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陽三農民自殺事件」調查及其背後的故事

2003年7月10日，旬陽縣桐木鄉派出工作組進駐該鄉湧泉村開展退耕還林清查整改試點工作。

此後5天內，湧泉村連續出現3名村民自殺，其中兩人死亡，一人被搶救過來。

我是2003年7月16日上午得知這一消息的。當時的震驚至今還是無以言表。

當日下午5時許，我和同事老胡（攝影記者胡國慶）冒雨趕到秦嶺深山中的湧泉村，對此事進行調查。

李立文的自殺令人格外心酸——農藥是賒來的

3位農民中，李立文是第一個自殺的，他被搶救過來了。

他告訴記者：「我在自己的退耕還林地里套種了2畝4分黃豆，工作組說，按規定，我得交560元罰款。我沒有錢，工作組又說，你現在就把地里的黃豆拔掉，每畝地就可以只交40塊錢。我也覺得這樣划算，就去拔黃豆。我女人是個啞巴，看著我要把長勢那麼好的黃豆拔掉，她就來攔我，和我鬧，還拿著一根棍子打我。我愁得不行，只好到處借錢給工作組交罰款，跑了一圈，一分錢也沒借到。心裡難受，就在小賣部里『買』了一盒敵殺死農藥喝了。」

賒農藥自殺的李立文

李立文喝農藥自殺是在7月11日中午，被人及時發現。進駐湧泉村二組的鄉工作組趕緊把他送到了村民孫盛旺辦的衛生室。經過搶救，李立文活了下來。鄉上為他支付了搶救治療費92元。

我問李立文：「你哪來的錢買農藥自殺？」

李立文臉色平靜得像塊石頭，聲音很低：「農藥是賒來的，我沒有錢。」

村民組長李祥之死

參與搶救李立文的湧泉村村民孫盛旺說：「幸虧李立文喝的農藥毒性不烈，否則，憑我那個衛生室的條件，根本救不了他。」但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深夜，他又不得不面對另一位村民的服毒自殺，他竭盡所能參與了搶救，但最終也沒有保住年輕的生命。

這位村民就是湧泉村三組組長李祥，他只有31歲。

7月10日，桐木鄉6個工作組進駐湧泉村，負責三組的是以桐木鄉人大主席薛某為組長的工作組。7月10日、11日，三組組長李祥一直在配合工作組的工作。7月12日，工作組搬到了與李祥同一個院子的村民孫全漢（李祥之妻孫盛娥的叔父）家住宿。當天晚上，李祥服毒自殺。

李祥的妻子孫盛娥聲淚俱下地向記者講述丈夫自殺時的情景：「7月12日晚上9點多，李祥說要跟工作組組長商量一下，看看退耕還林罰款有沒有商量餘地。我和他一塊過去的。薛組長告訴他：這個事不用說，你回去睡覺，明天上午還有幾戶要罰款，你這個組長要親自去，村民如果沒有錢，就讓組長墊上。（記者問：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你在場嗎？孫盛娥說：我在場。）李祥臉色不好，站起身來就走了。回家後，他坐在板凳上，雙手捧著臉發愁。11點多，他洗完澡跟我說：『我喝葯了，沒法活了。明天沒錢給工作組交罰款，逼得我只有死。』說完衝出門，我趕緊追出去，他跑了不遠就跑不動了，嘴裡吐沫。這時候，鄉工作組一個領導在我叔堂屋裡轉，聽說李祥喝葯了，也沒過來幫忙。工作組5個人都沒有過來。離我們這個院子最近的住戶也在二里地外，等我喊了龐啟政、陳音富、李輝勝等人來，已經過了好長時間。我們把人送到鄉衛生院時是凌晨3點多，人最終沒有搶救過來。後來鄉上的人把我叫去，鄉領導和我談安葬費、生活補助費。問我要多少錢，我說6萬，他們不給，最後談到了2萬，並且簽了協議。」

根據和鄉政府簽訂的協議，孫盛娥領到鄉上給的1萬元現金和一張金額為1萬元的存摺。然後在村民們的幫助下，把丈夫的屍體運回家。到家不久，桐木鄉鄉黨委書記張某、鄉長鬍某等人也緊跟著來到了村上。原來，工作組回到鄉政府，堅稱李祥之死和工作組沒有任何關係，於是，鄉領導覺得這份協議簽得草率了，兩萬元錢也給得冤。他們想收回協議，也有把那2萬元錢要回去的意思。

當天，村委會保管的那份協議被收回了，而孫盛娥則沒有給。孫盛娥說，當時鄉領導很不高興，說明天會讓派出所來的。

村民陳音富之死

7月14日，旬陽縣公安局小河派出所3名民警來到湧泉村，調查「李祥自殺的真正原因和過程」。

這一天，他們找了些村民問話。地點就在李祥同院的孫全漢家。而這時，李祥的家人、親朋、鄉親們正在緊張地準備李祥的喪事。

調查期間，湧泉村村委會主任徐某從鄉上回來。他受工作組組長薛某委託帶了一張紙條給派出所民警。紙條的內容是：李祥之死可能和7月12日幫他打麻（農活）的人有關，陳音富就是打麻者之一。這時，陳音富正在李祥的葬禮上忙碌著。待李祥下葬後，大家回到李祥那個愁雲慘霧籠罩的家，陳音富便接受了派出所民警的調查。

有村民作證，對陳音富的調查是從7月14日下午5點40開始的，到7月15日凌晨1點50結束。村民們說，陳音富結束了和民警的長談出來時，流著汗，臉色很不好。當時，有不少人還在李祥的屋裡閑聊。陳音富的哥哥陳音華對他不放心，於是臨時支了一張鋪，陳音富就躺下了，直到天快亮才回到家。

陳音富的妻子孫竹芳說：「陳音富回來後，一個勁地抽煙。他說派出所的人逼他承認李祥的死和工作組無關，他告訴派出所他不知道李祥的死和工作組有沒有關係。派出所民警就說他說的不是事實，要負刑事責任。吃完早飯，我就到地里幹活去了。過了一個鐘頭，他在地頭喊我，說去請人明天幫忙打麻。他走了幾分鐘後，我頭腦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覺得他早上的神情不對，就趕快去找他。沒找見，我很著急，就去找了大哥陳音華，讓他幫著找。陳音華又叫了兩個村民幫忙，一直到下午三點，他們在山上發現了陳音富的屍體，他弔死在一棵樹上。」

陳音華等人說：「我們看見陳音富吊在樹上已經死了，我當即趕到鄉上，找到了鄉黨委書記，報告了這件事。」陳音富的屍體在樹上一直吊到7月16日，旬陽縣公安局來人拍了照，才放下來。

7月16日下午6時許，當記者趕到陳音富家時，這裡聚集著幾十名鄉親，陳音富的屍體躺在屋外臨時搭建的雨棚下。淚人般的孫竹芳扶著棺材神志不清地絮叨：「女兒才3歲，兒子才兩歲，你讓我們以後怎麼活呀？」

殘酷的事實讓記者無法剋制悲憤的情緒

當地政府對我們的採訪還算配合，雖然有些當事幹部極盡辯解之能事，真相還是逐漸清晰了：

李立文因為交不起罰款，賒葯自殺，幸虧藥性不烈，搶救及時，撿回了一條命；三組組長李祥由於替本組村民說情，希望工作組少罰一點款，受到鄉工作組訓斥，服毒自殺，當時在場的工作組5名成員竟沒有幫忙救人，其麻木冷漠令人震驚；因為李祥曾為三組村民陳音富向工作組說情，當地派出所調查李祥死因時，受工作組一位領導的「指點」，將陳音富定為重點調查對象。在接受了長時間的問話後，表情沉重的陳音富告別調查他的民警，不久就上吊自殺。

7月16日晚上，桐木鄉一位包村幹部在李祥家見到我們，他挺羞愧的，說了這樣一句話：「這件事我們幹得不大好。」我無法剋制自己的悲憤情緒，說：「不是不大好，是太差勁！」

送禮 VS 華商報社的「天條」

7月18日，我們結束了採訪準備離開旬陽。當地政府部門的兩位工作人員擠上採訪車執意要送我們一程。還沒出縣城，他們硬塞給我們3個信封，信封里裝著的是厚厚的鈔票。

我們態度鮮明地拒絕後，兩位工作人員又提出要給我們買兩盒煙。然後一人去採購，另一人則坐在採訪車上死活不下來。僵持了十幾分鐘，採購者回來了。手上提著所謂的「兩盒煙」，竟達30條之多。

於是雙方又為了這「兩盒煙」開始了一番「言辭懇切、態度真誠」的推讓，在大街上拉拉扯扯好一會兒，我們終於拒絕了他們的「好意」，驅車離開旬陽。

我現在說出這件事，並不是想標榜自己的職業道德和素養。而是想告訴大家，這是華商報社的制度決定的——當時，當時，當時（我說了三遍）華商報社有一個所謂的「天條」，就是采編人員如果收取採訪對象價值200元的禮品，你千萬不要被報社發現，否則，一經發現，立即開除，絕無商量餘地。

領導兼朋友來說情

7月18日晚，我們回到西安。旬陽縣宣傳部門的一位領導已經在等我。2002年的陝南洪災報道中，這位領導曾給我的採訪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自認為欠了他的情，而承蒙他看重，一直把我當作朋友。他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希望報社不要刊登旬陽三農民自殺的稿子。他自己也知道這不容易，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誠意來打動我。

當晚11時，我結束了和這位兼有領導和朋友雙重身份的求情者的艱難會談，便關了手機回到報社寫稿子。工作到凌晨3時許，實在困得不行，小睡了4個小時，又起床接著干。7月19日下午6時，終於完稿。報社值班領導立即審稿。

4個小時後，我打開手機。不到一分鐘，手機就響了。又是旬陽縣那位領導兼朋友打來的，他說：「今天給你打了幾十個電話，一直打不通。」我只好敷衍，明知道對方不信，還是硬著頭皮說手機沒電了，剛剛換了電池。對方沒有在手機的問題上多計較，而是告訴我旬陽縣又來了幾個領導幹部，希望和報社做一些溝通。

出於對這位朋友的尊重，我再次去見他們。帶著壓稿使命的官員告訴記者，縣領導發了話，想在《華商報》上做幾個版的廣告。這耐人尋味的上門生意卻無法和華商報談，因為7月19日他們努力了一整天，都沒能走進報社的門。

聽了他們的話，我心中充滿了作為一個華商報社記者的自豪感。如果，這樁生意真的進了門，真的因此使稿件不能和讀者見面，那我們怎麼對得起以生命抗議的兩位青年農民？怎麼對得起廣大讀者的信任？

相關責任人受到處分

7月20日，《華商報》以《是什麼讓生命如此脆弱——旬陽三農民自殺調查》為題報道了我們采寫的稿件，引起強烈反響。在網路發達程度遠不如現在的2003年，新浪網和搜狐網上的評論一天就達到700多條，眾多網民表示震驚的同時也落了眼淚，不少熱心讀者還給報社打來了電話，希望通過記者向死者家屬表示他們的同情和關心。

7月21日，報社接到省委宣傳部的電話，得知報道已經引起了陝西省委重視，省委主要領導做了批示，並向旬陽派出了調查組深入調查。安康市委書記王忠民親自趕到旬陽，入村進戶看望群眾，安撫群眾情緒。據報社在安康駐站的同事回饋：王忠民掉了眼淚。

不久，7名相關責任人受到處分：桐木鄉黨委書記張某和副書記、鄉長鬍某被撤銷黨內外職務；工作組組長薛某被開除黨籍並被罷免鄉人大主席團副主席職務，工作組成員尹某受到留黨察看一年，撤銷鄉財稅所所長職務處分，寧某受到留黨察看一年，撤銷鄉農林水綜合站副站長職務處分，鄉幹部鄒某、柴某也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記大過處分。

同年9月份，安康市組織公開選拔縣級領導幹部活動時，將如何看待「桐木事件」、如何杜絕此類事件作為正縣級和副縣級職位考試的考題。

輿論監督不為利誘，應該是記者的基本素質。這次採訪中，我們做到了金錢面前不為所動，也艱難地做到了不為朋友的情面所動，堅持尊重事實，這種態度得到了包括說情者在內的讀者的尊重。

當年我們認為陝西新聞環境非常好

再補充幾句話吧。報道發出來之前，報社幾個管采編的也曾在一起琢磨，這事太惡劣啊，報出去會不會把報社置於危險境地？但不報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采編負責人孫曉冰說：報，宣傳部還沒下禁令，咱們報了大不了就讓我寫檢查，我電腦里就有寫好的檢查呢，改一改再遞上去就行了。

當晚，為了躲避滿腔誠意等在報社門口試圖擋稿的旬陽縣兩位領導，採訪中心主任張萍妹審稿提交之後，從報社側門偷偷溜走。

於是稿子見報，好在沒有受到宣傳部門的批評。

當時有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說省委開會，談到旬陽三農民自殺事件，領導一開始有些責怪《華商報》報道了這件事，但說著說著口氣變了：這事還幸虧《華商報》報道了，要不然群眾鬧到北京，中央問起來，我都不知道，怎麼辦？他們還想瞞到什麼時候？

次年，南方一家媒體的朋友有意拉我去他們單位。我給他講了旬陽三農民自殺事件，問，這樣的事在你們那裡能不能報道？他說：似乎，好像，不太可能。我說，這就行了，我覺得陝西的新聞環境還不錯，就待在這兒吧。

那個時候，我認識的新聞界的朋友大都覺得，陝西的新聞環境確實很好，當然這樣的新聞環境與包括《華商報》在內的大多數媒體的探索有一定關係，但身為其中的一份子，我們分明覺得，在陝西，絕對有「高人」在支持媒體開展正常的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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