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皇帝朱由崧：偶然的謝幕人

撰文：李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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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觸一個人，不論在現實中或藉助於想像，首先會在意他的模樣，即平時所謂「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儘管我們不是相面家，卻對來自相貌的各種信息充滿渴望，如不能覓得，就有霧失樓台之感，好像難以真正走近那個人。談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頗有此感。古代為帝王者，御容都要經宮廷畫師描摹成圖，雖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準大耳一類所謂「帝王之相」而流於雷同，卻總各有影繪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龍床上坐過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寫真；唯獨兩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後來廟號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畫像原來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乾乾淨淨。至於朱由崧，考慮到滿清對崇禎以後史料能毀即毀，也不能斷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於紙墨，但作為眼前實際，我們確實不曾見到。說到這一點，他還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後者在刻行於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譜宗祠里，還往往留有圖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資料中，找到有關他面貌的描寫，結果也無所獲。那些記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關心作為個人他有怎樣的形態，縱有稍微具體些的筆觸（那是很難一見的），僅及於他衣著上的變化，那也是因為這種變化與他的身份、境遇有關。總之，無論圖與文，我們都得不到對於他面貌的認知。一次，從《眉叟年譜》讀到對南巡時康熙形象的描繪：「予隨眾瞻仰，見聖容微黑，大鼻三須，坐船首，一人旁執蓋。」雖著筆甚簡，作者視線亦屬遙遙一瞥，但還是給出了玄燁具體的形象。我對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僅此亦可，而竟不能。

這除了使我有些驚訝，也引起別的思索。他也許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但好歹曾為君上，在世間的痕迹怎會如此之淺？當世之人為何不約而同給他以同樣的忽視？那張臉，好像可有可無，不值一提。也許，並不出於忽視，而是來自一種虛離感。他短暫生涯，本有許多斷斷續續、亦實亦幻、真假難辨之處；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來，倏忽而去，萍飄蓬轉，即之則杳，有如匆匆過客。從這意義上說，形象的闕如，似乎倒比較真實地反映著他在現實和歷史中的處境——一種令人懸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其實，他的存在有真實的一面。這種真實性，直到少年時代還很具體。他生於萬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換成公曆則是1607年9月5日。父親是萬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親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聽上去容易誤為朱常洵第八子，其實是長子，且別無兄弟。母親姚氏大概死得早，後來被他從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鄒氏，並非本生母。他應該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裡，且一直長到七歲才離開。萬曆四十二年，經過久拖、耗費無數口舌乃至釀成宮廷迷案之後，萬曆皇帝終於決定福王去洛陽就藩。朱由崧在那裡度過平靜的二十七年，平靜到沒有多少消息，我們只知這段時間他先是受封為德昌王，後進福王世子。對於乃父的生活，《明史》亦僅以「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一語蔽之。

經過二十來年的沉寂，崇禎十四年起，有關福王一家的記載突然又多了起來。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陽，朱常洵慘死。這件事，讓福王一家重回社會聚光燈下。二十年前，由於「三案」緣故，他們曾佔據這樣的位置，隨著崇禎即位、欽定逆案，波瀾平伏，事情漸漸過去，他們也淡出政治焦點，在洛陽過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個冬天，朱常洵被殺，且死得那樣恐怖——屍身被分割，與鹿肉同煮，名為「福祿宴」——震驚了全國。作為最有錢勢的親王，朱常洵如此下場，無疑是深刻象徵，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經。深受打擊的，包括崇禎皇帝本人。洛陽事變後，他派人四處找尋堂弟下落，當聽到朱由崧流落民間、衣不蔽體的彙報，皇帝泫然淚下，專門撥銀三萬一千兩，派司禮監王裕民送去。以當時國庫的捉襟見肘，這筆錢已是巨款，從中可以體會崇禎內心濃厚的悲鬱與恐懼。過了幾個月，又頒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隨著洛陽之變，原來寂寂無聞的福世子開始受到輿論關注，他的逃脫，他的流浪，他的窮困，他的寄人籬下……頻頻見諸報道和記述。有關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過他過去二十多年經歷的總和。照理說，他的形象應該由此變得清晰和具體了，實際卻剛好相反。他的確越來越多在各種傳聞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樣的人這一點，反而更加混亂。有關他的描述，充滿了道聽途說，在時間、地點和過程上淆亂不一。這明顯是亂世的作用。比如，他如何從洛陽脫身，以及脫身後到衛輝依潞王朱常淓這段時間當中的行止，既不確定也不連貫，至今史家不能使之鑿實、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圇了事。這留下了許多疑點，而各種對他的懷疑也就趁隙而入，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論。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緊：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簡單，但那時他的真實性反而不成問題；現在消息雖然越來越多，他卻變得越來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進入人們視野，實際卻離大家越來越遠。這頗像結構主義中所指與能指之間那種奇妙的關係，能指愈豐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從福八而福王，從福王而弘光皇帝，在歷史舞台上一步步由遠而近，漸漸趨向最前台；但當他終於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誰。

這種懷疑或不信任，在弘光末期達到頂點。當時，一起童妃案，一件太子案，都造成朱由崧到底是真是假的嚴重懷疑。人們猛然覺察一個很要命的問題，亦即，眼前這個據稱是福王、大搖大擺坐在皇位上的人，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知其底細，抑或，根本誰都不認得他。南京上上下下大小臣工，過去均未見過朱由崧。他確是依潞王來到淮安，但潞王也不能作證此人就是福王朱由崧，論起來這二人雖為叔侄，過去卻也例未謀面，當初朱由崧是自行投奔衛輝潞王府，他提交了什麼憑據，使朱常淓相信他便是皇侄朱由崧呢？我們並不了解。從始至終，我們只是知道有幾位所謂福王府僕從一直追隨左右，為他提供身份證明——萬一這些人本身就是假的呢……錢秉鐙曾就童妃案，寫諷刺詩《假後》云：「福國昔破散，骨肉如飄蓬。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從。……不識今上誰，空死囹圄中。」又於《南渡三疑案》中說：「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意思很清楚，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尤其經過失敗的一年，大家對於「破散」、「飄蓬」期間朱由崧的蹤跡無法徵信這一點，很樂於理解為這位弘光帝其實是個贗品。最離奇的說法見《甲申朝事小紀》：

馬士英撫鳳陽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博徒，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士英與王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則以為真世子。

依此，在南京當皇帝的那人，不過是持有福王印的某位賭徒罷了。

不過，南京的一年當中，他又回到了真實。不管前頭的經歷如何撲朔迷離，他做了弘光皇帝、在南京臨朝一年，這可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我想如果與之面對面，我將對他這樣說：我也許並不知道你究系何人，但我知道你是弘光皇帝。固然，他可能是個假冒的福王，但作為弘光皇帝卻並非假冒，而是經南京重臣會商決定並專門迎送，又經過正式典禮確認的。他是一個真實的皇帝。

但接下來，若問真實的弘光皇帝到底是怎樣的人？我們不免又含糊起來。史述中對他有大量、壓倒性的負面描寫。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與馬士英、阮大鋮狼狽為奸，定策前主動聯絡馬士英為己爭位，登基後對馬阮言聽計從、任其操柄。一是荒淫無度，縱酒濫性，尤其是喜好幼女，甚至徹夜痛飲而淫死幼女……這些描寫，有些確有其事，有些卻只是想像。假如我們希望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而不只想找一個歷史替罪羊，對這些描寫就需要給予細緻的分辨。凡屬於想像的，都將其剔除於事實之外，而不論這類話語多麼甚囂塵上、眾口一辭。即便確有其事的那部分，也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孤立、單線條地看，而要深入一層看前因後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們這樣慎重，實在並不為著朱由崧的緣故，他個人的毀譽，說實話無關緊要，問題在於對他的看法恰當與否，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那段歷史認識是否正確；實際上，當時一些史述所以對他的形象展開了那些刻畫，本身就由於不正確歷史觀的指導。

我們先從一種最聳人聽聞的描寫說起，亦即他的恣意聲色。《明季南略》：

馬士英聽阮大鋮日將童男女誘上。正月十二丙申，傳旨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乃舊院雛妓馬、阮選進者，抬出北安門，付鴇兒葬之。嗣後屢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抬出，而馬、阮搜覓六院亦無遺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抬出」、「六院亦無遺矣」……將這些字眼及片斷挑出來，擺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難意識到其中充滿妄測、誇張、虛構和杜撰，做得了這種事的人，沒法是朱由崧，甚至沒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真實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說主角或所謂AV男優，大抵他們才能夠對性事如此強悍。當然，杜撰者不是計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礎上，整理、編輯而成。不僅《明季南略》，幾乎所有涉及這段歷史的著作如《小腆紀年附考》、《爝火錄》、《甲申朝事小紀》、《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難找到相類筆觸。連《桃花扇》也蜻蜓點水地摻雜幾句「天子多情愛沈郎」、「你們男風興頭，要我們女客何用」，來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總之，這樣的描寫鋪天蓋地，完全是當時和後世大家對朱由崧的共識。

共識就是事實？人人相信便等於真相？一般會這麼看。既然眾口如一、眾口同聲，事情就錯不了。可是，往往也有眾口鑠金的情形——經過「眾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況肉身凡胎的人。「眾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實和真相確定下來，也可以把虛妄確定為事實和真相。有關朱由崧的慾望化敘事，大部分屬於眾口鑠金一類。李清專門談到了這一點：

於吳姬罕近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閹外壬相倚為奸，皆歸過於上。如端陽捕蛤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言，且謂孌童季女，死者接踵，內外喧謗，罔辯也。及國亡，宮女皆奔入民家，歷歷吐狀，始得其實。又大學士吳甡寓居溧水，曾見一大璫，問及宮府事，言：「上飲酒宴樂有之，縱淫方葯等傳聞非確，惜為大學士馬士英所挾耳。」

那些逃入民家的宮女，她們是在場者乃至當事人。比之於「眾口」，她們是很少的一點人，但朱由崧這方面情形究竟如何，有發言權的並非紛紛然的大多數，而是這些「少數人」。「於吳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很熱衷，更沒到依賴壯陽葯、淫死童女的地步。那位大太監對吳甡說得更明白：朱由崧有愛好有耽迷，但不是性，而是「以戲下酒」——一邊看戲，一邊喝酒。

這才是真實的朱由崧，抑或，才讓人看到了他的「這一個」。

誠然，帝王中多好色之徒——其實並非他們較常人格外好色，而是性權力、性資源得天獨厚，慾望可以無度揮霍，故而容易沉溺不拔，以至縱慾身死。這樣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幾位。個中極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風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裡面慾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與壯陽葯的關係確為明代顯著者，《萬曆野獲編》：

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術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若顧（可學）、盛（端明）則用秋石，取童男小遺，去頭尾煉之，如解鹽以進。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以壯齡御宇，亦為內官所蠱，循用此等藥物，致損聖體，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則是他的兒子、隆慶皇帝。父子倆都是「藥物依賴者」。隆慶皇帝服了春藥，居然「陽物晝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藥物還真並非浪得虛名。或許就因這類故事巨大的廣告效應，民間對皇帝與方葯的關係早已篤信不疑，然後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濫性，凡濫性必方葯。朱由崧大概就是這樣，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發生諸多「縱淫方葯等傳聞」。

這種推想雖非事實，很多時候可能並不錯，因為它合乎邏輯，在多個皇帝身上屢試不爽。可這回確實「爽」了一把。朱由崧對於性的興趣僅堪平平，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美酒和戲劇。這確有點「反常規」；常規情形下，性總是排為享樂頭名。但我們也得允許例外發生，仍以明代皇帝為例，對於性感覺寡淡的並非沒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濫性無度，但他父親弘治皇帝朱祐樘卻截然相反，除了張皇后，「平生別無幸與」，以致沈德符驚嘆：「無論魚貫承恩，即尋常三宮亦不曾備，以至於上仙。真千古所無之事！」這也真是修鍊成仙了。什麼原因？不好斷言，似乎與兩點有關，要麼是張皇后擅寵、弘治怕老婆，要麼是身體綿弱——朱祐樘曾受萬貴妃迫害，命幾不保，先天不足。不論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個先例，說明並不是每位守著取之不盡性資源的皇帝，都必然視男歡女愛為最大樂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這樣，何況他身邊的宮女太監已經作證「縱淫方葯等傳聞」都是莫須有之辭。

說來我們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縱淫方葯」也罷，不「縱淫方葯」也罷，作為街談巷議或書話演義，妄說妄聽何妨？然而有一點，當時人們就朱由崧「個人作風問題」傳謠、信謠，都基於一種心理隱秘，即甲申國變後，事情壞就壞在沒得到一位好皇帝，反過來這其實是說，萬一不攤上一位無道之君，事情尚有可為。過去，我講過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則補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壞，更是一葉障目。如果對壞皇帝的怨恨，是對所謂好皇帝的祈盼，對這種迷夢，絕對應該猛推一把，使之覺醒。朱由崧不是什麼好皇帝，對他當罵則罵，該批則批，俱無不可；然而如果熟讀史料、了解當時語境，我們卻都知道他所以背負這麼多醜聞，乃至誇張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實有一種特殊含義，這就是錢謙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話，按照他們的說法，潞王「素有賢名」，可登大位。這是打道德牌，當時很有市場，連瘋僧大悲都到處宣揚潞王賢明、皇帝該讓與他做。且不說潞王與福王半斤八兩，乙酉之變後他在杭州的表現完全說明這一點，就算果真德行較好而由他去當皇帝，明朝命運真能另有不同？明顯是痴人說夢。古人的認識受制於時代，我們不能苛求，但作為後人，了解歷史卻不能順從和重複古人的錯誤，而一定要將其指出。我們這裡蠻認真地替朱由崧辯誣，清理某些有關他的不實之詞，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將責任一古腦兒推到朱由崧那裡，失掉對歷史的正確認識。

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確實遠談不上什麼很壞的皇帝。這與他的心性無關，而由「時勢」決定。「皇帝」這種事物，有其固有之惡。其中最主要特徵，就是黃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自古以來，君權邪惡本質即在於此。不過具體而論，情形也有變化、發展和差別。黃宗羲緊隨剛才那句話後面，做了有趣的補充：「始而慚焉，久而安焉。」大家與歷史對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時，其一二代君主往往還能「與民休息」，獨夫面目與特權貪慾有所克制，這就是「始而慚焉」。等到江山坐穩，那固有之惡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擋地向外噴涌，無遠弗屆，不知饜足，此所謂「久而安焉」。杜牧曾講到過「獨夫之心」，每個皇帝或許都有一顆這樣的心，但分辨一下，卻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國勢強弱成正比。王朝愈當如日中天，獨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一類肆無忌憚情形，多不見於王朝初期，也很難得逞於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道理很簡單，「久而安焉」，皇圖穩固，固有之惡可以無忌盡興一泄。故爾，這往往也是集中湧現「壞皇帝」的時期。明朝就很明顯，從明英宗朱祁鎮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間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輩走馬燈般接踵而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一直到發展到極其黑暗的天啟七年，這股惡的能量似乎總算釋放乾淨。這麼說好像還不準確；惡，其實沒完，如果允許、如果可能還會釋放，只是物極必反，惡的堆積已達某種極限，從而失去了繼續作惡的條件。議至此，我想在「始而慚焉，久而安焉」的後頭，替黃宗羲再添一句：「終而頹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這麼一個階段；在明代，崇禎、弘光就處於這個階段，我們對相應這兩位皇帝的認識，也緊扣「終而頹焉」幾個字才比較得體。崇禎皇帝自謂「君非亡國之君」，有些心軟的讀者也附和他，以為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則在許多史述的妖魔化敘述下，被定格為壞皇帝。其實，作惡殆盡的王朝末年，無所謂什麼好皇帝、壞皇帝。對於看起來疑似好皇帝者，我們不要忘記「終而頹焉」這個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們絕無機會遇見一位所謂的「好皇帝」。對於被極力刻畫、渲染出來的壞皇帝，大家也要多個心眼，想一想處在「終而頹焉」態勢下的皇帝，其實又能「壞」到哪裡去？

總之，皇帝的好壞，不取決於個人或心性，有什麼「此賢彼愚」之分；取決於時勢。凡恰當其勢，「皇帝」這行當以其固有之惡，不出萬一很難有什麼好東西。這由制度來決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關於朱由崧，從個人角度論他的好壞，至少筆者覺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們卻有把握說，作為皇帝他確已喪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惡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著殘山剩水，內寇外虜，朝不保夕，未來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預見下場必屬慘然。有鑒乎此，他還有多少心情去強打逞性妄為、跋扈自恣的精神，確是一種疑問。即便有此心情，客觀上可以支撐他的資源、條件和空間，也大大萎縮了。試問，他能像他的爺爺萬曆皇帝那樣貪得無厭，盡其一生以逞其極端自私的本性嗎？所以，假設朱由崧這個人好壞，意義不大，問題不在這兒，問題在於時勢。也許他本性一點也不好，然而時過境遷，想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了，非不願，是不能也。

這「不能」，除開王朝勢窮力疲的基本面，還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況有關——他並非通過繼承程序自動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這層關係，無論如何含著君弱臣強的意味。儘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馬士英恐怕也無心以迎立為資本，做那種挾天子以令諸侯、指鹿為馬的奸雄。他的訴求主要是搞錢、撈取實利，表現也相應主要是瘋狂貪黷而非篡位奪權，職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擠壓尚未達到漢獻帝的程度，至少小命無憂，但寄人籬下、看人眼色、諸多方面操於人手等等之狀，卻在所不免。這樣一位皇帝，哪裡能弄性尚氣、償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門外將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橫飛，那才算強勢的君主，才具備讓一己之惡隨心所欲釋放的能量。

當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時，他與一個叫化子相差無幾，而這種狀態已持續有兩年。槖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貸維生，頭上裹著粗布頭巾，衣袍是破的，腰間所束不是與身份相稱的玉帶，而是質地低劣、用牛角製成的角帶，他的一班隨從甚至只能穿著草鞋。他就以這副形象出現在南京大臣面前，「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看上去與其說是接受拜謁的君主，不如說是被救助的無家可歸者。群臣或許不致因此有藐視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卻少不了自慚形穢之感。

他無疑是帶著心理上的弱勢進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對於當這個皇帝，朱由崧還極可能並不情願。《明季南略》說，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勢愈見危急時，朱由崧經常埋怨馬士英「強之稱帝」：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洶洶，上日怨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

明故宮遺址

這記載，自然相當重要了，可惜我們僅見此一筆。我們知道定策時，關於迎立何人，南京高層爭得很激烈，是一場軒然大波，其線索在整個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隱，從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鑣、雷縯祚被殺，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為受益者應是其中的活躍因素，是積極主動的爭奪者。《南渡錄》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這情節跟剛才《明季南略》所說朱由崧本不想當皇帝而是馬士英「強之稱帝」一樣，也不見於他著。真相暫不可考，但揆以整個局勢，我個人不相信朱由崧曾與幾位武臣串通，讓他們「協謀擁戴」，而比較傾向於他對於當那個皇帝，內心至少有些躊躇。對此，我們雖沒有直接關於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參考潞王朱常淓的情況。乙酉南京投降後，明朝政治焦點迅速從南京移到杭州，因為朱常淓在那裡，朱由崧被俘後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親）逃到杭州，太后親求朱常淓接過權力，卻遭後者堅拒：

時潞王有杭州，諸臣有請王監國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終不受。蓋已與張秉貞、陳洪範決計迎款矣。

朱常淓執意不肯，答案仍為「終而頹焉」四個字。大勢已去、山頹木壞，此時為君何美之有？要啥沒啥不說，還得擔責受過、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這一點，不肯將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況其實也差不多，那樣一個爛攤子，擱誰手裡都不享福，都是累贅。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瀾於既倒者——比如朱聿鍵。但朱常淓不是這種人，朱由崧顯然也不是。實際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爭，原是兩邊大臣爭得面熱耳赤，跟他倆本人卻都沒有什麼關係。

既然朱由崧對當皇帝其實並無興趣，那為何還是去了南京？對此，我們只好妄自揣測。在我看，他糟糕透頂的現實窘境，是個關鍵。我們回顧一下洛陽落難後他兩年來的行止：孤身逃出、四處漂泊、寄人籬下、饑寒交迫；後來總算搭了順風車，隨潞王船隊平安來到淮安，但有跡象表明，諸王船隊繼續南下時不打算攜他同行，因為到淮安後，朱常淓借給他一筆錢，之後他就搬出船隊上岸，「寓湖嘴杜光紹園」，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麼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實即走投無路，往後的日子莫展一籌。恰在此時，楊文銜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將迎至南京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設一下，倘若楊文來見時，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樣珠光寶氣、飫甘饜肥，他又將作何選擇？想必，也有不當皇帝的選擇。眼下，以自己實際境況卻實無拒絕的可能——除非他繼續做叫化子。

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強之稱帝」的記載屬實，以上便是我們就這筆記載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從心理層面展開的復原。所謂「強之稱帝」，意思或許就是當初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況，利誘和說服他做那個皇帝。

以下一個重要問題，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時，是否與馬、阮等預訂政治同盟，明確結成一個利益集團？這也是我們判斷他「壞」到何種地步的一個要點。以我對史料的研讀，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為一個相當有說服力的情節。

諸著一致記述，乙酉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監國，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雖然升了馬士英的官，使其一躍而為東閣大學士，與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細品味卻是一碗水端平，兩邊都不得罪。馬士英雖名列輔臣，兼職卻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鳳陽等處軍務」，仍放外任，並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務，與史可法、高弘圖等的「入值」截然不同。這當然大拂馬士英所盼，與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說是明升暗貶。這個人事安排，稿底應出於東林一派，但顯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許的，沒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決權。由此推而可知，當初朱由崧與馬士英之間應不曾發生具體的政治交易，也許他暗中的盤算，未來還是稍偏於東林亦未可知。至於馬士英，當然大出意外，所以才發生了後面有點逼宮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監國第五天，馬士英率著他的部隊，浩浩蕩蕩從鳳陽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經過淮安時，「凡三日始畢」，陣勢相當唬人。他打著兩個旗號，一是「入覲」，二是「勸進」（請求朱由崧由監國進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時「以史可法七不可之書奏之王」（定策過程中，史可法曾給馬士英信，列出不宜選擇朱由崧的七條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狀，二來未必沒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負義的意思。經過這件事，史可法被擠出南京，督師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馬士英掌兵部事，入閣辦事」，終於完整接地史可法的權力。從這個過程看，朱由崧與馬士英並非沆瀣一氣，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離。不過，在他這並不出於政見。對於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關心什麼傾向。在國家興亡之類問題上，我從他那兒始終只看見局外人心態。他願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於自救，起碼擺脫流浪和困境，至於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而已。朝堂上的紛爭，他多半只是察顏觀色，順勢而動，並沒有什麼立場、主張意欲堅持和表達。

既然馬士英證明自己足夠強勢，他便順水推舟，對後者唯命是從。他雖坐在皇帝位子上，內心卻真沒把自己當皇帝。這個心理我們要把握住。他並不真是為了當皇帝來南京，而是由於當皇帝有各種的好處。幸好他是這樣的心態，否則真把自己視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為著志不能伸、受人擺布之類苦惱，長吁短嘆、鬱結不舒。事實上他一點也不煩惱，很知足很快樂，沒心沒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戲劇演出。在他而言，這已是幸福人生。

我們能夠落實的他的劣跡，主要就是享樂主義的生活內容和生存態度。在馬士英、阮大鋮輩看來，一位以飲酒、看戲為極大滿足的皇帝，實在也是再省心不過了。阮大鋮的高水平私人劇團，令朱由崧的南京生涯差不多就是一次跨年度的漫長戲劇節。某種意義上，對戲劇不可思議的痴迷「拯救」了朱由崧，他把整個身心撲在這一件事上，沒完沒了看戲，甚至從南京逃走前一個時辰也在看戲。這種過於集中的樂趣，使他少有別的乖張之舉。既沒像晉靈公那樣，以彈弓襲擊人民取樂；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曾為自己挑選、儲備十多萬美女，以供臨幸；更不像後梁太祖朱溫或其祖宗明成祖朱棣那樣，以殺人為消遣……總之，表現算是相當安靜，史著里甚至沒有提到他曾外出過紫禁城。他所履行的公務，僅限當朝堂需要時出面見見大臣，裝裝樣子，講些無關痛癢的話，此外便「躲進小樓成一統」，喝自己的酒、看自己的戲。在我印象中，鬧得不像話的有兩件事。一是將太后迎到南京時，為安頓太后選宮女；一是為自己籌備大婚，跟戶部要錢、派太監征民女。這兩件事，在他已是動靜最大的了，但放到歷史上看，跟許許多多前輩皇帝比，也很平常。

不過，上面的敘述絕非就他「為人」暗示什麼。他的安靜，恐怕不是個人性格的表現。還是那句話：終而頹焉。從萬曆、泰昌、天啟諸帝的不安靜，到弘光皇帝的比較安靜，正確的理解是勢之使然。前面各位早已折騰個天翻地覆，朱由崧既無折騰的本錢，也沒有多少可折騰的了。

說到「為人」，雖然觀察的機會很少，但還是有一件事可供我們略窺朱由崧的「為人」。那就是「翻案」這件事。

我們知道，明末政壇濁亂都因「三案」而生，而朱由崧父親老福王，正是「三案」的起因。崇禎即位，將奄黨定為逆案，為「三案」划上句號。然而當初曾在逆案中落水的好些人，如阮大鋮、楊維垣等，人還在、心不死。現在朱由崧既為「今上」，他們認為是翻案的絕對時機，緊鑼密鼓攛掇此事。先是請求尋訪已被崇禎下令銷毀的奄黨所修《三朝要典》並予重議，繼而為逆案中若干人等請恤請復，最後策劃重興大獄、追論東林諸臣之罪，把他們「並行究治」。在這股勢力及輿論面前，朱由崧的態度非常關鍵。從某種意義上說，阮大鋮等的主張十分切合朱由崧的個人利益，當初若非東林黨人阻撓，父親朱常洵肯定將是萬曆皇位繼承者，而假使如此，朱常洵便不會就藩洛陽而落個慘死下場，進而，朱由崧本人亦不至縋城逃亡、淪落民間、形如乞丐。萬一他是個睚眥必報的人，與謀求翻案者們一拍即合，不妨說倒很順理成章。但整個過程中，朱由崧的表現卻意外地「有利有節」。他批准尋訪《三朝要典》，命「宣付與史館」，這相當於解除了崇禎對該書的禁令。當反對一方表示異議，他堅持自己的決定，並循循說出理由。如：

總督袁繼咸言：「《要典》不必重陳。」有旨：「皇祖妣（鄭貴妃）、皇考（朱常洵）之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

左良玉亦上疏諫止，認為：「《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至興大獄。」朱由崧答道：

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纖毫間言，當日諸臣，妄興誣構，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悉從寬宥，不必疑猜。

態度相當坦率：第一，此為「家事」，從恢復皇家家族情感和諧角度他應該採取這種做法；第二，決不秋後算賬，既往不咎，對當朝諸臣更不至興獄。將這兩點體會一下，竟是他所能有的最恰當反應——無意報復，這當然是極好的；但從孝道論，對於一件有損自己祖母、父親名譽的事表示贊同，也說不過去——所以，撤銷對《三朝要典》的否定，把它宣付史館；但以此為限、到此為止，其他均置不論。

倒是逆案諸人不能以此為滿意，他們非得看到對立面遭到打擊報復的實際效果。及大悲和尚案發，阮大鋮等捏制一份「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名單，「欲阱諸異己」。李清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朱由崧沒興趣，不了了之。對袁繼咸也是這樣。當時阮大鋮一夥對大力反對給《三朝要典》恢複名譽的袁繼咸恨之入骨，疏劾他「公然怙逆」，朱由崧卻及時表示了對袁繼鹹的信任。正因這一段的表現，對朱由崧幾乎從無好評的徐鼒，不禁大加讚賞：

徐鼒曰：李清《南渡錄》謂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興黨人之獄，累請不允，向疑清言之為其主諱也。及觀其諭解良玉，委任繼咸，詞氣婉而處置當，而且拒納銀贖罪之請，禁武臣罔利之非，蓋非武、熹（正德、天啟二帝）之昏騃比也。使得賢者輔之，安知偏安之不可為邪！庄烈帝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吾於南都亦云。

後面的議論，明顯過了。朱由崧絕沒有「好」到那個程度。不過，說他沒有「壞」到正德、天啟皇帝的地步，可能差不多。

李清說他「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由此可知朱由崧文化程度不高。我估計，大概比天啟皇帝朱由校強一些，不至於是白丁，然而閱讀進士出身的大臣們那些拽文拿調的奏章，會有相當的困難。

這意味著兩點，一是權柄盡操旁人之手，不光內閣馬士英，身邊的太監等近倖肯定也少不了矇騙利用他；二是自己沒見識，遇事拿不出像樣的主意。兩者都很要命，是「皇帝」固有之惡中看似不起眼，卻最糟糕、最可怕的一點，比具體幹了哪些壞事嚴重得多。所謂「皇帝」，命中注定，與生俱來，無待能力與知識的檢驗，而天生握著至高無上權力。普天之下，沒有第二件事比這更荒唐透頂。我們且不說稟性的良莠，單論不讀書、沒學問、少見地，胸無點墨、於世間萬物的道理一竅不通，而國家、百姓福祉卻託付在他的身上，這種制度何其兒戲？而帝權之下，這樣的兒戲竟然是家常便飯。明中期以來，白丁抑或准白丁皇帝屢見不鮮，他們有的因複雜殘酷的宮廷恩仇從小失去好的教育，更多則是生來養尊處優、不思上進，一味在浮冶嬉遊中廝混。比如武宗正德皇帝，天資本來很聰明，卻有一種百折不撓的厭學傾向。他十五歲死了父皇，繼位為君，從這天起，就使出渾身解數逃避讀書和學習。我們從《明實錄》看到，從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後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圍繞著「進講」之事，朱厚照與大學士劉健、李東陽等人反覆拉鋸周旋，彼此扯了近兩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囑託為由，鍥而不捨，反覆勸學、奏請復講，一方則想方設法加以拖延推辭。弘治十八年十月，劉健在奏章中說：先帝去世以來，進講一直沒有恢復；原來考慮到「梓宮在殯，聖孝方殷」，便將此事擱置下來；眼下，喪事全部料理完畢，天氣即要轉寒，再拖下去，進講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復（按規定，嚴寒季節或盛暑之時，皇帝學習可以暫停），因此，無論如何請求於十一月初三重開「日講」。 朱厚照勉強同意。但復講之後，以三天打魚兩天晒網方式維持不過月余，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暫免」。 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舉行了朱厚照當皇帝後的第一次經筵，由李東陽、謝遷分別講授《大學》首章和《尚書·堯典》首章。但到三月份，我們卻又看到劉健的奏章，說今年二月二日肇開經筵，「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統計下來，一個多月里「進講之數才得九日而已」，皇帝的學習態度，被形容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又過一年，正德二年三月，李東陽最後一次上疏談「進講」；此後，《實錄》再無這類記載，說明對於皇帝的讀書學習，大臣們徹底絕望，已經閉口不提。

從根基上，帝權本已是極醜陋的事物（如黃宗羲所論），再加上做皇帝的往往不讀書，這種邪惡更達於無可救藥地步。假使讀書，起碼還留置一條對他們啟蒙、改良的渠道，儘管未必奏效。跟內置於帝權中、與之俱來的惡的強大誘惑相比，教育的力量其實是甘拜下風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見有的君主，飽讀飽學卻仍慣於為惡，嘉靖皇帝便是這樣。不過，比之於不讀書必蒙昧、必頑劣，只要肯讀書，終歸還有別的可能。可惜通常來說，「皇帝」和讀書幾乎是一對天生的矛盾，「皇帝」兩個字骨子裡就埋著排拒讀書的意志，誇張一點說，不讀書正是「皇帝」的題內之旨。為什麼？大家但凡想想讀書一事本質何在，即能瞭然。說到底，讀書無非是求知，無非是去弄懂各種道理。讀書的意願，來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來以為善的、正確的觀念，尊重這些觀念，按照這些觀念行事做人。一句話，讀書是為了融入社會理性，承擔共同的社會義務。而「皇帝」一物，生而與之背道而馳。它建於另一種原理，如用一句話做最簡概括，便是杜牧痛斥的「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霸道到極點，它簡直就是專為將公共規則、普世價值踐踏於腳下而來，又怎屑於對後者加以學習和認識？之所以每有皇帝不耐煩讀書，視讀書為仇讎，其底氣蓋在於此。不過從另一面講，經過千百年塗毒，尤其明代，連續領教一個又一個近乎於抑或乾脆就是白丁的皇帝，中國人也終於弄懂了其中的根源。比如，呂留良案主角曾靜，在深受呂留良思想影響的著作《所知錄》中，就說出一段有挖根意義的話：

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儘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

光棍就是無賴，他們無傍無依、耍潑使渾，除一己私利私慾，世間任何道理都不認。曾靜說，中國自古以來所謂「皇帝」其實就是這路貨色，眼中毫無規則，將一切道理棄若敝履；他們與普通光棍的區別，無非是被邪惡制度送上了社會頂層而已；今後「皇帝」，不能再由這種人做，必須由「知學」亦即胸中存有並能尊重道理的人做。他雖還不曉得丟棄「皇帝」名詞，思想內涵卻無疑已趨向於「民主」了。

正因了這樣的趨向，讀明史，才每每扼腕。我曾加以形容，明王朝在中國將近兩千年帝制史上，猶如一顆熟透的大膿包，表皮薄如蟬翼，就差微弱的觸碰，膿汁便潰涌而出。偏偏在這樣的關頭，滿清越關而入，把歷史帶往別的主題和矛盾。

話題回到朱由崧，回到這又一位「讀書少」的皇帝與明王朝內在歷史宿命的關係。

就事情本身而言，朱由崧成為明朝紫禁城末位君主，其實是個意外，有很大偶然性和隨機性。假如不是當年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從侄兒朱允炆手裡篡奪皇權，又難安於心而遷都北平、同時卻不敢廢撤南京（因為朱元璋陵墓在此），這樣形成了莫名其妙的兩京制，那麼，崇禎自盡、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之日，明朝便不會再有什麼新的皇帝。次而假如能夠未雨綢繆，將崇禎諸子早些護送南來——崇禎死前曾議論過此事——則在南京即位的，肯定不是朱由崧。從朱由崧自身情況論，他隻身逃出洛陽，苟延殘喘，走伏無地，也是萬萬不會想到居然能位尊九五。一系列偶然都湊齊了，明王朝才有了這樣一位末代皇帝。

可我們又得說，偶然之中代表朱家出場對歷史謝幕的朱由崧，似乎卻是個不二人選，特別恰當，也特別生動。我經常想，倘若明朝以崇禎之死落下大幕，對於我們認識或感受歷史，恐怕會有相當的誤導。因為崇禎此人雖然毛病很大很多，但相比而言多少有點正面的東西，比如登基後迅速果斷摧毀、懲辦奄黨邪惡集團，又在山窮水盡時能有以身殉國的剛烈之舉。所以他的結局，有悲劇意味和向上的格調。假如明朝真以這樣的意味和格調畫上句號，凡熟悉其歷史者，心裡都不免怪怪的。前面講過，一百多年來除了弘治皇帝總體尚可，明朝簡直沒有第二位形象不算負面的皇帝。就好比一部荒誕派戲劇，眼看要結了，冷不防出現一位不夠荒誕的角色，以致整齣戲有可能被按上一個正劇風格的結尾——豈不怪哉？難道歷史老人大失水準，留下這樣的敗筆？我們正在滿腹狐疑，卻見峰迴路轉，明朝死而復活，朱由崧出場，在南京登了帝位。尤其一年後，乙酉五月，當他「以油扇掩面」，由叛將劉良佐押送，擒回南京，到這裡我們才明白歷史老人原來耍了花槍，先前崇禎一幕只是欲揚先抑、故作騰挪；真正落幕，地點將在南京，謝幕人則是朱由崧……言及於此，筆者忍不住再次掊擊歷來以1644年崇禎縊死煤山為明史終點的權威然而全然不通的界說；這種觀點，不光根本不曾搞懂明史，也大大辜負了歷史老人生花妙筆的種種雋永意味。

朱由崧成為皇帝本來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卻做了這個皇帝；朱由崧未必愛做皇帝，然而卻無奈地做了。這多重意外的後面，卻矗立和凸顯著某種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為朱家揖別其統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絕佳形象。這樣一個形象，應該是沒落、破落乃至窩窩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壞、壞到仍然恣行其惡的地步，因為它已失去那種能量。應該強烈透出「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氣息，但又不能從中傳遞憂傷、悲涼的情緒，因為正在發生的死亡，本質上是場喜劇，並不沉重，更多地帶著諧謔。在這類歷史內容面前，朱由崧的雜坐酣飲、倡優俳笑，乃至山頹木坏於前而心如止水、儼然看客，身為階下之囚卻「嘻笑自如」……種種形容，都再合適不過。回味整個朱明統治史，當滿是塵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歷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張有著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為是極為完美的終結。

我還有一些意猶未盡的話。朱由崧更像一個意念、一個符號。在整個劇情中，他似乎是一種表現主義的存在，而非有血有肉的現實主義人物。提起此人，我總是陷於一種恍惚：一方面，至今我完全不知他具體長相，無法道出那張臉是方是圓，更遑論上面的眉目五官；另一方面，我眼前又確確實實晃動著屬於他的非常鮮明的表情——無所謂、愛誰誰、酒足飯飽、睡眼惺松、嘻笑自若、輕鬆乃至輕佻……它們呼之欲出，觸手可及。我非常奇怪，為什麼對一個人的面目毫無概念，同時卻能清晰看見他的表情？而一再回味斂思，才終於意識到，我所見並非朱由崧本人的臉，我看見的是飄浮在空中的一幅幅面具，它們由朱明王朝某些魂魄凝聚積澱而成，環繞著朱由崧，在他臉上交替變換。

以「無臉」或面具方式演完謝幕人角色的朱由崧，其最後消失只留下一個背影——他被清軍押往北京，回到明朝這座已淪喪多日的第一首都以及他本人的出生地。這遠去的背影，就是他最後形象。從安徽被擒回南京時，人們尚能從別的角度觀察他：「弘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而離開南京以後，他永恆地保持著背影狀態，雖然此後他存活達一年以上，但從歷史敘述的文字層面，再也沒有轉過身來。誰都沒有描述過背影之後的形象，他應是在絕密的情形中，入了北京，隨後消失在高牆之後。其最後結局，錢海岳《南明史》述為：

二年五月甲子，清以弓弦勒令自盡，崩年四十。是日大風，凶問至南京，父老皆為流涕。後合葬河南孝哲皇后陵。魯王監國，上謚曰赧皇帝；及幸舟山，上廟謚曰質宗安皇帝。永曆十一年四月，改上今謚曰簡皇帝，廟號安宗。

此處的「二年」，為弘光二年（1646），非順治二年（1645），因為錢氏《南明史》堅持奉明朝正朔。二年五月甲子，換為公曆便是1646年7月1日。錢氏所述時間及情節，出處不明。我想，他必有所據，只是我在自己所閱中還沒見到。我知道的結局，有些不同：

壬戌，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為不軌，及行查，果獲魯王、荊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傳諭曰：「本朝舉兵征伐，原非無故，因萬曆年間數窘辱我國，以致憤興師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寶，不修舊怨，禮葬崇禎，追加謚號，其陣獲諸王盡加收養，乃不知感因圖報，妄有推立魯王等私匿印信，將謀不軌。朕不得已，付之於法。其未與謀者，仍與恩養。因諭爾等知之。

這是《清世祖實錄》的記載，王先謙《東華錄》也有一模一樣的文字。它們所述時間較錢著略早，為五月壬戌（十七日，公曆6月29日）。也可能壬戌日獄興，而甲子日（五月十九日）被殺，中間隔了兩天。清官方記載迴避了處死方式（用弓弦勒死），也沒有提及「福王」字樣，而以「魯王等十一人」籠統稱之。顯然，滿清雖從未承認朱由崧為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實際仍忌之甚深，以致相當鄙詐地隱去他名字，藏於「等十一人」。順治三年五月的行動，既是對前明諸王的公然的一攬子屠殺——「私匿印信」、「將謀不軌」等，不必說都是拙劣的故事——同時又是一個掩人耳目的方案。查清朝官史，沒有朱由崧何年何月死於何處的半點記載，秘密都在「等十一人」這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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