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勤虎：唐代經學

趙勤虎作品

趙勤虎，筆名荊棘環，72年生，山東單縣人，師專畢業後，一直致力於基層教育工作。自幼酷愛詩詞書畫，先後在網路文學社區發表作品數百首，並有數十首作品陸續發表於省市級文學報刊。

唐代經學

文/趙勤虎

魏晉南北朝時，經學有南北之分，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動經學向前發展。

到了隋文帝開皇九年，統一了全國。隋文帝雖然好佛道，但深知經學的重要，不斷徵集整理儒家經典，重用儒生，改革中央官制，打破門閥限制、建立科舉制度，使寒門學子有了參政入仕的機會，可以說貢獻巨大。

提到隨煬帝，大多數人僅僅會想到他是一個暴君，一個末代亡國昏君，至少在我們的中小教科書上是這樣評價的。我們不提倡讚揚暴虐的統治者，但我們卻應該承認他暴虐後面的歷史功績，隋煬帝雖是亡國之君，卻遠非劉阿斗和陳後主之輩所能相比。隋煬帝一生做了幾件大事：1、開鑿運河；2、進擊南越，佔領今天越南北部；3、開拓台灣；4、征服吐谷渾，開拓青海新疆等地；5、三征高麗，經略東北；6、完善科舉制度，經學再度出現復興之勢。有人曾評價說：「隋煬帝對不起他的人民，但對得起中國。」

可惜好景不長，隋末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許多經學師尊或遇難身亡，或逃遁荒鄙，儒經的教授傳習也由滔滔洪波轉為涓涓細流。

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之於仁義，莫若儒」。因而，武德二年即詔令國子學、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置生員傳習經傳。時為秦王的李世民出於不同的目的，於秦王府設文學館，廣引南北碩學名儒；即位之後，又精選天下文儒之士，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討政事。當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請入國子學隨名儒曉習經籍。唐朝境內習儒研經蔚為成風。

但是，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發展，經學流派眾多，儒經師尊各述己說，難能統一。這和唐太宗一統宇內，力求思想文化趨同如一的國策是相違背的；同時，唐太宗看到儒學典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 詔令中書侍郎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春秋》、《詩經》、《周易》、《禮》、《尚書》，對「五經」中訛缺的文字詳作訂正，書成後奏上。又先後下令召集當時名學碩儒重新論對，貞觀七年頒布五經《定本》於天下，令學人此後以《定本》作為傳習儒經的依據。貞觀十一年，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謀求統一，因而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會同當時著名的學者如賈公彥等人撰定《五經義訓》。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人歷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經義訓》180卷，該書後易名為《五經正義》。太宗下詔褒獎說：「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唐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考訂後的五經《定本》和《五經正義》向全國頒布，並以其作為每年全國科舉考試明經類的經典依據。

清人皮錫瑞說：「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夫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為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並認為，這是經學發展史的一大變易。今人范文瀾說：「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了東漢魏晉南北朝歷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適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業，很有助於統治階級的思想統一」，並且說：「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同樣重大的意義。」無論怎麼說，唐皇朝採取行政手段統一學術思想，不僅對唐宋科舉制的漸進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變三國兩晉南北朝經學南北異途的互相指責，為經學走向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使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對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導作用。

安史之亂後，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這時，朝廷頒行的經學範本已不為學者所重視，一些治經的學者獨闢蹊徑，對儒經重作詮釋疏證，開一代學風。最具代表性的是當時《春秋》之學大盛，名家輩出，著作繁多。

文宗太和、開成年間，研習經學再成風氣。時任宰相鄭覃奏起起居郎周遲、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很快，經文就刊刻完畢，這就是著名的「開成石經」。雖然自石經刊布之後，當時人評說紛紜，認為「蕪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唐朝以國家的力量刊布石經，這不僅有利於學人研習經典，而且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為此後經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能。

總之，唐代經學經過唐初義疏的規範化，到唐中葉以啖助為代表的《春秋》之學興盛、開成石經的刊布，使經學的發展更進一步。此後，經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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