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許是中國人最不了解的世界領導者

題圖：下文揭曉「她是誰」。

這是奴隸社會的第1187篇原創文章。

寫在前面，奴隸社會幾個磁場社區的朋友會有福利：7/24 晚上在北京見到她本人，具體請看所在的社區首頁置頂的動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不能到現場的屆時會有直播。具體信息在文末。

她是誰？有什麼特別？

在很少有女孩學計算機的八十年代，她獲得杜克大學計算機和經濟雙學位，一年後取得 MBA 學位。

畢業後加入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9 年做到多媒體發展部門的領導者。

在正統的天主教家庭長大，三個孩子的媽媽，卻成為全球推動女性有自主節育權利的鬥士（天主教徒推動節育）。

倡導需要更多女性進入科技行業，質疑為什麼蘋果的健康應用這麼多年也沒有跟蹤女性經期的功能。

倡導更多女性研究人工智慧，因為否則「我們老了以後照顧我們的機器人都是二三十歲的男性研發的」。

投身慈善，卻讓大家去看應該從可口可樂公司學什麼。

2016 年福布斯全球最具影響力女性排行榜排名第四。

她就是梅琳達·蓋茨，比爾蓋茨的夫人。

你可能會容易說，嫁得好唄，不就是錢多，成了所謂的「領導者」有啥了不起。

嗯，說實話，原來，我也這麼想。

雖然我是一個基金會的管理者而已，但梅琳達在我心裡，從一個「太太「成為一個我尊敬的領導者，是過了「三關」的。

哪三關？

第一次見到梅琳達是在 2015 年 2 月，那時候作為我的「面試」，在西雅圖見了她。我原來文章寫過，其實我不是去「面試」工作的，那時候我也還不想離開麥肯錫，換工作。所以我見她的時候，非常直白地說了我作為一個外人對基金會的一些建議。她一直特別認真地聽，完了告訴我，你說的這些觀察特別好。還說了很多她自己的觀察。後來我聽說，我的一通意見，讓她對我有很好的印象。這算過了我小心眼的「第一關」 —是個很虛心接受意見的人。

我在 2015 年 5 月入職以後，發現基金會的一些外國同事對中國不太了解，所以我開始每兩周寫一期Get Smart on China，給基金會的同事們介紹中國。後來梅琳達看到了，告訴她辦公室的小朋友每次我寫的Get Smart on China她都希望看到。因為這個動力，我們一直在寫。現在寫了 38 期了，這算是過了我的「第二關」 —是一個開放的，愛學習的人。

後來才知道其實她一直就是大學霸，小學到中學，後來在杜克大學拿計算機和經濟的雙學位，又加一年拿到了 MBA ；又拼實力找工作到了初創期的微軟，工作出色，層層上升，這都是在遇到蓋茨之前。上次蓋茨來北京的採訪，主持人問他最好的朋友是誰，他說是梅琳達（然後是巴菲特），挺讓我感動的。

後來我們做了一次線下的「中國周」，請了 12 名專家，6 名中國的，6 名外國的，講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基金會工作的關係。她還特意來，並坐在前排很認真地聽了大半天。

攝於2016年在西雅圖舉辦的 China Week ，左二是蓋茨基金會 CEO Sue Desmond-Hellmann，左四是梅琳達，右一是我

基金會每年最重要的內部會議，是每年春天的戰略會議。每一個領域的團隊（有近三十個）都會彙報工作，講下三年的戰略規劃和工作計劃。這是一個連續幾周的工作。2016 年 3 月是我接手中國辦公室之後的第一次「過會」。我的主要「論點」，就是加強對中國的重視，提升中國辦公室在基金會的「地位」，能讓我們更有效地發揮作用，一方面幫助中國解決衛生和貧困方面的挑戰，一方面能讓中國成為全球衛生和全球發展的有效夥伴。畢竟是第一次「過會」，所以雖然一方面對我們的工作的方向充滿信心，但也自然是有些緊張的。

記得那天在大會議室里開會，我和我的領導團隊在，梅琳達一進來坐下，話不多，但顯然是做足了功課，看了我們事先準備的材料，所以在我彙報的過程中非常到位地發表了很多肯定意見，對我們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當場做了布置。整個會議非常成功，我算舒一口氣。另一方面我覺得她是個了不起的領導— 看到問題，看懂問題，能發表非常到位的意見。這就是第三關，也是最後一關了。

但隨著我們基金會工作的深入，我才更加了解到她在很多方面做的了不起的事情。

那些了不起的大事和「小」事

先說一個「小」事。

2006 年，巴菲特承諾給蓋茨基金會捐贈 1000 萬股 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的股票，當時市值約合 310 億美金，使基金會的資產翻倍。截至 2016 年底，已經捐贈了超過 194 億美金。巴菲特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到如果沒有梅琳達是否還會給蓋茨基金會捐款時，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答案是『我無法確定』」。

巴菲特宣布為蓋茨基金會捐款的現場

當然還有太多「大事「的例子。

第一，天主教徒推動節育。

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梅琳達在節育這個問題上，卻有和教義有不同的想法，但其實這對一個有天主教信仰的家庭長大的女孩子來說，是很不容易的。她的理由是：「我記得修女提醒我們要批判性地去審視教義。而對於『節育是一個罪過』，當時的我和其他女孩們都表示疑惑。」人們擔心當性和生殖被完全區分開後，會導致亂交，這在梅琳達看來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和大多數女性對節育的看法沒什麼直接聯繫。

梅琳達分享道：「我有對未來的計劃，我想上大學。我是學校為數不多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的女生，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想有一份自己的事業，於是我去讀了商學院，並成為了微軟最年輕的女主管之一。」 儘管她擁有了相當優秀的教育，梅琳達仍然記得，在她離開家準備去微軟的那天，父母對她說，如果她想馬上結婚生子，他們也完全支持。對於梅琳達的父母來說，她開心是最重要的，而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才是最讓梅琳達開心的。

第二，和上面相關聯的，推動女性賦權。

2014年，梅琳達剛好滿50歲，她開始更多地思考自己怎麼樣能給今後的人留下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經常想，我要怎麼樣去改變這個世界？」她說道，「我會希望世界在我離開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這其中的答案，有很多是關於女性發展的。

梅琳達對於世界上女性問題的關注始於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一個母親的教育程度，對於她的孩子可以造成生存和死亡的差別」，她說道，「同樣的一個小孩，一位母親可能正在給他買5歲生日蛋糕上的蠟燭，而另一位母親可能就在給他挖墳墓。」

「貧窮是存在性別歧視的」，她在一次CNN的採訪中說，「這個世界上的女性比男性的處境更加弱勢，但是女性通常是為自己的家庭做出最關鍵決定的那個人，比如管理家庭的開支和決定哪個孩子可以去學校接受教育。如果我們不對女性進行投資，那她們就沒有辦法讓周圍的人都變得更好 — 即便她很想這樣做。」

梅琳達在蓋茨基金會 2016 年的年度信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16 Annual Letter中寫道：

「（對於女性來說）家務活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很多年輕的女孩都因此耽擱了學業。全球的數據顯示，不識字的女孩的數量正在增加，而男孩卻沒有這樣的趨勢。在貧窮的國家，母親是自己孩子健康問題的主要負責人。雖然她們告訴你她們會去看醫生，但是像哺乳和去診所這樣的事情都是需要花時間的。研究調查表明，當媽媽們過於忙碌（於家務活）的時候，衛生健康這一類的問題一般是她們第一個放棄掉的。」

這種推動不僅限於貧困地區的婦女。梅琳達曾經說過：

「人工智慧（AI）的發展為人類帶了許多好處。拿醫療行業舉例，AI 將能幫助照顧兩代老人，但誰來製造它們呢，難道是所有二三十歲的男性嗎？就說現在，蘋果手機的健康應用軟體也沒有記錄女性經期功能……這些例子都證明還有很多事情是女性可以做的，社會需要女性參與科技。而且不僅是一個兩個人，需要是團隊。人們在實驗室里或許能看到一兩個女性在研發 AI ，但很難看到三、四個女性一起工作。如果沒有團體，你的意見就更不容易被聽到。」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踏足全球的工作性質讓梅琳達深知：只有當女性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女性才能真正賦權，才能爭取自己的權利，做出實質性的改變。

第三，關於女性和數據。

作為一個曾經的科技公司管理者，梅琳達非常注重數據。

大家也許想不到，在她的推動下，迄今為止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已將八千萬美元資金投入到專註於女性的數據收集與分析上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梅琳達意識到數據收集與分析上存在著性別不平等，即我們往往忽略了女性的數據。事實上在非洲每五年進行的住戶普查中，很多調查暗含了對女性的偏見。比如，當調查員詢問住戶的家庭總收入時，只要一戶人家中的男性回答出來，調查員便不再追問是否家中的女性也提供了額外收入。在烏干達的收入調查中，當調查員面對女性時，即便只是加上一個問題「你是否有收入？」，調查結果就會多出七千萬美元的總收入。他們根本沒想到原來很多女性都在工作掙錢。

當我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時，我們就該明白將精力放在哪裡，思考如何解決它。我們不能直接跑去政府或是慈善組織那裡大聲嚷嚷：「你看，我們已經把這麼多錢花在扶持女性身上了。但要說真的看得到回報嗎？我可拿不準。」 梅琳達說，如果要她說的話，她會對投資者說：「我的項目已經讓這麼多女性使用手機管理銀行賬戶，我知道這絕對能讓她們脫離貧窮。」 這樣，那些投資者才會感興趣。

第四，我想你們也是和我一樣關心八卦 — 她的家庭生活，以及和蓋茨的關係。所以最後是「爆料時間」。

他們夫婦有三個孩子，梅琳達坦陳在他們大女兒出生時，他們其實不太知道怎樣成為優秀的父母，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每兩個孩子都相差了三歲。後來被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當他們最年長的女兒（現在已經20歲了）還在學前班的時候，比爾·蓋茨— 作為微軟的首席執行官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承擔了每天送女兒上學的任務。

「對於學校的母親們來講，這無疑是一個爭相傳頌的流言，」 梅琳達說，「我說，怎麼了？她們說，我們都要回家告訴我們的丈夫，如果比爾·蓋茨，一個首席執行官，可以開車送他的孩子，你也可以。我們為其他的家庭做了榜樣，而可以確信的是，更多的父親開始在學校出現，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兩人結婚照片

當然，頂著全世界對於首富家庭的關注，梅琳達和比爾對於家庭生活的保護也非常重視。

作為母親，梅琳達尤其重視孩子們價值觀的培養。早一些年梅琳達有意避開一些公共活動，盡量到孩子們學習和生活的地方，花時間陪她們參加各種活動。

等孩子們長大一些的時候，她開始意識到自己要成為孩子們的榜樣，才能教會她們運用自己所能，貢獻社會，獨當一面。

她相信，當孩子們看到自己的母親全身心致力於慈善事業，去各種發展中國家訪問，她們自然會養成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比爾在這件事情上也一樣，他們常常在飯桌上和孩子們談論社會問題。

梅琳達和比爾作為基金會的主席，也是夫妻，在工作中是什麼關係？

在一次採訪中（The Lenny Interview) ，他們大方地透露了兩人間的合作：「我們兩個人都會盡量親眼去看我們的服務對象。我們會第一時間跟對方分享他們的故事，也會一起思考，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在訪問過程中了解到的事情是否與我們已掌握的數據有出入。」

2008.08.12，蓋茨夫婦訪問中國海南三亞農村的結核病病人

回到我上面提的「三關」也是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他們倆的工作態度。

最後，重點來了

上次梅琳達來中國是 2008 年了， 現在在 9 年之後，梅琳達終於又來了，而且，就在下周。

周一晚上會在北京有一場公開活動，是一次主題為「創新與合作 — 樂觀主義者眼中的未來」的高端對話活動，會有梅琳達、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資中筠老師、碳元科技創始人、原華大基因的CEO王俊，微軟亞洲研究院負責人洪小文；會由蓋茨基金會和博鰲亞洲論壇聯合主辦，田薇主持。

這次線下活動不對外售票，不過我們有30個名額作為粉絲福利，奴隸社會在磁場App的幾個社區里有報名細節，具體請看所在社區的首頁置頂的動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希望能見到大家！

來不了現場的朋友也可以觀看直播，掃碼以下二維碼即可參與。

感謝一諾Fellow申請者徐祺、劉書雲、許悅對本文部分內容的翻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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