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出獄後為何能成為億萬富翁

蒯大富，1945年出生在江蘇省濱海縣，1963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在「文革」中，他是北京紅衛兵造反派的五大領袖之一，「文革」後被判有期徒刑17年，出獄後輾轉到深圳經商。一波三折的變故，促使他由一個「紅衛兵領袖」向普通人序列回歸。在清華百年校慶時，蒯大富的高調現身曾引起廣泛關注。

【當初的「紅衛兵領袖」蒯大富】

出獄一年後迎娶嬌妻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電解工。此時，他還有一種僥倖心理：以前的事可能將不再被人提起了。但是，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時，他被列為重點清查對象，當年11月初被押回清華受審，一審就是幾年。

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有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蒯大富的罪行。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7年。

由於以前被關押的時間頂了8年刑期，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了，回到青銅峽鋁廠勞動。此時，蒯大富已經42歲，仍單身一人。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寫信，給他介紹了羅曉波。

羅曉波是1962年出生的，昆明人，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擔任南京某電子研究所的工程師。1988年8月，二人在南京登記結了婚。婚後不久，羅曉波調到了青銅峽鋁廠。

【毛遠新（中）與「文革」名人蒯大富（左）合影】

深圳經商腰纏萬貫

1992年，在羅曉波的推動下，蒯大富離開青銅峽鋁廠，到山東一家企業工作，一年時間不到就又跳槽了。當時，北京一家街道辦企業計劃在北太平庄興辦通訊器材一條街，有意讓蒯大富來打理。但是，他們的公司怎麼也註冊不下來，據傳，還有指示要客客氣氣地將蒯大富請出北京。

當能走的路都被切斷之後，經商就成為蒯大富融入社會的一個途徑。而當年造就的名氣，為蒯大富的日後行商鋪就了一條捷徑。第一次嘗試，是在寧夏青銅峽鋁廠，有段時間鋁不好賣，廠里請他出馬。他帶著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個月，賣了605噸鋁，拿回去605萬元。

生意做得這麼順利，是因為知道他的人太多，「廠長、處長一般都是我這個年齡段的，下面報告說，蒯大富來賣鋁了，那是很願意見的。我立刻就可以見到他們的最高領導。買個面子吧，你得用鋁，我們價錢也還行，你買我100噸，那好商量了。」

1994年，輾轉來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華同學聯手經營一家音響設備工程公司。第一單，接的就是從前一位老部下的業務，這是一家國營單位，他為他們裝了一層樓的音響系統，老部下則替他報了黑價，1000元成本造價被報到了1.4萬元，當場提成給蒯大富1.5萬元。當時的中國，萬元戶還寥寥無幾，拿到這麼一筆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億萬富豪蒯大富】

當年的深圳，老清華畢業生據說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聲在外，上門拜訪，人人買面子，和他同學合作4年半，總業務量做到了9000多萬元。按約定，他應該提成90萬元，那同學只給了22萬元外加一套房子，總計40來萬元。

蒯大富後來選擇了單飛。商海漂浮15年，他已經是個腰纏萬貫、事業有成的億萬富商，高調得彷彿得到了新生一般。這從他那一大摞與各界名流會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來。

2005年，蒯大富60歲。在深圳，他大宴賓客，高調慶生，座中有吳桂賢、韓愛晶等人物。這一幅橫批為「六十大富」的對聯，當時就張貼在宴會廳的門楣上，像是在公開宣告著什麼。「商業上，我也沒有什麼造詣，但養家糊口可能沒問題，」蒯大富說，「畢竟我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我學嘛，也不是什麼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晚年蒯大富】

三度中風都又爬了起來

64歲時的蒯大富，身體已經欠安多時。在過去4年，他三度被中風擊倒，每次都重新爬了起來。病癒後的蒯大富，在一家同樣是經營音響設備的公司擔當顧問，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關係網路跑跑單，接洽一些業務。

老來懷舊。1970~1987年，由北京而寧夏，蒯大富過了17年牢獄生活。外人以為這段經歷很悲慘，當事人卻不以為然。當年在獄中，他還為獄警即將考大學的兒子補習課文，全然沒有一點坐牢的樣子。他說，「我這個人一貫就是這樣，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著，從來不認為自己悲慘。最悲慘的時候也不這樣認為。」

「有人問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種意義上講，跟著黨幹革命，最後坐的還是黨的牢，很冤；另一個角度想，比起當年那些被我們整的幹部，可能他們更冤。我們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但他們沒什麼錯誤，有些還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們受的這些冤，也算不了什麼。」

【江青、韓愛晶、蒯大富】

蒯大富的電腦和相冊里，保存了他過去和現在的記憶。晚年，他有更為充裕的時間反思當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錯整了一些幹部之外，他認為與此同時發生的流血衝突，自己也負有責任。這是讓他多少年都後悔的事情。

「我被推到那種位置上，有一種偶然性。『文革』，清華肯定是要出學生運動的，假如沒有蒯大富，也會有張大富、李大富，具體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樹起來了，後來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來。」這樣一段複雜和糾結的歷史，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是非對錯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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