無措。「努力 了，但out of control（超出控制），我就接 受，繼續做自己的事。就是奧修說的靜觀低 潮，隨時準備著面對低潮。」杜韻調侃從小 就知道並不是努力就有理想的結果，「比如 我努力了我還是長不高，長不漂亮。」

小時候進寺廟，釋迦牟尼居中，左右分立地藏王菩薩和觀音。大人和杜韻說，地藏王是管地獄的，別去拜。杜韻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心想，「地藏王菩薩都在地獄裡了，太慘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她偏要拜地藏王菩薩，誰也拉不住。

來 不 及 死

4月份回上海，杜韻又認識了一幫新朋友。大家都說「杜韻你真是太有趣了」，「你人真好。」藝術家邱黯雄對她說：「我真羨慕你的特殊技能，無論跟誰你都能聊得特開心。」

在喜馬拉雅美術館參與會談時，杜韻和在場的其他藝術家都不一樣：她一直在笑，歪著頭笑，眯著眼笑，甚至會笑著反問主持人。

她希望大家都能高興，「時日無多，能高興這件事，就讓人高興。」

「小時候看國慶燈節，或元宵燈節，或大年夜，就覺得生活真美好。因為看到大家都很高興。」現在，杜韻經常在紐約看遊客，看他們興高采烈的樣子。

年少時的杜韻聽陳升的歌會哭，她跟著收音機里的低沉男聲一起唱，「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你的美麗讓你帶走。」她喜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德國搖滾，「硬朗騷在骨子裡，硬性帶敏感。」

那時候她最喜歡的電影是《城南舊事》，淺灰色的色調，英子水汪汪的眼睛，還有離愁的配樂，長久包圍著她。

「我小時候看《大紅燈籠高高掛》我好悲痛，哈哈哈哈哈哈。覺得做女人真沒意思，哈哈哈。」杜韻像是調侃一般，「做人其實很痛苦的。」

「我們學音樂的，看到很多作曲家都是身後有名，還有許多大作家都自殺了。」她小時候喜歡讀海明威，傑克·倫敦，老舍，還有三毛。「一輩子也就如此，還是沒出生最好。」杜韻說，「如果我死後，能被認可是一個創新和探索的藝術家，和文藝工作者，就是對我最高的評價。」

她不懼怕死亡，死亡在她心中並不遙遠。但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來不及死」。她必須為藝術家的終極關懷堅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唯一的膽怯來自時間，她害怕時間不夠，想為這個世界做的事情來不及做完。「我小時候喜歡作曲家，就是覺得不用退休。」

困難常常遇到，缺錢搞創作也是常態。「但我們真的沒資格說自己苦。世上有太多苦難的人了，他們還在最基本的生活線上掙扎。」但是杜韻不肯和別人說這些，「想要成事，就不能自怨自艾，放大自己的困難。」

杜韻不願吃老本，她要繼續創作，需要大塊的時間用以獨立創作。與巴勒斯坦藝術家Khaled Jarrar合作的關於敘利亞 難民的交響樂與紀錄片拍攝已經過半，今年她還將以「年畫」為主題為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寫一部交響樂。今年夏天，她將回國監製合作音樂劇，秋季則開始在美國三大音樂學院之一的Peabody音樂學院執教。

「我還是我自己，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平台去踐行我意志堅定的信念。也會有更多可能和不同的人一起往下走。」杜韻深知普利策獎的意義，她準備好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機遇與改變。

採訪、撰文 楊楠 ／ 攝影 肖南

編輯 Nabo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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