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老子殺兒子」是一種罪行

我曾在網上看到有人問：「在古代，老子殺兒子不犯法嗎？求具體解釋一下。」提出這個問題的網友，想來對中國傳統法制不甚了了，又有些好奇。但他的好奇心恐怕要被一個網路答題大神毀掉了，因為此人回答說：「的確，在古代，父殺子是無罪的，無論理由是什麼，這是禮法，也是傳統。」這一回答還被網站推薦為「最佳答案」。

我要是知道答題者是何方神聖，一定會建議他：不要好為人師，有時間的話不妨翻翻《唐律疏議》或者《宋刑統》，因為裡面明明白白地記載：「若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故殺者，各加一等；即嫡、繼、慈、養殺者，又加一等。」宋朝的法律還強調了對棄嬰、溺嬰行為的處罰：「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顯然，按照唐宋時期的立法，老子殺了兒子是犯法的。

不過，傳統法律對親屬間犯罪的刑罰，通常又不同於對一般犯罪行為。比如說，同樣是盜竊罪，盜了親屬的財產，跟盜了陌生人的財物，受到的刑罰是不一樣的——法律對親屬間的財產犯罪行為，處罰往往會更輕一些。再比如說，同樣是殺人罪，殺害尊親屬跟殺害其他人，量刑往往也是不一樣的——法律對殺傷尊親屬的犯罪，處罰會更加嚴厲；反過來，如果是尊長殺傷了卑幼，法律給出的刑罰則要輕於一般殺傷罪。

不獨傳統中國的立法具有這樣的特點，即便在今日，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刑法仍保留著類似的定罪原則，比如韓國刑法典第251條規定，家長殺害嬰兒，將面臨10年以下勞役的刑罰，而法律對一般殺人犯罪的處罰是死刑、無期徒刑。

許多人對此感到無法理解。將親屬間犯罪與一般犯罪區別對待，也許還好解釋，因為發生在親人間的人身傷害畢竟更令人難以接受。那法律又為什麼要將殺傷尊親屬與殺傷卑親屬區別開來呢？這可能體現了一種尊卑有序的地方性倫理價值，但歸根結底，還是基於普遍的人性假設：父母對於子女都有出於本能的愛護，極少有人會故意傷害自己的子女，因此，即使法律對殺傷子女罪行的處罰略輕，也不會產生犯罪激勵。

請注意，支持這一假設的關鍵要素是血緣，而不是倫理關係。如果父母與子女之間不存在血緣，比如繼父、繼母與繼子、繼女，情況可能又不一樣。我講個小故事：北宋初，開封有一名女子殘忍地殺掉了丈夫前妻所生的兒子。未久，涇州定縣也發生了一起人倫慘案：一名婦女將兒媳割喉殺死。按《宋刑統》，這兩名兇手只會受到「徒二年」至「徒三年」的刑罰。但宋政府認為這一法定的處罰畸輕，不合情理。為此，他們修訂了刑法：「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將繼母殺傷丈夫前妻之子女、家婆殺死兒媳的犯罪行為，剔出親屬間犯罪的法律適用範圍。

宋政府這麼解釋修訂刑法的理由：「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換言之，國家立法的基礎，乃是普遍的人性假設，而不是抽象的倫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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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國家又為什麼有權將「老子殺兒子」之類的行為列為犯罪，並作出刑罰呢？這需要有政治哲學乃至政治神學上的解釋。可以想像，在父權制原始部落，族長、家長對其族眾、家人操有天然的生殺大權，「老子殺兒子」乃是天經地義的父權。但國家的出現，改變了這一野蠻狀態。

我還是用一則小故事略為闡釋：孔子的弟子曾參，是一個有點愚孝的人，有一次鋤瓜，因不小心弄斷瓜根，被暴怒的父親一棍子打昏，但曾參蘇醒後卻向父親賠罪，還回到房間彈琴，表示身體並無不適。你知道，儒家非常尊崇孝道，那孔子是不是對曾參的孝行表示讚賞呢？不是。恰恰相反，孔子很生氣，將曾參痛罵了一頓：「汝非天子之民也？（你父若）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人們多從「正確的孝道應當如何如何」的角度解讀這個故事，這當然沒有錯，只不過失之流俗。其實這一故事還可以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作出更深刻的解釋：國家出現之後，每一個人都有著雙重身份，既是父母之子，又是國家之民。父親有權教訓自己的兒子，卻無權殺傷國家的臣民。父權之上，還有普遍保護人權的王法。

東漢時，在著名的白虎觀會議上，儒家還從政治神學的高度，解釋了為什麼國家要對「老子殺兒子」作出懲罰：「父煞（殺）其子死，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參加白虎觀會議的儒家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天地所生，只不過借用了父母的精血。國家受命於天，負有養教子民的責任；父母雖有生身之恩，卻無殺傷子女的權力。

許多人以為儒家講的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又認為西方基督教義視萬民為上帝子女，衝擊了「老子殺兒子」的父權合法性，而中國傳統恰恰缺乏這樣的神學理論。但看了本文之後，你會發現，那些說法不過是對中國歷史與傳統的無知罷了。（首發於《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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